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福》三题(网友来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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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长安县第一中学 李振民 祥林嫂悲剧 和别里科夫悲剧之比较 鲁迅先生的《祝福》和契诃夫《装在套子里的人》有不少相似之处：主题相似，都在控诉腐朽、没落势力的罪恶。虽然各自的背景不同，祥林嫂是处在封建礼教盛行、封建势力强大的社会背景中；别里科夫则处在沙皇专制统治行将灭亡的形势下。人物的命运相似，生活偶然事件，成全了主人公悲剧的社会性、必然性。虽然各自的表现形式不同，祥林嫂是因为思想的愚昧、麻木，尽管有些“疑惑”，但毕竟还是糊涂地“老了”，“老”得可怜、可悲、可气。别里科夫的根源则在其腐朽、反动的本质，死心塌地为沙皇效命，甘愿为其殉葬，是死有余辜。可恨、可恨、太可恨。 还有人物性格里的固执，以及人物与其环境的关系，连同人物“死难”的遗憾与悲凉，都互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映衬与对比。 两个人物性格里有着极相似的固执，这种“陨身不恤”的固执，是其悲剧的主要内在因素。然而，两位大师对各自笔下人物所倾注的感情大不相同，因而小说人物的社会观念也各不相同。鲁迅先生对祥林嫂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表现在祥林嫂的性格中，就是她对封建礼教有“疑惑”，但不清醒，对封建势力有反抗，但方式很愚昧。契诃夫对别里科夫则只有痛恨，表现在其性格中，就是抵触、反对、毁灭世间一切自然美好的事物，包括他的爱情、婚姻，乃至生命。正是由于作者对人物倾注的感情不同，才产生了这种人物思想的差异，也就有了人物在社会环境中的典型的自我表现。别里科夫，一个被反动势力压垮，而后屈从于反动势力，进而又为反动势力效命，最终为反动势力殉葬的“汉奸”式的人物，心甘情愿地为沙皇殉葬。而祥林嫂则心不甘、情不愿地被宰割了作为“祝福”的“牺牲”品。 祥林嫂总是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希望逃离婆婆的虐待；希望不被人嘲笑、指责；希望她的阿毛依然能在她的身边，还有她的贺老六；即使在她觉得活着实在没有希望的情形下，还希望能死得安然，希望“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然而，冷酷的现实，罪恶的封建礼教，总在一次又一次残忍地剥夺她的缩之又缩的可怜的希望，剥夺了她生的希望，也剥夺了她死的希望。 生活给了别里科夫许许多多的希望。他有知识、有职业。他的生活本来很有希望。他本可以有友好的邻居，可以有热情的同事，可以有一个很“招人喜欢”的妻子，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可以有自己的事业，甚至会有所成就。但他却总是不敢面对，分明觉得“她是一个待他诚恳而亲热的女人”，甚至在校长命名日的宴会上“挨着她坐下，甜滋滋地微笑着说‘小俄罗斯的语言那么柔和清脆，使人联想到古希腊语言’”，却不敢面对一张画着他“臂弯里挽着华连卡”的漫画，本来就是“恋爱中的anthrpos”，他却“认为我有责任向您保证我跟这事没有一点关系”，本来因为斋戒而很想吃肉，他却吃“用奶油煎出来的鲈鱼，这固然不能说是素食，然而也不能说是荤菜。”“女仆他是不用的，因为担心别人会对他有坏想法。”为了标榜“我的举动素来在各方面都称得起是正人君子”，他总是回避、拒绝生活恩赐给他的所有希望，对一切总是很失望，对太太们的家庭戏剧晚会失望，对教士们的吃荤、打牌失望，对人们的大声说话、写信、交朋友、看书、周济穷人、教人念书写字失望，对年青教师和小姐骑自行车失望，对年青小伙穿绣花衬衫出门失望，对“城里开了一个戏剧俱乐部，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失望。 祥林嫂和别里科夫，都跟自己的环境格格不入。祥林嫂尊重她身边的每一个人，但所有的人都歧视她。鲁镇所有的人都“烦厌和唾弃”她，就连叫她的“音调”和对她的“笑容”都“冷冷的”。柳妈“不耐烦”她讲阿毛的故事，责备她“怎么后来竟依了”贺老六。“四叔”干脆骂她“是一个谬种”，不该在“天地圣众歆享”“牲醴和香烟”的时候死去。别里科夫从来都不尊重别人的感情、意志，但却要求所有的人尊重他。他的口头禅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他却总是给大家闹出这样或那样的乱子。就因为柯瓦连科“穿着绣花衬衫出门”，“在大街上拿着书本走来走去”，“又骑什么自行车”，他就把柯瓦连科家那“又高又陡 ”的楼梯，“闹”得“乒乒乓乓”的。