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走访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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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钱文辉(光明网) 于 [天府评论 www.china028.com] 2001年5月31日

  1966年10月的一天,当时在北京工作的我,到母校北大看大字报,在中文系任教的同窗好友、现任社科院文研所研究员的陈铁民对我说: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一个派要求“新北大”中文系文化革命委员会与他们合作批田汉,找郭沫若了解田汉的材料,“新北大文革”叫他去办此事。田汉不久前在中国作协后院挨过斗,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被指派以批田名义走访郭沫若,倒不是真想去搞田汉的什么罪行材料,而是应付一下差使,同时也可借此了解已与外界隔绝的郭老的情况。毛主席已派解放军保护郭老,一般不见外人,但他已拿到中国作协出具的证明,估计郭会接受走访。他问我愿不愿同他一起去。我当然愿意去陪访的。走访一行四人,除我和陈外,还有两位北大中文系的学生,这两位是很温和的红卫兵。 

  在前海西街18号郭老寓所门口,我们把中国作协的证明递进大门上开的一个小口,门内的解放军接受后叫我们等候。我们站在门口,等了足有半小时,门开了,解放军请我们进去。郭老已在门内不远的一个小间内等着,隔壁就是解放军的值班房。 

  谈话是在一张长沙发上进行的,我们和郭老挨坐在一起。郭老带上助听器,这表示谈话可以开始了。大概郭老见我和陈书生模样,两位红卫兵也一脸善相,所以面带微笑,神态颇为安详。即使这样,为让他放心,我们还是预先对他声明:“今天您的谈话,我们不向外界宣传。”所谓“外界”,是指红卫兵。 

  我们问郭老对田汉的印象,郭老说两件事,都是生活小事。第一件是:“1920年春天,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留学的田汉到福冈来看望我,当时我在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就读。我留他住了几天,陪他玩了几个地方,事后他却对别人说:‘乘兴而往,扫兴而归,见面不如不见’。”第二件是:“苏联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我和田汉坐在台下前排听他们演讲,田汉打瞌睡,我碰了他一下提醒他注意影响,田汉睁眼对我大发脾气:‘你有什么了不起!爬得高,跌得重!’”这两件小事,大概连郭老心里也清楚,是上不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纲的。 

  当问及对田汉《关汉卿》的看法时,郭老显得有点紧张,因为《关汉卿》当时已被批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他说:“这是戏。”又指指自己耳朵说:“我耳聋,听不见。”说自己不了解《关汉卿》,这显然是郭老的违心话。田汉《关汉卿·代跋》中所引的郭老致田汉的信中,明明这样写着:“我一口气把你的《关汉卿》读了,写得很成功。关汉卿有知,他一定会感激你……”我们理解并同情一代文豪在此时此际的心态。几个月前,他在人大常委会上说自己的书没有一点价值,应该全部烧掉,这种违心话里有几多无奈的痛苦!而且北大已经铺天盖地贴出过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的大字报。要是没有毛主席保护,他早已被红卫兵“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记得粉碎“四人帮”后郭老在答一位文学界人士问时,曾说自己比不上歌德,歌德爱真实,而自己有时被迫违心(大意如此)。恐怕他所说的违心,也包括与我们的这次谈话在内。 

  我们问及田汉参加创造社的事,郭老不提自己如何动员田汉入创造社,只说“这事要问李初梨同志”。当我们告诉他王府井已贴满了批判李初梨的大字报,郭老愕然无语。 

  这时,门外街上有红卫兵的卡车开过,听得见车上红卫兵高喊着的战斗口号。郭老听到后突然变了神色,中断了谈话,下意识地一颗一颗解开又扣上自己中山装上的衣扣。我们交换眼色后认定,关于田汉的话题不能再进行下去了,这无异于对郭老的精神折磨。  当我们转入询问郭老身体呀什么的话题时,郭老如释重负,我们也如释重负。他告诉我们:他比毛主席大一岁,毛主席曾在天安门城楼问他是否游泳,他说不会游泳,只打打乒乓。谈到自己早年留日生活,郭老自负地带点开玩笑口气说:“我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我学校的名气比鲁迅的那个学校大得多。”他说:“我学的是小儿科。”我们问他为什么学小儿科,郭老诙谐地回答:“大人生病,活该!小儿生病不会说,可怜!”我们问他现在还能不能看病,他指着我(我坐在他贴身):“你怕不怕死?不怕死,我替你治病。”我们大笑,郭老也笑了。走访就在笑声中结束。在“文革”时期,郭老能这样笑,是极为难得的。(摘自2001年5月25日《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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