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阿Q悲剧性格的成因》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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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是我国现代主文学巨匠鲁迅先生《阿Q正传》里的典型人物。这一人物自1921年12月4日在《晨报副刊》问世以后，便活跃于世界文坛，成为世界文学画廊中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 作者鲁迅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江南农村为背景，用其巨大的艺术功力塑造了阿Q这个可笑又可悲的艺术人物，作为“一面镜子”，让各阶层的人民都能照出自己的弱点。那么，阿Q的悲剧性格——精神胜利法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我认为这既与阿Q生活的年代和环境有关，也与他自身好胜爱斗、喜欢热闹、以及个人的脾性、生理缺陷等有关。现就两方面试作分析。 一、外因——社会环境的产物 阿Q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他是旧中国失败主义思潮的集中表现，是半殖民地屈辱地位的产物，主要是没落阶级的思想意识。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封建统治者一直处于尊贵的奴役人的地位。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不断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侵略和侮辱。封建统治者在侵略者面前腐败无能，不敢抵抗，却又要保持自己的尊严，维护自己的统治，于是便使用“精神胜利法”来掩盖自己的失败并欺骗人民。在中国人民面前他们是暴君，而在帝国主义者面前却是奴才。阿Q的“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便骂，气力小的便打”和他对赵太爷等人的畏惧及对小D与王胡的放肆便很似于此。正如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分析的：“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明明是异族统治，却说是‘同化异族’。”阿Q的夸耀过去、幻想未来和“儿子打老子”式的自我安慰恐怕缘于此吧。1842年，清朝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皇帝的批谕却是“自宜酌量日期，暂令入城瞻仰”。他们盲目的妄自尊大，常以中国的精神文明自夸，称外国人为蛮夷。颓风恶习，愈演愈烈，有人竟把脏和丑也当作傲视他人的资本。说什么“中国人脏，那就是脏的好”，“美不过你，我和你比丑”，“再坏的东西，自己说个好，那就是谁也比不了”。难道阿Q和王胡比捉虱子与此无关吗？ 因此，“精神胜利法”产生于封建统治阶级，但这种思想不只存在于封建统治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第一时代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封建社会中，农民在地主阶级的压迫下，没有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更没有文化，一切宣传教育机器都被地主阶级把持着。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一整套封建伦理道德体系，这些体系就像鲁迅先生在《春末闲谈》中讲的“细腰蜂”的毒针一样毒害着、禁锢着中国人民的思想。统治阶级欺骗群众、麻痹群众，使之安于命运，服服帖帖地受他们的统治、宰割。封建主义对人民的长期统治，使被压迫人民思想麻木、落后，逐渐接受了统治阶级的思想，把维持统治阶级利益的东西当成“老例”“通例”，认为理当如此。阿Q受尽了剥削和压迫，本应积极投入革命，但他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因而对革命“深恶痛绝”。还有阿Q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男女之大妨”等信条，都属于封建的思想体系。因此，鲁迅先生说：“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他们“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同样，由于统治阶级的毒害和影响，农民也接受了“精神胜利法”的思想。阿Q也是农民阶级的一员，对于统治阶级灌给的“精神胜利法”，他毫不客气地吸收进了自己的脑海里，并实践于生活，上演一幕幕“阿Q式”的悲喜剧。总之，统治阶级思想的毒害和影响，是阿Q精神胜利法产生的主主要原因。但我们还须明白，阿Q是农民阶级的一员，是小生产者，小生产者们保守、落后、愚昧、目光短浅，他们在遭受残酷压迫后，无可奈何，反抗又无济于事，但为了逃避痛苦，就自解自慰，从而产生“精神胜利法”。 二、 内因——阿Q自我意识的丧失 流浪雇农阿Q除了具有一般雇农共有的特点外，还有他自己特殊的经历。他赌博、打架，沾了些游手好闲之徒的狡猾，所以他的阿Q主义这一思想意识虽与阿Q的阶级属性，以及自身利益是相矛盾的，但阿Q却把它当成护身的“法宝”，这正表现了阿Q的不觉悟，阿Q的不觉悟正是他自我意识丧失的体现。 自我意识，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是指主体对自身的意识。