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生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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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2-04 成都石室中学 李镇西 最近班主任论坛上有朋友提出：“师生何必成为朋友？”对多年来，我们倡导的一种充满人性的师生关系提出了质疑。对此，我想谈谈我的看法。应该说，就这句话而言，是没有什么大错的。因为 “师生何必成朋友”尽管有明显的对师生之间朋友关系的否定意思，但毕竟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否定。这句话至少隐含着这样个意思：师生是可以成为朋友的（只是“何必成为朋友”即“没有必要非成为朋友不可”）。 如果是仅仅是这样，至少我不会再多说什么：我们都认为师生可以成为朋友，只是我认为“应该成为”，而有朋友认为“不必成为”。但是纵观“师生何必成朋友”论者的全文，我发现作者则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师生成为朋友的可能性。他认为要求师生成为朋友的原因是出于对师生关系紧张而采取的对策；同时他还认为，师生成为朋友只是一个“梦想”，也就是说，师生成为朋友不是一个很美好的梦而已，实际上是不可能成为朋友的。正是在这一点，我和许多网友不同意，对此，用不着更多的理论论证，因为许多教育者的实践已经证明，师生成为朋友是可能的。 这里首先涉及到对“朋友”含义的理解。有人认为，所谓“朋友”就彼此无话不说；有人认为，所谓“朋友”就是可以为对方两肋插刀；有人认为，所谓“朋友”就是不但现在是朋友，而且永远是朋友。如此等等。这些关于朋友的理解都是对的，如果按这些标准来衡量，确实很难说师生可以成为朋友，因为谁能保证学生所有心里话都愿意对老师讲呢（以前有个调查，学生愿意说知心话的不是教师家长而是同学），谁能保证学生现在与老师亲亲热热但毕业后就一定会经常来看你呢？但是，前面对“朋友”的理解还不是“朋友”的所有内涵。其实，所谓“朋友”就是彼此信任而有友谊的人。而在生活中，朋友之间的这种信任和彼此的感情是有多种层次的。既有生死之交的朋友，也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朋友。任何一个 人都拥有情感度、亲近度不同的朋友，而且在人生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朋友，人生进入另一个阶段也许某些朋友便逐步退出自己的生活，而另一些朋友又进入我们的生活（明白这点，我们会理解，即使学生毕业后与老师的往来逐渐减少，也不能否认师生曾经是朋友）。我们说的师生之间朋友关系，显然不同于学生之间的那种朋友关系，也不同于教师与同事之间的那种朋友关系。我认为的师生朋友，就是指师生之间彼此信任、彼此充满真诚感情的朋友。 另外，还必须说明，说“师生成为朋友”，决不意味着师生只有朋友关系，应该说师生最本质的关系还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但除了本质关系还有其他关系，比如师徒关系（教育过程中对学生技能的传授和训练就是一种师徒关系）。在某些情境中，还可以成为队友关系（师生组队参加体育比赛）、战友关系（特定情况下并肩作战）等等。但这些关系都不能抹杀师生之间教育与被教育这个最本质的关系。同样，我们在说“师生是朋友”时，也没有否认师生之间的本质关系，更不能把朋友关系看成师生之间最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关系，如果这样，实际上是对师生关系中“教育”的取消。 我们提倡教师做学生的朋友，决不是从消极意义上应对师生紧张的权宜之计，更是不是把师生建立朋友作为整个教育改革的“灵丹妙药”。有朋友正是在这一点反对“师生朋友”，他们认为，要改革现有教育弊端，应从教育体制入手，怎么能仅仅呼唤“爱心”呢？这真是个误解。谁也没有把改善师生关系作为教育改革的唯一举措，更没有指望只要师生成为朋友了，教育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我在《爱心与教育》中曾经说过：爱，只是教育重要的条件之一，而不是教育本身；指望有了教育爱心，教育就有了一切，是很幼稚也很荒唐的。同样，我们主张师生成为朋友，也绝不是“一友了之”，而是从积极意义上为良好的教育创造更好的条件之一（注意，只是“条件之一”），让我们的教育充满人性。 许多人一提到朋友，就觉得要花许多时间、精力与学生泡在一起。当然，就我个人来说，的确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与学生泡在一起。但我要说，师生之间的朋友关系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且千万不能一厢情愿，教师自以为是学生的朋友，而学生在心里根本不卖你的帐， 这种朋友是很虚假的。