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意识、两个单元、一个基本功——关于中学语文教学体系的思考之二(网友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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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长安县第一中学      李振民



高中语文和初中语文的区别是什么?高中语文到底讲什么?学什么?怎么讲?怎么学?中学语文教材到底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二十年的教学实践和潜心研究证明,高中语文教学重在传“道”(“进乎技矣”),“道”来自“天”,“天”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代表了现实生活。



传统的语文教学方式是即兴式的,只大致有一个由易到难的过程,而这种过程要体现在具体的教学中并不那么容易。有些文章看起来“简单”,其实作起来需要相当深厚的功底,也就是说并不那么“简单”,甚至更“难”。比如庄子里的《庖丁解牛》、苏轼的《喜雨亭记》、朱自清的《背影》、冰心的《小桔灯》等,都不只是一篇简单的文章,而是一种生活的哲学,都蕴含着深深的生活积淀。林语堂说:“平淡最纯最可爱,而最难。何以故,平淡去肤浅无味只有毫厘之差。”(《论写作的艺术》)李肇正也说:“老师们常把朴素朴实作为学生作文的最高境界。其实,学生在语言缺乏积累的情况下,这朴素和朴实很容易流为苍白和干瘪。”(《高考过后话作文》)

现代语文教学,看起来好像比古人更科学了,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革。虽然古人分作诗歌、散文来教,而现代人则分作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来讲,但通过文体分类来传授语言文学的方法是完全同一的,都没有深入到去思考生活的哲学、去深入地探讨思维机制的深处来认识中学语文教学的方向。

2000年新修订的中学语文教材,看起来似乎有了“改进”,打破了文体界限,开始强调生活的感悟,但在实际运用中究竟有多大的作用就很值得怀疑。因为形式上还是即兴式的篇章模拟,随意性、重复性、模糊性的弊端仍然很严重,甚至不得不靠舆论的炒作来提醒教师“新教材”与旧教材的不同。在实际生活中,真正能“悟道”的人本身就不多,更何况,即使“悟道”了,还不一定就能“传道”于学生。并不是中学语文教师就那么差劲、那么没有悟性,而是因为他们手里拿的是一张不具确定性的图纸,偏偏面对的又是更不具确定性的、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的思想,怎么能塑造出让工程师们满意的作品呢?虽然满社会的人都说教师是“工程师”,但人人都知道,教师只不过是一般工人(无论讲实际作用还是看社会地位),他们不能、也没有权力改变真正的工程师给他们“设计好”的图纸,否则就要冒“下课”的风险。

其实“新教材”只是口号新了、形式新了、也增添了一些“新”文章了,而实际应用并不见有新的反响。因为它还没有真正明确中学语文教学的实质,或者说它还没有把这种实质贯彻到它自己的体系中去。没有引导学生去思考生活的哲学,没有引导学生去探索思维的机制。而且对生活的强调过火得简直忘了语言文学毕竟还是要讲究一定的表现形式的。



毛泽东说:“文章是客观生活的反映”(《反对党八股》),“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曹雪芹则讲得更为形象具体、更直截了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红楼梦》)这就是说,文章来自生活,那么语文教学就应该先教会学生观察生活、感悟生活、思考生活,这就是《萌芽》所倡导的“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的 “新概念” 之生活依据,也是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之生活依据。韩愈、柳宗元是历史的铁证,而新概念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和它所发掘出来的一批新人,也是有目共睹的。

但无论“新概念”还是“古文运动”,都只是一种炒作,都没有深入到去研究生活的逻辑、生活的规律。新教材也是这样,只是提出了一种观念,而具体的操作指导还远远跟不上自身观念的更新。“古文运动”和“新概念”是一种民间活动,只能通过观念的炒作来实现自己的愿望。而新教材是一种有组织、有系统的政府行为,不应该只是喊口号作呐喊状,而应该有较为具体的系统,以指导教学、指导学习。

生活是复杂的,也是有规律的。正因为复杂,才显得丰富多彩;也正因为有规律,才呈现出一种秩序美。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两样物、两件事或者两种现象,但同类事物或现象总有某种明显或不明显的同一性。这种既丰富多彩又秩序井然的特点,是这个世界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感受生活就应该遵循这种规律。

