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权社会个性意识的艰难跋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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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社会个性意识的艰难跋涉 ——鲁迅《风筝》新解 丁春兰 上《风筝》时，老师讲得眉飞色舞：“鲁迅心情沉重地感到当时对小兄弟做了一件错事，于是充满内疚地抒写自己的心绪，可惜弟弟却早已忘记……”有学生在底下大抱不平：“他可比我们幸福多了，我们何止不玩风筝啊，还要被逼着学这学那，上各种培训班。”有学生则不以为然：“我的psp不知被父母毁掉几个了，我难道要记一辈子？”老师语塞。 一个风筝的确不算多大事，鲁迅也没过分的阻止弟弟玩耍，小兄弟周建人也曾写道：“鲁迅有时候会把一件事特别强调起来……例如他所写的关于反对他的兄弟糊风筝的文章就是这样。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反对得厉害，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但并不严厉地反对别人放风筝。”，为什么20年后，鲁迅会突然想起，并深深自责，仅仅是因为看了一本书而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鲁迅在《风筝》里到底要传达什么思想？ 大家都很熟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的鲁迅，那么天真可爱，热爱自由，为什么在《风筝》里变得专制冷酷？鲁迅曾说过：“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 《红楼梦》中，贾政作为贾宝玉的父亲，在对贾宝玉的规训中，显示出了父权在文化传承中的独特作用。众所周知，鲁迅十三岁时家中遭遇重大变故，祖父下狱，父亲重病，家道中落，十六岁时父亲去世，家境益艰。父亲缺席，作为长兄的鲁迅自然要填补这一权利真空而代父行命，这决定了他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是父亲的代言人，而不是自我角色的载体，大哥就需要从父亲的角色出发对弟弟进行必要的规劝。因此，在弟弟偷偷扎风筝被我“侦破”后，我“即刻伸手抓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上，踏扁了。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的站在小屋里”，这一幅“戕害图”形象的表示出我作为大哥代父行命时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利。小兄弟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有怒色，只能“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这不仅是力量和长幼的差距，更是人格的不平等，因为根据封建家庭伦理道德规范，“长子”在父亲死亡之后具有承继“大统”的自然法力，“长子”的这种法力，也统管了胞弟的行为和思想。试想，如果父亲还在，长兄这等粗暴行为，小弟还不赶快去父亲和母亲那哭诉，寻求保护？ 然而代父行命的长兄毕竟不是父亲，父亲角色的缺失让长兄身体里的个性有机会发芽。1898年，十八岁的鲁迅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接受西学教育，这是无奈的选择，但也造成了鲁迅的命运逆转。美国学者在研究早年丧父给严复带来的影响时说：“绅士家庭中，由于父亲的去世或某个举足轻重的家庭成员的厄运，导致像严复这样命运逆转的，在中国社会屡见不鲜。然而，对那些仕途受阻的士子来说，改读‘西学’是一种尤为不堪的选择。”没有父亲约束的鲁迅在拓展自己的人生疆域上有更大的自由，个性的意识更有机会觉醒。 1919年的五四运动高举高举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等大旗，个性的思潮不断涌现，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领导下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此时鲁迅被聘为北大教授，是倡导开放学风、个性意识的中坚力量。新思想让鲁迅不断反省自己，解剖自己，以至于偶尔看到的一本“外国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以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虐杀的这一幕，忽然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成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 如果鲁迅此时仍是父权的行使者，代父行命，没有自由、民主、个性的意识，恐怕他不会去看这种书，更不会去反省解剖自己。心理学研究早已表明，个性早在童年就已形成，弗洛伊德更是强调童年创伤对个体成年以后人格影响，如今我们很多人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有多少人如鲁迅那般自责，又有多少人放手让孩子无忧无虑玩耍？大部分只是一笑而过：“不打不成才，不逼不成器，说归说，做归做，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看看那层出不穷的培训班，生意兴隆的补习班，你就明白中国有多少家长还有“父权思想”了！所以，鲁迅忆及二十年前连受害者都不记得的“小事”更大原因在于他自身个性意识的觉醒，而不仅仅是一本书。 兄弟幼年，自己早年的行为让鲁迅自责，去寻求宽恕，然而兄弟却早已忘却。忘却也罢，为什么鲁迅“心只得沉重着”就此更悲哀了呢？他到底在悲哀什么？ 《风筝》写于1925年，收入《野草》，是五四运动退潮时，正如作者在《〈自选集〉自序》〔《南腔北调集》〕中所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个性的旗帜倒了，刚刚觉醒的个性意识遭受了种种羁绊，社会还是依然故我的承继着既定秩序而向前缓慢地更替着，弟弟的顺从和忘却说明主导着人的思想的法则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鲁迅对“父与子”与未来“中国的情形”有过这样的论断：“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此时鲁迅悲哀的恐怕是五十年后、七十年后的中国了，父权社会，个性要觉醒是一个多么艰难的事啊，长夜漫漫，何时才能看到光明，这点连他都无法把握，于是鲁迅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在文中感叹：“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吧。” “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虽然道路长且阻，但是鲁迅从未放弃，他一直张扬着个性的大旗以觉醒者的形象在跋涉，在这个父权社会发出个性解放的呐喊。当然，他也明白这种呐喊在这一代是微弱的，这种战斗以这一代人的力量是难以取胜的，所以在小说《狂人日记》里，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综上，鲁迅之所以会忆及二十年前的往事，主要原因在于他自身个性意识的觉醒，而小兄弟的遗忘让他明白，父权社会已经在这一代身上打下了深深烙印，全社会要真正解放个性路途遥远，下一代，再下一代……，他没有信心，五四运动的失败，更让他心情沉重，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仍然在艰难跋涉，仍在摇旗呐喊，为下一代，再下一代，再再下一代…… 环顾当今社会，扪心自问，你有没有像当年鲁迅对小兄弟那样对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不会像你当初对他那样对自己的孩子。听了孩子们的话，看到孩子们学这篇课文的不以为然，鲁迅如果重生不知该作何想？借中山先生的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丁春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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