我之所以与学生摔跤斗鸡，不是因为想以此与他们套近乎成为朋友，而是因为已经和他们是朋友才这样的。另外，与学生成为朋友本质是彼此尊重、彼此信任、彼此平等，其表现形式则完全因人而异，决不是说只有与学生玩才叫朋友。 提出“师生何必成朋友”，就意味着持论者认为师生成为朋友对教育有副作用，即教师成为学生的朋友对教育是有害而无利或者至少说弊大于利。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是不是我没有意识到师生朋友的消极影响？我想，无数优秀教师的教育实践已经证明，师生之间的朋友关系是有助于教育的。如果说有消极效果或者说阻碍教育的话，那很可能是因为教师与学生所建立的朋友关系变了味，成了教师袒护迁就学生的“江湖哥儿们”或“酒肉朋友”。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一些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在与学生接触过程中，由于片面理解“朋友关系”而妨碍了自己对学生的严肃教育，所谓“和学生随便了，就没有威信了”。这主要是因为青年教师的教育经验、教育智慧不足所致。我们反复强调：教师是学生的“良师益友”，在做良师时别忘记了做“益友”，在做益友时，别忘记了做“良师”。优秀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总是“良师益友”双重角色的和谐统一。（但不妨碍我们在表述时，单独说“教师应该是学生的良师”或者说“教师应该是学生的益友”） 也许有朋友会反问我：“教师不当学生的朋友一样可以教好书，而且也会是一个称职的教师，为什么一定要提倡做学生的朋友呢？”应该说，是的，如果某教师没有成为学生的朋友（哪怕是感情度最低的朋友）也不妨碍他履行作为教师的基本职责。无论《教育法》还是《教师法》以及所有相关的教育法规，都没有也不会对此作出强制性的“必须要求”。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老师因为没有做学生的朋友而被处分。因此，提倡教师做学生的朋友，仅仅是提倡而已，不带任何强制，更不是谁有权利或者说打着什么旗号要求老师必须做学生的朋友。正如，我们说人应该追求高尚，或者说提倡做一个高尚的人，但并不是要把所有不高尚的人绳之以法。 但合格教师是一回事，优秀教师又是一回事，我们尊重并允许教师对自己的事业提出不同的追求目标。如果有教师不想做学生的朋友，而只想把教师当成一门谋生的饭碗，只想严格遵守教师规范就可以了。这应该受到尊重，因为如果把提倡当成强迫，必然导向道德专制。但同时，如果也有许多教师不满足于此，还想把教育当成从中体验生命幸福的事业，并在教育实践中，不但传授知识还走进学生的心灵，真诚地与学生交朋友，这也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如果连这样的追求都要受到指责，这种指责是不是也是一种专制呢？ 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个好的教师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他是这样的人，他热爱孩子，感到跟孩子交往是一种乐趣，相信每个孩子能成为一个好人，善于跟他们交朋友，关心孩子的快乐和悲伤，了解孩子的心灵，时刻都不忘记自己也曾经是个孩子。” 陶行知说：“我们希望今后办训育的人要打破侦探的技术，丢开判官的面具。他们应当与学生共生活、共甘苦，做他们的朋友，帮助学生在积极活动上行走。您若变成小孩子，便有惊人的奇迹出现：师生立刻成为朋友，学校立刻成为乐园；您立刻觉得是和小孩子一般儿大，一块儿玩，一处儿做工，谁也不觉得您是先生，您便成了真正的先生。” 也许有朋友会认为，这些论述都太理想化了，一般老师做不到。是的，这的确是师生关系的理想境界，所以我们没有要求教师必须做到。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每一个有事业心的教师去追求这种并非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境界呀！ 我们提倡教师应该做学生的朋友，是因为我们的心灵深处一种教育哲学的火炬在熊熊燃烧：这种教育哲学就是人文教育观。 对此，我不妨从理论上再多说几句，虽然也许比较枯燥。 无论是柏拉图时代还是中国的孔子时代，教育学都是包含在哲学之中的，无论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当时的教育更多的是与人的心灵、智慧、美德、情感有关，一句话，是属于“人文”的（“人文”这个词含义太丰富太复杂，这里姑且在比较模糊但大家都约定俗成的意义上用一用）。随着近代科学的诞生，人类进入了知性分析阶段，教育学逐步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这是教育学的新生，也同时是它某种意义上的衰落。因为从此，教育开始了对“科学”的追求。