“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一回)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认识,本质上就是“矛盾论”,而且形象地阐述了矛盾双方既相互依存、又可以互相转化的关系:“‘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个字,阳尽了就成阴,阴尽了就成阳,不是阴尽了又有个阳生出来,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在曹雪芹看来,阴阳“不过是个气”。一个“气”字,就概括了自然界的最高对称性(规律性),也概括了最多的不对称可能性(复杂性)。这里所谓“气”就是“道”、就是“理”,就是孟子的所谓“天”,就是老百姓心目中所谓的“老天”“苍天”(比如“苍天有眼”),就是这个世界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就是矛盾。

世界万物,既有特定的内在属性,又有普遍的外部联系。对其内在属性的认知,能使我们的认识细腻、深刻,对其外部联系的把握,能使我们的认识丰富、全面。比如人们都有自己的个性,而这种个性的形成、发展、演变,又和周围的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个性的认知,会让我们对这个人的认识更细腻、深刻,对其形成环境的把握能使我们的认识更丰富、全面。



生活、存在的矛盾性,决定了文章的矛盾性。但文章毕竟不是生活,不是生活的翻版,“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十一回)“添”与“减”的意图,“藏”与“露”的目的,就是为了突出事物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为了突出一种新颖独到的感受角度,使事物的个性、风格更加鲜明,对事物本质特征的把握更加准确,以求达到生活与艺术的高度融合。

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写的每一篇文章都在表达某种对生活的感受、对生活的认识,而且不只表现对目前生活的感受、认识,也表现我们所追求的生活的感受和认识,即用未来的眼光感受、认识,用生活的逻辑、人性的逻辑来感受、认识(这里其实吻合了物理学的标度对称原理)。这就是说,文章又高于生活,要指导生活。这就要求对生活有一定的取舍增删,有一定的加工创造,这种取舍增删、加工创造,不只是几种简单的创作方法,而应该是能力的体现,体现着一个人思想的深度、广度与高度。这种深度、广度与高度,有赖于对生活的感受。杨振宁教授在作《美与物理》的报告时说:“你在十岁的时候所念的诗,到二十岁时候再看,原来十岁时候没有完全看懂,你到了三十时候再看,你就了解到你二十岁的时候也还没有完全懂这个诗”,就是这个道理。但这种思想的深度、广度与高度又必须通过相应的技巧形式来表现。所以杨振宁教授接着又说:“如果要描述一个学物理的人或作物理工作的人,在了解到一个基本的结构的时候是什么感受?最好用诗人的话来描述。”李政道对杜甫诗句“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伴此身”中“细推”二字的解释评价,则正好是杨振宁这段话的有力论据。李政道说:“细”就是仔细观察,“推”就是精密推理。我们不可能找出比这两个字表达更准确、更全面的另外两个字,来说明科学研究所应该具有的精神(李政道《物理的挑战》)。再从语言文学的角度举两个例子。比如有这样一句诗,“田野上惹人神魂清幽的小调哼出乡妹子的红唇”,按照一般语序来表达这句话的意思,那就是:乡妹子的红唇,在田野上,哼出惹人神魂清幽的小调。我们会明显感到,前一句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好诗,很耐人寻味,而后一句只是大白话而已,不能激发读者的情感体验。区别就在于原诗突出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创造了一种意境氛围,能激起读者许多丰富的遐想——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循声见人。此时,孤立的人的形象之美丑已不是读者关注的焦点,所有的审美价值,全体现在田野、小调和乡妹子所融会成的皈依自然的整体审美体验之中了。而一般语序表达出来的意思,是让读者先看到一个形单影只而土里土气的乡村女孩,这个第一印象先入为主地影响了读者对整体画面的欣赏,当然就寡淡无味。再比如,同一则新闻,电视口播语言,肯定不同于报纸刊登出来的文字。报纸一般要用复杂的长句,以显示其庄重正式的风格,如“联合国安理会昨天通过了关于海湾四国联合提出的严禁以色列在占领区建立新的居民点的报告的决议。”而电视口播形式可能会是这样,“海湾四国联合提交了一项报告。报告提出,严禁以色列在占领区建立新的居民点。联合国安理会昨天通过了关于这项报告的决议。”因为读者听不到记者绘声绘色的语调,而听众又没有机会推敲播音员的语法;但读者有时间感受文字间的语法意义,而播音员也可以用他的语气、语调和节奏来感染读者。



