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目的论简议(论坛精华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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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行 福

语文教育的目的是人们在语文教育活动前,头脑中所预期要达到的结果。目的论是人们对语文教育目的所持的其本观念和主张。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语文教育理论,在目的论上,有过许多学说。发掘和梳理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对于我们认识古代语文教育,借鉴古代语文教育理论,开创语文教育的新局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国有几千年语文教育的历史,习惯上,一般将从夏商开始到1840年这一段称为古代语文教育。但在这几千年中,夏商周三代资料缺乏,所知甚少,所以,这里只从春秋说起。再说,在1903年以前,古代尚未有单独的语文这一学科。语文教育包括在教育当中。因为古时的教育是“一揽子教育”。

语文教育的历史中,在目的论上,曾经众说分纭,各有己见。但概括起来,主要有“明伦”说、“成人”说、“入仕”说等。以下分别进行简要评议。

                             一、“明伦”说

  

 “诗书教化,所以明人伦也。”这是古代儒家学者的一贯主张。“明人伦”就是使人明白、懂得人伦道德。哪些人伦道德呢?孟子认为,所谓人伦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①即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伦”。就是说,语文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人懂得这“五伦”,“五伦”之外,别无它求。孟子认为:“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②在孟子看来,语文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向每一个受教育者灌输“亲”“义”“别”“序”“信”的人伦准则,使他们懂得当时最基本的人伦道德规范,并自觉遵守,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王守仁也认为:“夫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③也把“明人伦”当作语文教育的唯一目的。而且,他还进一步认为:“明伦之外无学,外此而学者,谓之异端;非此而论者,谓之邪说;假此而行者,谓之霸术;饰此而言者,谓之文辞;背此而行者,谓之功利之徒,乱世之政。”④在王守仁看来,语文教育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明人伦”,除此之外,都是异端邪说。因为其它目的都是功利性的,而功利性的目的,简直就是洪水猛兽、“乱世之政”。在他的思想中,只有“人伦”才是立身之术,语言能力的培养则是“末”。

“明人伦”是极其狭隘的语文教育目的论。如果语文的教与学的实践,只向着这一目标迈进,就混淆了语文教育与伦理道德教育的界限,语文课就没有自身的立足点,语文课就成为伦理道德课。以“明人伦”的目的来规定语文教育,使语文教育背离了其自身的真正价值——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甚至可以说,与语文能力的培养南辕北辙。

“明人伦”说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视伦理道德的价值观在语文教育上的反映。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人的一切社会关系都以家族为中心,人与人的关系亦由家族关系扩大而成。

“五伦”当中,虽然君臣、朋友不是家庭成员和婚姻关系,但却是家庭的放大。君主是国家这个大家庭的家长,朋友自然就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所以,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处在这样一个无所不在的人伦关系网中。一个人,要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立身处世,就必须掌握一整套人伦准则,否则,便寸步难行。所以,在语文教育中突出“明人伦”,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二、“成人”说

今天,在教育理论界,将教育定位于“成人”之上,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人的全面和谐的发展,已成为基本的共识。这里的人是立足我们现时代的理解,是在人的全面而丰富的需求与发展意义上的理解。

我国古代关于语文教育目的,也有“成人”之说,立足于“人”的成长。荀子就认为:“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⑥语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士”和“圣人”。“士”是为学的最低要求。“圣人”是最高目标,中间成此则是“君子”。在荀子看来,“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率也;虽不能遍美善,必有处也;是政知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其所谓;性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故富贵不足以益也,贫贱不足以损也。如此,则可谓士矣。”⑦

“圣人”就是有至高无上的思想境界、能认识掌握宇宙万物的规律、能做到“以类行杂,以一行万”的人。君子则指品德高尚、有学问的人。对于一般人而言,只能达到“士”或“君子”的境界,只有少数人才有成为“圣人”的可能。这就是荀子在语文教育目的上的层次论——“士”、“君子”、“圣人”,他又叫做“俗儒”、“雅儒”和“大儒”。但不论是士、君子、圣人,或者俗儒、雅儒、大儒,其层次并非固定不变,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他说:“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⑧“肯”与“不肯”全在于自己的主观愿望、意志、努力,积极进取,发奋有为,小人可以为君子;意志消沉,甘于落后,君子也会变成小人。