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表现出了教育对科学的痴心，再往以后一直到现在，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教育学逐步被物理学、心理学、数学等自然科学或准自然科学入侵。 有几点是大家都显而易见的：第一，近代、现代和当代几乎世界知名的教育家都同时甚至首先是心理学家或其他自然科学家。这在教育研究上，必然带来注重理性的特点。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几百年来，人们几乎已经习惯了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教育，即以当代中国而论，所谓“三论与教育”所谓“目标分类”所谓“教育测量与统计”等等等等。第三，许多教育家（更别说一般教师了）把学生当成物来研究，学生在他们的视野里，是各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心理现象、脑波或者物理学意义上的信息输入、输出与反馈，等等。第四，在教育内容上，以逻辑化和系统化的科学知识为住，而忽视了对学生进行精神（包括科学精神）的唤醒和培养。第五，在师生关系上，重理智控制而轻情感沟通，把教育过程看成是纯理性的“科学操作”。第六，在教育评价上，更是充满了“科学气息”：一切都是分数，都是量化，都是图表（包括教育学论文也充满了自然科学的各种图表），最常见的就是“德育量化”。 一句话，科学已经统治了教育，而教育在科学化的进程中已经失落――因为“人”已经不复存在！ 1955年，52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发表了《迈瑙宣言》，上面写道：“我们愉快地贡献我们的一生为科学服务。我们相信，科学是通向人类幸福生活之路。但是，我们怀着惊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这个科学在向人类提供自杀的手段。”现在人们常说“科学是一把双韧剑”，其含义主要是说科学给人类带来环境污染、核威胁等灾难；但我认为，科学还会而且已经侵吞着人类的精神，包括教育！ 学者杜时忠把教育学实践和研究从教育哲学上分为两类：科学教育观和人文教育观。这两种教育理念决定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包括教育研究对象）的关系。前一类主张客观，主张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保持情感上的距离，是“我－它”关系。 在这样的教育家（或教育者）眼里，教育是科学，教育实践是科学实验。而后一类主张教育者（研究者）融进教育对象之中，注重体验和心灵的息息相通。这类教育家很少，但不是没有，比如中国的陶行知和苏联的苏霍姆林斯基。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苏霍姆林斯基：和一般的教育家不同，苏霍姆林斯基不是以“学者”或“研究家”的身份去冷峻、“客观”、孤立地研究教育，而是充满真诚的人道主义情怀，把自己的一腔激情洒向他的每一位学生。他的深情的目光首先对准的是一个个人的心灵而不只是具体的教学环节或手段，他一生所关注的始终是每一个学生的个性的发展。这就使他的教育境界远远超过了一般侧重于研究教育技术的教育家，而使教育真正进入了人的心灵的宇宙。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现在世界范围内，唯科学的教育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乃至质疑，因为人们发现，教育不是科学！即使从理论层面上说，也不是科学，而是“心灵之学”的哲学！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教育实践中不需要采用一些科学手段。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自从教育向科学挺进，几百年来，人在教育中失落了！ 所以，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这首先是人学！” 所以，陶行知说：“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 也正是在这样的教育哲学理念的支撑下，同时，也是在我教育实践的启迪下，我坚定不移地认为：作为职业规范，我们不强求每一位教师都必须做学生的朋友，但对于把教育看做人学的教师来说―― 师生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朋友！ 相关链接：教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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