读学生的作文,我们都有一种共同感受,我们把这种感受叫学生腔。所谓学生腔就是没有在作文里讲自己的话,而讲了与自己的年龄、身份、地位不相称的话,讲了书本里的话,讲了电影电视里的话,讲了家长、老师的话,或者十六七岁的中学生讲了六七岁的小学生的话。看到这样的文字,我们都有一种莫明的恼火,也多半莫明地发在了学生身上,但却很少有人想一想,学生又究竟错在哪里呢?其实,学生的错,就在于生吞活剥地接受了书本、家长、老师的教导。“孩子的心是最单纯直接的”,“我的小朋友的小小心灵,当然还不了解即使是油菜花和炊烟也会随着时代改变的。他们的无知并不是错误,但是,他们说了完全未增目及的现象,写了无从了解的事物,这个错误是谁造成的呢?”“我们在春天脱了大衣,换掉长裤和毛背心,却只看见角质层更新后日渐增多的皱褶;至于心灵,有谁能从一口井里看到明晰、真实的自己呢?我们看到的只是世俗的秩序在那里结茧,而蛹,常常是窒息的!”台湾作家季季(原名李瑞月),用她的散文(《油菜花和炊烟》)给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传统的教学体制、教学体系以及根深蒂固的秩序观念,正在结茧,正在窒息下一代的单纯的心。她警醒我们,自然是纯朴而伟大的,孩子亦是纯朴而伟大的,不要给他们涂抹绿色的油菜花,强加不谐和的四起的炊烟。而有些人往往只看到一个结局(角质层更新后日渐增多的皱褶),就武断地下结论,什么“误尽苍生是语文”,好像天塌下来了一角,是因为语文老师的脊梁不够硬(都是软骨头),没有顶撞上天的气魄似的。

面对生活中的同一现象,不同的人往往会有不同的感受,就像“两个人喝水:都喝了半杯水,一位说:‘我已经喝了半杯。’另一位说:‘我还有半杯水没有喝。’”因为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往往是各趋所需的。“对于有些人来说,上帝死了,人有了更多的责任。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上帝死了,人就不再承担任何责任”。“圣者和流氓都看破了钱财,但前者首先看破了自己的钱财,我的就是大家的。”所以孟轲说,人性是善的。“而后者首先看破了别人的钱财,大家的就是我的。”(韩少功《夜行者梦语》)所以荀子说,人性是恶的。

对于“三·一八惨案”,鲁迅先生写了《记念刘和珍君》,林语堂写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周作人写了《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面对死者,周作人感受到的是美好生命逝去的惋惜,他说:“凡青年夭折无不是可惜的,不过这回特别的可惜,因为病死还是天行,而现在的戕害乃是人功。人功的毁坏青春并不一定是最可叹惜,只要是主者愿意抛弃,而且去用以求得更大的东西,无论是恋爱或是自由。我前几天在茶话《心中》里说:‘中国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舍其生命,而又随时随地被夺其生命而无所爱惜。’这回的数十青年,以有用可贵的生命不自主地被毁于无聊的请愿里,这是我所觉得太可惜的事。”应该说,把学生的爱国行动视为“无聊的请愿”,是狭隘的,而当局者竟会开枪射杀学生,是任何人也想不到的,包括“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鲁迅,可见学生们并不是“随时随地被夺其生命而无所爱惜”,实在是当局者过于凶残。然而周作人并没有“诬蔑”学生的意思,只是说应该珍惜生命。当他看见“她们两位并排睡着,不禁觉得十分可哀,好象是看见自己的妹子——不,我的妹子如活着已是四十岁了,好象是我的现在的两个女儿的姊姊死了似的,虽然她们没有真的姊姊。当封棺的时候,在女同学出声哭泣之中,我陡然觉得空气非常沉重,使大家呼吸有点困难,我见教职员中有须发斑白的人此时也有老泪要流下来,虽然他的下颔骨乱动地想忍他住也不可能了。”作者的重点不在烈士死难的意义,也不强调人们的哀悼,而着重渲染生命的可爱,象妹妹,象女儿;以及对生命失去的无限叹惋。虽然在“爱国者”看来,不免有冷酷的嫌疑,但转念一想,“死了到也罢了”,“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惊耳,弹雨淋头。”而且“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至此,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确“是极缺少热狂的人,但同时也颇缺少冷静”。