心理学认为它表现在三个不同的层次上：第一层次是生理自我意识，它指对自己机体及其状态的意识，如觉醒状态，健康情况的意识等；第二层次是社会自我意识，它是对自己的外部行为以及人际关系的意识；第三层次是心理自我意识，如自我认识、自我体验、自我监督等。总之，自我意识是个性形成的重要条件。如果一个人的自我意识不能获得发展，那么个性的发展就难以实现。 然而，我们的阿Q缺乏自我意识。 首先，表现在第一个层次上，阿Q不能正确认识生理自我。他头上长了癞疮疤，这本是他的生理缺陷，但当别人撩他时，他却说“你还不配！”真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处美如乳酪”。缺点反而成了他无尚光荣的标志。身上长了虱子，本是不爱清洁的“杰作”，这在常人就是一种耻辱，阿Q不但不因自己身上的虱子比王胡的小和少而高兴，反倒认为这是一件“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啊！”为此，他居然和王胡“大动干戈”，结果，讨来了自己生平“第一件屈辱事”。 阿Q生理自我的模糊，使他不能正确观察自我机体和状态，不能认识自身的生理缺陷，从而把自己的这种缺陷当成自骄的资本，从精神上获得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往往会通过外在的言行表现。从而导致阿Q社会自我意识的丧失。 其次，阿Q社会自我意识的表现。社会自我意识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外部行为和人际关系的意识。阿Q因生理自我意识的模糊而产生的优越感，使得他总觉得比别人高出一等，他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社会地位低下得连姓名、籍贯都没有；穷得来只能住在一个破庙里，甚而至于还有被追的危险。但阿Q意识不到这些，他竭力维护自己的优越感，说什么“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多啦！”“我的儿子会阔多啦！”阿Q生活在未庄的居民没多大差别，甚而至于地位更坏，但因为他进了几回城，就鄙薄未庄的人“真是没见过市面的可笑的乡下人”。阿Q和王胡本是“并排坐下”的同一阶层的“盟友”，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比王胡高人一等，可惜，阿Q的这种自认的优越并没有得到别人的认同，并使他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济济条件得到改善。他还是因说了姓赵而犯了赵太爷的讳，结果被打了嘴巴；还得变牛变马，不分白日昼夜地替赵太爷干活；还是不能向吴妈求爱，最后不得不进城做了小偷。他做小偷也只是“站在外面接东西”的小角色，并且因受了惊吓再也不敢做偷儿，在人们的心目中彻底降格为“斯已不足畏”的闲人。阿Q从此又馅入了生计的困境。革命来了，似乎给绝处的阿Q带来了逢生的希望，但又因其社会意识的模糊辨不清革命的对象和朋友，结果被投机分子利用，稀里糊涂地送上了断头台。 阿Q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其社会意识丧失的悲剧。因为社会意识的丧失使他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能正确认识自我，分析自我和控制自我，这便导致了他自我意识的丧失。 最后，谈谈阿Q心理自我意识的丧失。阿Q是农民，他应该清醒的认为到这一点。他应该用农民的勤劳和质朴老换取生活的资本，但他沾了些“游手好闲之徒的狡猾”。他把自己变牛变马挣来的钱去赌博，想靠投机取巧来获得更大的利益，结果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偶尔赢了一回，钱却不见了，自己还遭了打，到此阿Q本应该好好反醒一下，可是他没有，他懒得想这些，他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打发自己睡觉。觉醒之后，照样“重复昨天的故事”。阿Q那可怜的工钱除了用以赌博，还拿来喝酒，即使钱没有了，赊也要赊来喝。酒店的老板因阿Q的地位和经济状况不愿赊。这时，阿Q也应从别人对他的态度中悟出了什么，但阿Q没有。生理自我的模糊，社会自我的丧失已使他彻底地迷失了自己，他不能理智的分析自我，评价自我，从而控制自己的言行。 人皆有七情六欲，阿Q如果能清醒的认识自我，正确地评价自己与周围的人际关系，他可以找一个与之相配的人作为伴侣。可是，阿Q因自我意识的缺乏，使其不能监控自己的言行；五六年前，他就在戏台前拧女人的大腿，肆无忌惮的侮辱和调戏小尼姑，做出十足的流氓举措。他本是好心好意向吴妈求爱，他的措辞却是“我想和你困觉”。如果阿Q换一种方式，我想他也不至于挨打，不至于因此而“倾家荡产”，有可能凭他的勤劳获得吴妈的喜欢的。革命来了，他觉得这是他最“辉煌”的时刻，根本不是革命党的他，却早把自己当作了革命党，信心十足地认为他“要什么便是什么，想要谁便是谁”，并把自己周围的女人着着实实的理论了一番，竟没有一个配得上他阿Q的。唉，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啊！ 总之，阿Q生理意识的模糊而产生的优越感使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言行，不能正确认识自己与周围的社会关系，一步步导致他社会自我及心理自我的迷失，从而彻底丧失了自我意识，成为人们生活中无足轻重的、只增笑料的看客 此外，辛亥革命的不成功也是造成阿Q悲剧的要原因。 辛亥革命因脱离农民，不要农民而失败，也导致了阿Q悲剧的结局。革命前，农村没有舆论，农民根本不知道民主革命是怎么一回事；革命时，也没发动农民。所以，阿Q 要参加革命而不能。革命后农民的生活仍然没有丝毫的改变，反而遭受更严重的剥削和压迫。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冯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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