他认为，“既然政府还没有发出通告，允许做这种事，那就做不得。”可“政府”并没有“允许”他穿“雨鞋”带“雨伞”，他怎么就可以做这种“不合时宜”的事呢？政府还没有“发出通告”，“允许”他死，他怎么就死了呢？ 祥林嫂衔冤而死，死得慌恐不安，别里科夫抱恨而亡，却亡得坦然。祥林嫂临死前，似有所感悟。“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但这种“疑惑”又是不明确的，“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希望“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又怕因为“那两个死鬼的男人”，“阎罗王”要把她“锯开来，分给他们”。应该说，这既是一种“疑惑”，更是一种慌恐。其实，她希望的是洗清自己的冤情，洗清她“败坏风俗”“不干不净”的坏名声，但既然有阿毛作证，她和贺老六之间的“不干不净”恐怕永远也洗不清了。她怎么能不慌恐呢。而别里科夫则因为“生平第一回听到别人对他说这么不客气的话”，他还没来得急“报告校长”，还有那么多“违背法令、脱离常规、不合规矩”，“虽然看来跟他毫不相干，却惹得他闷闷不乐”、“唉声叹气”、“垂头丧气”、乃至叫他“战战兢兢”、“心神不定地搓手，打哆嗦”、“使得他满心害怕和憎恶”，而且“认为我有责任”应该“摆平”的事，还没有“摆平”，加之婚姻的苦恼，这一回，全不用费心了，你看，“他躺在棺材里，神情愉快、甚至高兴”，能说他死得不坦然吗。 虽然，一个死得慌然，一个死得坦然，虽然，一个沉冤难雪，一个饮恨不恤，虽然，一个死得沉重不堪，一个死得痛快淋漓，但都死得一文不值。祥林嫂死了，“四叔”家正好“祝福”，沉浸在“繁响的拥抱中”，沉浸在“天地圣众”既然“歆享了牲醴和香烟”的甘畅，自当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的憧憬中，“天地圣众”也正“蹒跚”在“牲醴和香烟”的沉醉里，连“我”的“疑虑”也“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谁还记得有个什么沉冤未雪的祥林嫂。别里科夫轰轰烈烈地去了，城里的“戏剧俱乐部”、“阅览室”、“茶馆”越来越多了，穿绣花衬衫的小伙子更时髦了，骑自行车小姐的笑声更爽朗了。他的死，并没有力挽沙皇统治覆灭的狂澜，白白失去了友好的邻居、热情的同事，以及“招人喜欢”的女朋友，还有形影不离的“雨鞋”、“雨伞”和“棉大衣”。 虽然“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但我们“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因为我们知道过不了一个礼拜，生活又会“恢复旧样子”，“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许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契诃夫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这斗争的艰巨性和持久性。而鲁迅先生则是通过环境的描写，气氛的渲染暗示了封建势力的猖獗与人们的愚昧、麻木，更能给读者以沉重、压抑之感，从而激起人们对封建礼教的痛恨与反抗。 虽然《祝福》与《装在套子里的人》有诸多相似的地方，但毕竟是两篇各具特色的作品。即便说鲁迅先生模仿了契诃夫，我们也不得不赞叹其模仿得高，模仿得绝。高就高在有所超越，绝就绝在“超越”出了一种自己的风格。无论环境的描写、人物的刻划还是情节的安排，《祝福》都超越了《装在套子里的人》的坦率、直接与锋芒毕露，而表现出一种更深沉、更稳健、更发人深思，更富意境、更富文学性的风格。 祥林嫂形象之我见 说“祥林嫂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这是很准确的，恰到好处的。但如果进一步说：“她勤劳、善良、质朴、顽强”○1，就未免有“画蛇添脚”之嫌。祥林嫂干活是很勤快，可单凭勤快就能说祥林嫂勤劳吗？倘在卫家山、在贺家墺，或者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勤快就是勤劳。但在“鲁镇”，在“四叔”家，却只能说她勤快，而不可以说她勤劳。这两个词不仅有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而且勤劳是褒义词，而勤快是个中性词。试问为自己的敌人卖力地做工（尽管为了糊口），那也叫勤劳吗？另外，小说的什么地方表现其善良的，而一个老是饿得“脸色青黄”的人，她豪华得起来么？只有顽强，从头至尾似乎都有所表现，连同“勤快”一起，控诉着封建礼教的罪恶。