鲁迅和林语堂感受的,虽然都是烈士死难的意义,但各自的感受角度又有所不同。

林语堂出于爱,因为“刘女士是我最熟识而最佩服嘉许的学生之一”,“她的为人之和顺,及对于校事之关心,是全校同学异口同声所称赞的。”“上回女师大被章刘摧残,所以能坚持抵抗,百折不馁而有今日者,实一大部分是刘女士之功,可称为全校革命之领袖。”“女师大之所以能有奋斗到底的成绩,是因为有这种人才。”然而“计前后不过三数小时”,她居然“已经弃我们而长逝了”,“闭目一想,声影尤存,早晨她热心国事的神情犹可涌现吾想象间”。“她们的死于我们虽然不甘心”,但“是死于与亡国官僚瘟国大夫奋斗之下”,“总是死的光荣,因此觉得她们虽然死的可惜,却也死的可爱。”

鲁迅出于恨。他认为,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无花的蔷薇之二》),“当三个女子从容地展转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当她们在“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中倒下去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杀人者”“居然昂起头来”,把她们的生命送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送给“无恶意的闲人”作“饭后的谈资”,可悲呵,可悲!“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括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使,洗成菲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

由于三位的思想修养不同,人生观、世界观各异,所以感受的层次也有区别。周作人认为,生命是美丽可爱的,也是脆弱短暂的,所以我们要珍惜生命。林语堂虽然也认为应该珍惜生命,因为生命是美丽可爱的,但他更看重生命的意义,更看重生命的顽强与永恒。鲁迅先生虽然也看重生命的意义,但他更痛恨戕害这美丽可爱生命的杀人者,制造“流言”的“有恶意的闲人”,以及传播流言的“无恶意的闲人”。也许你觉得周作人幼稚乃至冷血,但你却不得不认同他的明达;也许你觉得鲁迅正义而疾恶如仇,但人心唯危又有些言过其实;也许你觉得林语堂义正辞严,但似乎又有些折中公允的中庸。不管你如何看待作者本人,但他们的作品都压抑不住地充溢着超常的智慧力量和人格力量,这就是作品的生命力之所在。这种超常的智慧力量和人格力量,是长期的生活积淀所形成的,而不是拿起铅笔和作图仪想画就能画出来的。中学语文教学的第一位的任务就在克服人类与生俱来的某些弱点,就在协助家长协助社会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人生观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学语文教师确实应该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在引导学生形成强有力的健康、独特的智慧力量和人格力量。

为什么我们的学生一写就是父亲、母亲,一写就是老师、同学,一写就是私我的小圈子,总是囿于自我而不能自拔,缺乏对生活的思考对人生的思考,只会讲一些不疼不痒的故事,这既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决定的,也跟社会、学校、家长对孩子的引导有极大的关系。没有特意去训练学生的智慧力量和人格力量,甚至蒙蔽、误导、愚弄学生……



面对生活中的同一现象,不同的人虽然有不同的感触,但即便是面对生活中的不同现象,我们却往往会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思维方式,比如比喻、象征、借代、通感等修辞,就是把对不同事物的感受联系起来的一种思维。比如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全文分为七节,而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也分了七节,韩少功的《夜行者梦语》又分了七节。不知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思维规律的必然,但坦白地讲,鄙人的这篇拙作的构思,确乎是模仿他们三位的。

1.个人情感

2.民族情感

3.刘和珍印象记

4.反动派罪行录

5.揭露事实

6.总结教训

7.历史意义

1.感受古园

2.感受母爱

3.感悟永恒

4.解读永恒

5.再解永恒

6.三解永恒

7.价值永恒

1.人类的某些弱点与生俱来

2.人类既是圣者又是流氓

3.哲学是现实的哲学

4.现实是哲学的现实

5.生存是永恒的哲学命题

6.永恒是生存的哲学命题

7.现实需要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哲学来照耀(“上帝说,要有光。”)

《记念刘和珍君》的第一节是从个人情感的角度来感受的,第二节是从民族情感的角度来感受的;第三四两节,承第一节个人情感的角度,而五六两节承第二节民族情感的角度;第七节则把这两个方面的情感融合在一起来感受。一二两节是“起”,引出话题,总写无论从“小我”还是“大我”的角度讲,都“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三四两节是“承”,从“小我”的角度进一步感受评价刘和珍等烈士,揭露控诉反动派的罪行。五六两节是“转”,从“大我”的角度,更为冷静客观地感受三·一八惨案真相,以及烈士死难的现实意义。第七节是“合”,把个人情感和民族情感融合在一起,谴责反动派犯下的历史罪行,总结死难烈士无可否认的历史意义。

