| 叶圣陶：现代教材建设奠基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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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正 王旭婷 叶圣陶小档案 叶圣陶（1894—1988）中国近现代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名绍钧，江苏苏州人。早年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五四运动前参加“新潮社”，1921年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1931年起任开明书店编辑，主编《中学生》杂志，并编辑大量受青少年喜爱的图书和课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教育部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早年尝试进行教宵改革，主张基础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公民。晚年多次指出，国家实现现代化，根本在教育，而教育的根本在小学；小学教师的辛勤劳动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并多次发出尊师重教的呼吁。对汉语语言规范化、中小学语言教学科学化、系统化和教材建设，有独到见解和贡献。著作达千余万字，辑为《叶圣陶集》。 叶圣陶是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家、文学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现代教育的一代宗师，对我国现代教材改革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有长达70余年的中小学教材编辑生涯，在长期的教材编辑工作中，叶圣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小学教材编辑思想，给我们的教育出版工作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继承叶圣陶的教育遗产，缅怀叶圣陶在我国教材编辑出版事业上的丰功伟绩，探讨叶圣陶的教材编辑思想，对当前的教材改革实践和教材编辑理论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叶圣陶1911年冬毕业于苏州公立中学多1912年2月，任苏州言子庙小学教员，开始了教育生涯。自从走上讲坛，叶老即开始探索教育的革新，终生不懈，他的教育实践的一个主要方面是从事教材建设。本世纪初，我国废科举办学堂，大多数科目的教材借自欧美和日本，只有国文一科沿袭老例。叶老了解到这种情况，遂开始编写国文教材。他的国文教材，是从革新着眼的。叶老的新教材问世，使语文教育面目一新。据已有的资料来看，从1932年的初级小学《开明国语课本》到1948年的《文言读本》，叶老自编或参与编写了十多套国文教材。其中有的教材，如《国文百八课》（同夏丐尊合编），编排体系、课文选取、教学指导诸方面都达到完善的程度，堪称语文教材的经典，至今仍有很大影响。 1949年建国以后，叶老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社长，他一方面肩负全国教育改革的主要任务，一方面仍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中小学教材的改革和建设。叶老的领导是具体的，不限于制定方针和原则，而且深入到一字一句之中。“文革”前17年间，人教社出版的一代又一代各种教材，那初稿集合起来真要“汗牛充栋”，其中绝大部分是经叶老亲自审阅和修改的，语文教材更是一字一句一个标点都凝结着叶老的心血。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教育部召开教材会议，编写各种新教材，这时叶老年事已高。不再担任人教社领导工作。但仍十分关心新教材的编写，并给予热情指导。人教社编写语文课文，一些重大问题经常向叶老请教，一些新选时课文总要请叶老审阅。叶老有问必答，而且说得详细具体，循循善诱。叶老领导教材的编写，始终是从革新着眼的，他总是充分肯定教材建设的成绩，又总是引导编辑看到不足，不懈地走革新的路子。 课文是中小学语文课本的主干部分，决定着课本的质量和面貌，叶老首先关注的是选文，他说：“我尝谓选文必不宜如我苏人所谓‘拾在篮里就是菜’，选文之际，眼光宜有异于随便沏览，必反复吟诵，潜心领会，文质兼顾，毫不含糊。其拟以入选者，应为心焉好之，确认堪的示学生之文篇。苟编者并不好之，其何能令教师好之而乐教之，学生好之而乐诵之？”“欲一册之中无篇不精，咸为学生营养之资也”。叶老还指出，有些选文，为适应教育的需要，不免要作文字加工，以期文质兼美。