但祥林嫂“顽强”出来的味儿，也不是一般意义上值得褒奖的一种美德。由于思想的愚昧，她“顽强”出来的是一种让人可怜又可气的味儿，毫无可敬、可叹、可歌可泣的品位，只能算是一种耐性。 其实，祥林嫂善不善良，质不质朴，勤劳、顽强与否，都不重要，都左右不了她被吞噬的命运。 其实，祥林嫂就是旧中国的一个农村劳动妇女，有所有旧中国劳动人民的优秀传统，也有所有旧中国劳动人民的愚昧与不觉醒。在小说中，作者要重点反映的就是这种“愚昧与不觉醒”。因为这种“愚昧与不觉醒”正是封建礼教赖以存活、滋生、为害天下的土壤。作为涉世不深的祥林嫂，作为离家出逃、无处安身的祥林嫂，把“四叔”家权作临时的避风港是无可非议的，但不料祥林嫂竟安泰地过起了日子，居然把寄人篱下当作自己的归宿，而自我“满足”，就连“口角边”也“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这虽反衬出婆婆的虐待之深，但她的愚昧也可见一斑。这里实际上就种下了她愚昧的种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果然，婆婆叫人把她劫了回去，逼她改嫁（可她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避风港”并不能替她遮风挡雨）。这一回，祥林嫂的表现还要愚昧。表面上她是在反抗，反抗婆婆的蛮横，反抗婆婆的专制，但她并不是反抗婆婆的剥夺她的人身自由，而是反抗婆婆的逼她改嫁，反抗婆婆逼她作一个不“贞节”的女人。其实，她的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也许就是改嫁到贺家墺的日子，可她居然“出格”地反抗，为了操守“贞节”，盲目的，以死来拒绝这一上天意外地恩赐给她的几日幸福。更愚昧的是，以封建迷信思想来反抗封建礼教强加给她的莫须有的罪责与痛苦——用“历来积存的工钱”“在土地庙捐了门槛”。经历了几起几落的生活磨难之后的祥林嫂，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不幸的根源，反而在封建礼教、宗教迷信的毒害中愈陷愈深，几乎成了柳妈第二。 这里，我们看不出祥林嫂善不善良，质不质朴，而所谓勤劳与顽强，也只是愚昧的勤劳与愚昧的顽强。 尤其愚昧的是，她“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墺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单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才会到村里来的。”独不知，不单贺家墺有野兽，卫家山也有野兽，鲁镇还有野兽，而且她正和野兽同处一窝。独不知，不单自然界里有野兽吃人，人类社会也有吃人的野兽。单知道为阿毛被深山里的野兽吃了而伤心自责，却不知自己正要被社会里的人兽吃掉。 至此，祥林嫂的性格矛盾发展到了高潮。在她婆婆妈妈的反复讲述里，作者不只在强调生活的不幸给她的沉重打击，因为生活的不幸是偶然的，不可怨天忧人的。而她自身的悲剧命运却是人为的必然。试想，作者如果是在表现生活的偶然性，那和小说的主题思想又有什么关系呢。就算这种生活的偶然，给了祥林嫂雪上加霜的打击，使她的精神日渐不济，权作构成悲剧的因素之一。但作者三番五次让人物讲述这个悲惨的故事，甚至不惜让他人接二连三地用这个故事奚落祥林嫂，你以为作者心里就坦然么？作者虽然“怒其不争”，但毕竟还是“哀其不幸”的。这不仅是要把人物推到孤寂无助的绝境，成全人物的悲剧命运，更主要的是在强调这种悲剧不是生活的偶然，而是社会的必然。 《故乡》里有个“杨二嫂”，《明天》里有个“单四嫂”，为什么《祝福》里的不是“卫家嫂子”呢，或者再到鲁镇的时候，该叫她“贺六嫂”，而作者偏叫她“祥林嫂”。其实，这些称呼都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反映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歧视。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可见其社会地位的卑微。“祥林嫂”这称呼，并不是说这位女士的名字叫“祥林”，而是说她家先生叫“祥林”，加上个“嫂”字就算是她的称谓了。许慎曰“祥，福也。”如果我们把“祥”附会成一个会意字，那“祥”就不过是祭祀的羔羊，或者说是祭祀的牺牲品。这么说来，祥林嫂在祝福的爆竹声里寂然死去，也就不是生活的偶然，而是作者匠心独运的必然。“林”，则暗示了这种悲剧的普遍性。 祥林嫂的悲剧，不只和“我”有关，和柳妈有关，和她的婆婆有关，和“四叔”“四婶”有关，和鲁镇的所有人有关，更和她自己有关，和她的愚昧与不觉醒有关。这就是造成其悲剧的社会根源。这就是祥林嫂悲剧的社会意义。 