《我与地坛》一二两节是“起”,引出话题,作者从古园和母爱里感受到的第一个启示: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我们的一生就是为了这个节日的更加辉煌。三四两节是“承”,写从古园、母爱里感受到的永恒,庄严神圣得想也不敢想梦也不敢梦的永恒。永恒是一长一短的钟表指针,是指针走出的生活,是生活塑造的永恒。五六两节是“转”,写永恒就是承当人世的苦难。因为人世的苦难总得有人来承当,承当人世的苦难才是永恒。热爱生活的人都不只是为自己活着,懂得生活的人都不只是为欲望活着;不在乎生活的人都生活得乏味无聊,太在乎生活的人都生活得狼狈不堪。热爱生活、懂得生活的人,活着是福祉;不在乎生活或太在乎生活的人,活着是罪孽。每个人都想热爱生活、懂得生活,然而又难免不在乎生活或太在乎生活,这就是人的“罪孽和福祉”,是死前不可了断的尘缘。第五节照应第四节,关注典型形象;第六节照应第三节,以概括形象为主。第七节是“合”,揭示瞬间与永恒的关系和意义。朝夕是瞬间,太阳是永恒;生死是瞬间,人类是永恒。超越自我的人性歌舞是永恒的永恒。

《夜行者梦语》一二两节是“起”,指出人性的双重性。人类既是圣者又是流氓。三四两节是“承”,正因为人性有“野蛮”的一面,所以需要制约,需要哲学的指导。第三节照应第一节,从生活的角度认识人性。第四节照应第二节,从哲学的角度认识人性。五六两节是“转”,写人性的本质:一是生存,二是价值。第五节照应一三两节,从生存的角度认识哲学的指导意义;第六节照应二四两节,从价值的角度认识哲学的指导意义。第七节是“合”,生活与哲学的矛盾,生存与价值的矛盾,既是人性矛盾性的根源,又反映着人性的矛盾性。

如果说这三篇文章构思的同一性还不是很明显的话,那么,席慕蓉的《黄粱梦里》和刘征的《过万重山漫想》的构思差不多就是一个模式:

千百年后,假如三峡无恙,也还会有人从此穿过。从千百年后看今天,也如同今天看第一个穿过三峡的人一样。在那时的人看来,完成我们今天从事的业绩,会跟玩积木一样轻而易举了。但是,他们不会嘲笑我们,他们会崇敬我们的精神。至于我这篇平凡的文字,那时是早已泯灭的了。然而,如果他们从考古的废墟上发现了它,我敢断定,他们会说:“这个人没有说谎。”

——《过万重山漫想》

就是说,假如有人在古诗里唱过:“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的话,今天的我,也可以接着唱下去:“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而在我唱的时候,我也有当年的他所感到的一样的惆怅和悲伤,而池中的荷花也可以盛开得一如当年。尽管千年前的那个唱歌的人和被他思念的人都早已消失了。但是,只要有人,只要有歌,只要有四季的变换,在这世间就会存在着一种思慕的情怀,永远也不会改变,永远也不会消失。那么,人生还有什么遗憾的呢?

……

在绵延不绝的黄粱梦里,一定也会有喜欢我并且和我有着相同心思的女子吧,当她在千年之后翻阅我的杂记时,一定也会欣喜地发现,尽管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尽管世间依然无法避免仇恨和争战,可是只要草叶间依然有清香,潮汐依然按时升落,所有的痛苦就比较容易忍受,而生命仍然是值得信任与值得热爱的吧。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遗憾的呢?

——《黄粱梦里》

未来人感受“我”的感受,就如同“我”感受古人的感受,这中间“我”也就感受了未来人的感受。两篇文章整体构思上的这个特点是完全同一的。刘征的文章作于1980年,席慕蓉的文章作于1982年,虽然我不能断定,席慕蓉写她那篇文章的时候有没有读过刘征的这篇文章,但我敢断定她绝没有要模仿的意思。若果我再大胆一点,还可以断定席慕蓉在写自己的文章时是绝没有看过刘征的文章的,否则她可能就要另换一种表达方式了。因为对她这样的大牌作家来说,如果被人说成是“抄袭”,那可能会是一个震惊全球的新闻。所以,这和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韩少功的《夜行者梦语》构思上的同一性一样,只能说明人类思维的相似性,只能说明抽象的思维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或者就算席慕蓉学了别人了,但也不一定就是学了刘征,因为在刘征之前,1989年5月,黄河浪的《故乡的榕树》就是从“在铅灰色的水泥楼房之间,摇曵赏心悦目的青翠;在赤日炎炎的夏天,注一潭诱人的清凉”的眼前的榕树,联想到了故乡的榕树。所不同的是,《故乡的榕树》其“过去”的时间概念,不像《过万重山漫想》《黄粱梦里》那么“古”;其结尾也没有明明白白地用未来人的眼光看眼前的生活,而是说得非常含蓄:“故乡的榕树呀……”。这里的省略号,就代表了一种未来的感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