张载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说:“学者,学所以为人也。”他说的“人”,一指贤人,一指圣人。作为“贤人”或“圣人”都是指在知识和道德修养方面高于常人的人。而成为“圣人”是最高目标,一个人,只要主观努力,完全可以达到。程颐也认为:“君子之学,必胜于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也后已者,皆自弃也。”他认为人性本善,“圣人可学而至”,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并鼓励求学者,成为“圣人”才可以“已”,否则,便不能罢休。“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任何松懈或麻痹,都与成圣无缘。同时,也意味着任何不以成“圣”为目的的语文教学实践,都背离了成圣的宗旨。程颐所谓的“圣人”是能存天理者,这里的天理,就是指封建宗法之理。显然,程颐所要培养的人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宋代大儒朱熹更是把圣贤作为最终目的。他认为凡人必须以圣贤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理由是“圣贤禀性与常人同”,既然一同,又“要得不已圣贤为己任?”

在封建社会,人的最高标准是什么?是贤人、君子、圣人,他们是普通人的楷模。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智者们,在对“人”的理解与定义上,有一种共同的倾向:从道德的角度去解释与规范人。在他们心目中,高大完美之人,是在道德品质上有着高尚风范、为人表率、为人楷模之人,其次才是有学问之人。由于他们在人的 理解上的片面性,他们所设计的语文教育,便理所当然地以“君子”“贤人”“圣人”为培养目标。按照美国道德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的说法,这是典型的美德教育。

                           三、“入仕”说

对“入仕”说,拥有“专利”的是孔子。孔子作为我国古代第一大教育家,认为教育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学,其旨在修己,提高自身修养;一是入仕,其旨在治人。对于后者,孔子认为:“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孔子的这一思想,被人发挥到了极致,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它最生动的注脚。

在孔子所处的时代,由于士主要是由庶民上升的,而他们的祖先没有或很少留下物质财富或可以世袭的官位,所以他们要跻进上层社会,只有一条路——求学,靠掌握知识,拥有学问。这是孔子“入仕”说的社会背景。

孔子不只是在理论上提出了“入仕”说,他还身体力行,极力付诸实践。他的学生中,从政者为数不止一人,象  有、季路、,都是从政者,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

由孔子所首创的“入仕”说,被他的后继者发扬光大,对中国的语文教育有着巨大的影响:第一,自隋唐以后,在语文教育实践中起着支配作用,直到科举制度被废止。它使许多读书人皓首穷经,对跻上仕途梦寐以求。第二,读书做官论深入人心。由于有思想上的倡导,实践上的强化,在全社会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读书的目的只在于做官。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好,成为古代读书人的共同信念。第三,使语文教育成了手段。由于学好语文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中榜后可以做官。久而久之,语文学习就成为读书人做官“入仕”的手段和敲门砖,语文教学的路越走越窄。当然,这是孔子所始料未及的。

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目的论学说,还有“为道”说、“化民成俗”说等等,对于这些学说,只要将其置于当时的社会中,就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是个泛道德主义的社会,道德成为衡量一切事物或人的行为的准则,并渗透于人生命、生活的一切领域,自然,在语文教育目的上,烙印也就十分深刻。

注释:

① ②《孟子·腾文公上》

③④ 《万松书院记》

⑤ 《报崔秀才论为文书》,《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74年版。

⑥ 《荀子·劝学》。

⑦ 《荀子·哀公》。

⑧ 《荀子·性恶》。

⑨ 《张子语录中》。

⑩ 《盅书》25卷。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丰县付坊中学

邮    编:344506

E-mail: nfhuangxingfu@sohu.com

————《教育专题研究》97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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