鲁四老爷是知识分子吗 说“鲁四老爷是当时农村中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很中肯的。但如果进一步说他“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2就未免荒唐。或许“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蒙蔽了某些人的思想。其实这里的“讲理学”，根本就不是“教授理学”的意思，而是“讲究”、“信奉”“理学”。我们来看看他的书房。美其名曰“书房”，其实很像是堆放杂物的破屋子。一个“寿”字，还是拓本；一幅对联，却“脱落”了一边；仅有的三本书，只有一本是做学问的，可惜还是“未必完全”的“一堆”。这难道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书房吗？这样的“书房”的主人能是一个“讲”“学”的“先生”吗？恐怕这位“先生”连“理学”是什么都不知道。可见，“四叔”的“监生”，不是祖上的“阴德”修来的，就是鲁家的银子捐来的。总之，是徒有虚名的，正像徒有虚名的书房一样，只不过扎扎势而已。 且不说书房够不够“派”，藏书是不是汗牛充栋，单看四叔的肚子里喝有几多墨汁儿。 面对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卫老婆子，“四叔”张口结舌，有理难辩。为了挽回“监生”的面子，维护“监生”的尊严，“四叔”装模作样而又结结巴巴地挤出了四个字：“可恶”“然而”——可谓惜墨如金。在此之前，“四叔”骂过一回祥林嫂，猜测、评价过一回祥林嫂的来历，都是在“家人”面前的表现。这回，面对卫老婆子这样一个“外人”，一个走南闯北的“人才交流”“经纪人”，“四叔”很想露一手，竭力想做到“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然而……”“可恶……”。 第一个“可恶”，是骂谁呢。是骂“绑匪”不该劫掠她或者不该上他家来劫人；还是骂卫老婆子不该把祥林嫂介绍了来，又串通他人将其劫走。都不是，他是在骂祥林嫂，骂祥林嫂不该从家里逃出来。在“四叔”看来，既然嫁到了卫家，就是卫家的人了。怎么可以随便逃走呢？成何体统！“可恶！然而……”“既然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么话可说呢。” 第二个“可恶”，显然是在骂卫老婆子，但“可恶”在哪里，“四叔”却没有讲，或者根本就讲不出，或者是没有把握讲出“监生”的水平，又或者是要做到“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缘故。乖巧的四婶赶紧出来解围，简洁明了地概括了卫婆子的“可恶”之所在：“你自己荐她来，又合伙劫她去，闹得沸反盈天的，大家看了成个什么样子？你拿我们家里开玩笑么？”然而四婶不过只是四婶，她不仅代表不了“四叔”，而且让“四叔”很没有面子，因此，他还想再说，“然而……”一开口，他却又发现自己要说的，已被太太说尽了，所以只好又打住了。但这是不一样的，仅管只是四个字的反复，毕竟满足了四叔高高在上的自我感觉。 “四叔”竭力要做出“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姿态来，然而现实总不给他面子，总惹他发火，总惹他骂人。而让他作了一个“事理”不“通达”，“心”不“和”，“气”不“平”的伪君子。这种强烈的反差，就构成了鲜明的讽刺。这正是“四叔”之所以是“四叔”的因由。“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是“四老爷”的信条，而它又出自朱熹对，《论语·季氏》的注解。季氏，本指季康子，但在兄弟排行中；“季”正好是第四，“伯、仲、叔、季”。因而“我”称他作“四叔”，鲁镇人唤他“四爷”，其实和《论语·季氏》并无实质性的联系。但从中可以看出，他尽管不是个“知识分子”，但有作“知识分子”的“美好愿望”；也正因为他不是个“知识分子”，所以才对孔孟、程朱这些历史上的大知识分子非常膜拜，从中看出他思想的迂腐、守旧。与其在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恃强凌弱、为富不仁形成强烈的对比，充分揭示了他内心的虚伪，也揭示了封建礼教的虚伪。 如果真把“四爷”当“知识分子”看，那就曲解了作者的一番苦心。 注：○1○2引自《教学参考书》，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二室编。 1999/11/17 作者邮箱： lizhenmin9@hotmail.com 相关链接：备课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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