从眼前到远古,再从眼前到未来。这种惊人的相似性,充分证明,思维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可以解读可以模拟的。

一出景,一样物,一个人,当你第一眼看到,就会有一个或好或不好的印象;当你有了一个印象,就会有进一步认识的欲望、或不想再看到的排斥;当你有了具体认识,就会下一个或自信或不自信的结论。这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般规律,是思维的最小单元。

思维的方式分了两类,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思维的单元也就有两类,抽象单元和形象单元。我们的思想就是由这些大大小小的单元组成的,那么表达思想的语言文字的逻辑也应该是由这些大大小小的单元组成的。近年来,高考常有这样一些题型:排序题,语段完形题,情景扩写或话题扩展题,概括缩写题或新闻导语题,变换句式题,语段或语句仿写题,因为它们都是思维的最小单元之不同表现形式(《思维的一般规律和高考语段试题》里有专门阐述)。那么这个思维的最小单元模式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抽象思维单元包括:话题、阐述、结论。形象思维单元包括:印象、细节、感受。比如:

①.书是我的精神支柱,它重塑了我的灵魂。/当简爱说:“我们是平等的,我不是无感情的机器”,我懂得了作为女性的自尊;当裴多菲说:“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懂得了作为人的价值;当茅盾说:“人创造了第二自然”,我感悟到了人类伟大的创造力;当孔圣人说:“逝者如斯夫”,我感悟到了时间的珍贵。/每读完一本书,我就完成了一次生命的感悟。

②.读书是为自己受用,多读不能算是荣誉,少读也不能算是羞耻。/少读如果彻底,必能养成深思熟虑的习惯,以至于变化气质;多读而不求甚解,譬如漫游“十里洋场”,虽珍奇满目,徒惹得眼花缭乱,空手而归。世间许多人读书只为装点门面,如暴发户炫耀家产,以多为贵。/这在治学方面是自欺欺人,在做人方面是趣味底劣。

③.一个个山坳,像一个个纯洁而朴素的酒杯,斟满了陈旧醇香的传说。/潺潺流水,像在诉说无限的衷肠,又像在静心倾听远山的呼唤。十八条瀑布,飞珠溅玉,有的粗,有的细,委婉动人。山麓小河中的渡船,则像一片落叶那么容易飘荡。/船和水,是这山中最活跃的生命因子。

①②是典型的抽象思维单元,③是典型的形象思维单元。这种思维单元就像生物胚胎,可以克隆成完整的文章。从中学语文课本所选的文章看,简单明显的是短小的文章,如周先慎《简笔与繁笔》,朱自清的《绿》。长一些的文章虽然复杂了些,但仍然是这种思维单元的克隆。如茅盾的《风景谈》,文章整体和这个思维单元相合拍,六幅画面,也相吻合。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应该是相当情绪化的作品,但同时也表现出了相当强的逻辑性,而这种逻辑性主要是以思维单元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其实先秦散文里这种思维单元就已经很鲜明了。无论说理悟道(《论语·季氏》),还是讲述一场战争(《左传·烛之武退秦师》),寓言故事就尤其鲜明(《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

下面我们就史铁生《我与地坛》第七节的内容作较具体的分析:

①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

②如今我摇着车在园子里慢慢走,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久了。//有一天我整理我的旧像册,看见一张十几年前我在这园子里照的照片——那个年轻人座在轮椅上,背后是一棵老柏树,再远处就是那座古祭坛,我便到园子里去找那棵树。我按着照片上的背景找很快就找到了它,按着照片上它枝干的形状找,肯定那就是它。但是它已经死了,而且它身上缠绕着一条碗口粗的藤萝。有一天我在这园子里碰见一个老太太,她说:“哟,你还在这儿哪?”她问我:“你母亲还好吗?”“您是谁?”“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有一回你母亲来这儿找你,她问我您看没看见一摇轮椅的孩子?……”//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来玩真是玩得太久了。/有一天夜晚,我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忽然从那漆黑的祭坛里传出一阵阵唢呐声;//四周都是参天古树,方形祭坛占地几百平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我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唯唢呐声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时而悲怆时而欢快,时而缠绵时而苍凉,或许这几个词都不足以形容它,//我清清醒醒地听出它响在过去,响在现在,响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散。