他说，“加工之事，良非易为”既要深味作者的旨意，就其所短者而加工，又要“适应其风裁，不宜出己之风裁”。 这里，叶老对语文教材的选文提出了严格要求，他提出选取的课文要教师乐教，学生乐读，要做到这一点，选者必须先“心焉好之”。在历次制定的教学大纲中都列出选取标准若干条，而“乐”字（包括“好’字），乃是选取标准的第一要义，却常常被选取者忽略。文质兼美的文章，由于主题性质，程度深浅、行文特点的不同，并非都是乐编、乐教、乐学的，如果学生不感兴趣，文章再好也收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他还指出选文要“一册之中无篇不精”，篇篇都含有高营养成份。这是对教材很高的要求，而理想的好课本，是不应该有毫发之憾的。 叶圣陶对文字加工的见解是也分重要和精当。在指导编写过程中，老是主张严格的实践者，人教社编写的语文教材的读文，每篇文章都经过编辑人员推荐和集体讨论，再由室主任审定，最终送叶老审定，十篇能肯定五篇就不错了，肯定下来的文章，送回来时总是贴着小小的纸条，上面是叶老写下的修改意见，字体工整，连一个标点也不马虎。有些课文需要动“大手术”，如由编辑人员起稿的《牛郎织女》、《孟姜女》以及译文《最后一课》，都是由叶老召开修改会，由有关人员共同商定，修改一篇文章要好几天。以《最后一课》为例，参加修改的有语文室的几位负责人和这册书的责任编辑，还有两位语言专家，一位精通法文，一位精通普通话。读过一遍课文后，先请精通法文的编辑对照原文，品评文句是否准确，再由大家推敲，对文句进行修改。经过调整的句子还要请精通普通话的编辑品评是否附合科学语言规范和习惯。这样通过“三关”，最后由叶老裁定。气氛和谐而热烈，这样的修改，不仅有效地提高了文章的表达质量，而且参加者都深深受益。 关于课文的选取，叶老认为“绝不宜问其文出自何人，流行何若，而唯以文质兼美为准”。这一点，叶老的实践也是楷模，在入选的课文中，诸如朱德、郭沫若的诗文都曾进行修改。郭老的《天上的市街》，课本中改为《天上的街市》。1978年，编写新教材时，人教社拟选取当时颇为流行的郭老的《水调歌头（大快心事）》为课文，送叶老审阅，叶老在复信中指出，其中有六句平仄不合词律，认为不宜选用，使人教社避免了一次只看名人和流行情况、未能坚持“文质兼美”标准的失误。 其次，叶老对语文教材的注解和练习也表述了十分重要的意见，他说：“我以为作注之事略同于语文教学。吾侪虽优案命笔干编辑室，而意想之中必有一班学生存焉。凡教课之际宜令学生明晓者，注之务期简要明确。……学生所不易明晓者，必巧譬善喻，深入浅出，注而明之。”“语文课令学生学习若干文篇，无非举一隅耳，意盖期学生能以三隅反，……欲臻此境，而我人亦与有责焉。”他又说，练习题要就本课文的内容与形式，抉其至关重要的基本点，俾学生思考之，辨朽之，熟谙之，练习之。“宜通一册之诸课而为安排，宜通六册之诸册而为安排，始可面面俱到，无遗无漏。吾人尚少措意，今后所宜致力也。” 从上面引录的文字可以看出，叶老对于注解练习的见解有三个要点。一是要从教学的实际出发，为师生着想；二是要着眼于启发学生的思辨，俾学生能举一反三；三是要从全局着眼，统筹安排。远在三十多年前就提出这些见解，不能不叹服叶老的远见卓识。 叶老的教材编辑思想，看似平易，实则精深，是深入浅出的典范。它既深深植根于我国语文教育传统，又吸收了西方教青的积极因素，既集中了他在教育实践中的切身经验，又渗透了他在文学方面的深厚涵养，它代表着当代中国教材编辑思想的高峰，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对今天语文教材的编写，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近年来，我国教材建设按照“在统一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现多样化”的方针，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新局面，多套语文教材各具特色。但是，在整体构思、选材、注解、练习诸方面还有许多不足，还有待以叶老的教材编辑思想的指导，进一步革新和改进。 叶老的教育思想以及教材编辑思想的基本点在千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要求学生借教材为例能举一反三，要求学生思索、辩析、熟谙等等，都鲜明地体现了叶老的这个思想。十多年前，叶老为了消除应试教育的危害，曾公开向全国发表过呼吁，各级教育部门领导也不断明确指示，要改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今天，素质教育终于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叶老若在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欣然含笑的。 From:《中国青年报》20000年第12月第9版 相关链接：教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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