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书是求知的开山斧(网友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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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语文情结(连载)(16)

浙江省丽水师专松阳校区  李丹(323400)

工具书种类繁多。有综合性的工具书,有各学科乃至于各个专题性的工具书,各有各的用途。

那么,学语文或教语文,需备有哪些工具书呢?简而言之,小学生必备《新华字典》,兼备有《汉语成语词典·修订本》;初中阶段应有《现代汉语词典·2003年修订本》;师范或高中阶段再添一本《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当了教师,在你房间的书架上应有《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至少有一种。若经济窘迫,新教师无论如何亦应备有《辞海·词语分册》)。

这几本须臾不可离身的字典词典,当是最最基本的。且均属文史工具书类的字典词典。

文史工具书分为几类?一般地说,文史工具书分为12类:⑴字典;⑵辞典;⑶类书;⑷政书;⑸百科全书;⑹书目;⑺索引;⑻年鉴;⑼手册;⑽年表;⑾历表年谱;⑿图谱。其分类法,工具书专家们也各有各的门规。门规虽有小异,但大略相同。例祝鸿熹、洪湛侯主编的《文史工具书词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分为:“(一)甲编。工具书:⑴字典;⑵辞典;⑶书目;⑷类书;⑸政书;⑹索引;⑺手册;⑻年鉴;⑼年表;⑽历书;⑾图录;⑿百科全书。(二)乙编。⑴方志;⑵资料汇编;⑶传记;⑷年谱;⑸丛书;⑹总集。”限于篇幅,不予另述。

工具书对于学语文或教语文来说,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疑难,又能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在我的教学生涯中,工具书伴我备课,治学,成了我求知的开山斧。令我终生难忘的事至少有四:

第一件:师范《文选和写作》第一册和高中《语文》第六册都有一篇内容完全相同的课文:《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书目》(作者陈宏天)。我在备课时,发现这篇必教课文竟有6处舛误:①将清代大名鼎鼎的学者王鸣盛误成了“王盛鸣”;②将《中国丛书综录》误为《全国丛书综录》;③将《中国地方志综录》误为《全国地方志综录》;④将《书目答问补正》(清代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的范希曾误为“范希增”;⑤将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误为“许世英”——查《鲁迅全集》,许世瑛(1910—1972),字诗英;⑥许世瑛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国文系时,鲁迅为他开列应读文学书目。课文误说他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解放前何来“中文系”?我运用工具书查实后,撰写了一篇文章:《〈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书目〉一文订谬》,刊在镇江师专《教学与进修(语言文字版)》(季刊)1984年第4期上。刊出月许,我便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报刊资料《中学语文教学》1985年第一期上,看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已将我的这篇文章全文影印重刊。之后,我又在一些报刊上读到了一些文字,都举用我这篇文章,说“高中语文课本已经经过许多大专家审查,但怎么连知识的可靠性也靠不住?”云云。时隔7年,镇江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在出刊50期并改为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时,给我寄来了荣誉证书……

令人吃惊的是,2003年职技校(中专)《语文》课本(人民教育出版社)仍有此文,且仍存作者陈宏天1979年所写下的6大错误。编教材的人怎么能这样对待青年学生呢!课文应以正确知识泉达后学呀!

第二件:1990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与老友合著的《古文分类导读》。我撰写的专题是碑志文。在注释东汉班固的《封燕然山铭》时,我遇到了难题:此“铭”中的一些地名,例“乌桓”、“高阙”、“鸡鹿”、“涿邪”、“安候”,它指说现在何处?我查《辞海》、《辞源》等工具书,一无所获。其帮助我解决这一疑难的是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古代历史地图册编写组编的《中国古代历史地图册》、顾颉刚、章巽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我按《汉书》地名,一一地跟这三本《历史地图集》进行细核,且按比例尺计算之,终于给“译”出来了。但我仍没把握。我将由我注释的所有篇目都邮给我大学时代的老师祝鸿熹教授(博导)审正。祝老师是“辞海先生”(编纂《辞海》者之一),他对这几个地名注释全部予以肯定,但对我注释的柳宗元《唐故御史周君碣》一文,提出了异议。我告诉他,我参用了三种版本。他给我寄来长信,列出一大堆版本后再申述他认为应采用哪一版本。柳宗元文中仅7个字的原文,我们用书信讨论了近一个月。“辞海先生”啊,我请您改,您修改就是了!但他不。他一定要我查勘他所开列的版本,并要我说出我依准哪一种版本的理由。他顶真得很。从中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这就是搞学问。

第三件: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条目注释,我依据工具书及新发现的史料,给纠误了“四库全书条目”、“刘承干”、“越风”等三个条目。我的考证文字,刊在《鲁迅研究动态》(1984.2)和《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第16辑)书页中。

第四件:我教《五人墓碑记》,在研读了我能见到的学术界论文后,给梳理出一些历代未解决的难点。这些难点,正如作者张溥所写的“犹记”。我决心解开这些谜团。于是,我研读有关的正史、野史,终被我解开了。请见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学语文教学》1983年第3期全文影印的拙文《〈五人墓碑记〉献疑三则》,在此不再赘述。至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已全文影印了我的《从婚龄推测〈孔雀东南飞〉的写作年代》(《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3年第6期)《〈甘薯疏序〉小议》等7篇与众说不同的学术论文。

我的体会是:工具书是求知的开山斧!

(2003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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