③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喊我回去。/

④那时您可以想象一个孩子,他玩累了可他还没玩够呢,心里好些新奇的念头甚至等不及到明天。也可以想象是一个老人,无可质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还可想象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互相一次次说“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又互相一次次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

⑤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时是他们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

⑥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⑦当然,那不是我。

⑧但是,那不是我吗?/

⑨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整节文字共有九个自然段,五个思维单元。①是一个独立的思维单元,引文中的“/”划明了它的逻辑层次。②有两个思维单元,前一个单元是视觉角度,后一个单元是听觉角度。前一个单元的思维模式差不多是朱自清的《绿》和罗青的《野渡册:画》的克隆单元。“如今我摇着……已经玩得太久了。”和“我忽然觉得……真是玩得太久了。”简直就是《绿》和《野渡册:画》的开头、结尾。③④⑤三段是一个思维单元,③是话题,④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感受,⑤是感受的结果。当然,⑤也是一个独立的单元,首句末句分别是话题和结论,中间是具体的阐述。⑥⑦⑧⑨四个段落是一个单元,话题是⑥首句,⑨是结论,中间是阐述。

从整节文字来讲,第一个单元是话题,最后一个单元是结论,其它单元是阐述。

可见,思维单元就是文章的胚胎,文章就是这种思维胚胎的克隆。

《过万重山漫想》、《黄粱梦里》和《故乡的榕树》之比较,侧重于纵向思维单元;《记念刘和珍君》、《我与地坛》和《夜行者梦语》的比较,侧重于横向思维单元;而《记念刘和珍君》、《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和《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之比较,则属于层次思维单元。纵向思维单元能使我们的思维更加深刻透辟,横向思维单元能使我们的认识更加丰富全面,而层次思维单元能使我们的表述新颖独特。



从“宇宙大爆炸”,到DNA的解密,二十世纪的物理“简化归纳”理论,已经破解了宇宙万物演化的一般规律,那么也就应该能够破解生活的一般规律。其实,自有人类文明以来,人类一直都在寻找着这个规律,从希腊神话到克隆技术,无不在做着这样的努力。从孔孟、老庄、苏格拉底,到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更是对生活的直接解析。而中学语文所要做的工作,只是怎样把这些散见于古今中外的智者们那里的核心理论,对于我们以及后来者有着永远的指导意义的理论,编织进一个系统里,这个系统就应该是中学语文教学的最佳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生活,以及生活的镜像反射体——思维机制。而生活的核心就是“道”,就是“理”,就是矛盾,就是人性的矛盾性。在《审题的一般规律与高考作文审题》一文中,我曾经说,审题的一般规律应该是“既审生活,也审文章;先审生活,再审文章。审生活是为了尊重生活,如实反映生活,便于抒发真情实感。”“审文章是为了求新、求准、求深,是为了艺术地反映生活,便于读者接受。而无论是审生活还是审文章,其本质都是审人性,其核心都是审矛盾,其目的都在追求一种生活与艺术融合的最佳境界。境界就是矛盾,或者说,境界靠矛盾来实现,而矛盾源于人性,是人性的外在表象。那么,审题就是审人性,审人性的矛盾性,审矛盾的最佳境界。”其实中学语文教学体系也应该是这样一个体系。

“天”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就是“道”,就是“理”,代表了自然万物以及人类社会的所有规律,那么文章的最佳境界就应该是“天”成的,代表了“天”意的。孟子说“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只有“天”能“以天下与人”;那么我要说,教师也很难把“境界”教给学生,真正能教给学生“境界”的是“天”。“天”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太阳月亮地球,山水树木花草,飞禽走兽和人,都是“天”,“天”的胚胎单元。“天”的胚胎单元在人脑中的反映是以思维胚胎单元形式存在的,思维胚胎单元靠相应的语言文字来实现,那么,中学语文教学的宏观体系就应该是树立“三个意识”,明确“两个单元”,练好“一个基本功”(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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