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里科夫是人性扭曲的变态狂 (人教版高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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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学语文教科书曾把别里科夫当作沙皇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和“鹰犬”，“一个保守、反动、扼杀一切新思想的‘装在套子里的人’的典型形象”。这是“极左”思潮影响下所得出的标签化的结论。而我通过对小说文本及其写作背景的分析，认为别里科夫作为一个奴性十足的可怜、可笑、可悲的庸俗文人，是沙皇专制制度下人性扭曲的变态狂。 [关键词]：别里科夫，人性扭曲 奴性十足 病态狂 我们的教学参考书一直把别里科夫当作 “一个保守、反动、扼杀一切新思想的‘装在套子里的人’的典型形象”，甚至认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沙皇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像鹰犬一样”。在新版的试验修订本中，课文前的提示虽改成“一个胆小、保守、扼杀一切新思想的‘装在套子里的人’的典型形象”，给他摘掉了一顶“反动”的帽子，但“扼杀一切新思想的”罪名仍然不轻。“教参”引用的资料还认为“主人公别里科夫反对一切新生事物，扼杀自由与进步，他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他的死象征着一切反动势力必然灭亡。”他是“一个海鸟或企鹅式的害怕变革，苟且偷安，甚至甘心充当沙皇鹰犬的知识分子形象” 。把这些“帽子”加在别里科夫头上，未免太委屈这位俄国老夫子了。众所周知，别里科夫终其一生仅仅是沙皇俄国内地某男子中学的一个希腊文教师。地位低下，生活在底层，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总是“战战兢兢”，“满心害怕和憎恶”；经常“没精打采”，“闷闷不乐”；惟有一次他露出过“淡淡的苦笑”，那是他向人谈起他所钟情的小姐---华连卡；即使恋爱、结婚，别里科夫也是“怕”字当头，心里想的是：“我也知道人人应当结婚，人得估量一下将来的义务和责任，说不定就要惹出麻烦来了。” 别里科夫忧心忡忡，疑虑重重，因此把自己装在一个个“套子”里。不必说白天出外，即使晚上在家里，再热再闷，也要关紧小得“活像一只箱子”的卧室的门，钻进帐子，“拉过被子蒙上脑袋”，仍然“深怕会出什么事”，以致“通宵做恶梦”。直到他一命呜呼之后，才不感到恐惧了，小说这样描写死后的别里科夫：“他躺在棺材里，神情温和，愉快甚至高兴，仿佛暗自庆幸终于装进了一个套子里，从此再不必出来了似的。” 很显然，别里科夫在人间没有感受到任何快乐和安详。 别里科夫四十多岁，仍孑然一身，经人怂恿、撮合，他同“第一个待他诚恳而亲热的女人”恋爱了，而且差点结了婚。这件喜事本来可能促成别里科夫的生活发生转机，但因他忧虑无穷，拖延不决，后来也果真“惹出麻烦来了”。也就是“漫画事件”，他经受不了那些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麻烦”，由难堪而慌乱而恐怖，在“柯瓦连科使劲一推”，别里科夫就连同他的雨鞋一齐乒乒乓乓地滚下楼去，终于在女人的“哈哈”笑声中吓得一病不起，送了性命。 如果不抱什么成见，我们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别里科夫是受伤不重，但是女人的笑声对他的刺激很大，于是，不幸的可怜的“小人物”就一命呜呼了。对于别里科夫的死，柯瓦连科姐弟难辞其咎。如果对簿公堂，柯瓦连科会要承担刑事和民事责任。 我们再分析别里科夫为人处事的两个事例：一是他的一个同事到教堂迟了，他“心慌得很，一个劲地说：千万不要闹出什么乱子。”二是他所爱的小姐同她弟弟兴高采烈地骑自行车去郊游，他觉得不成体统，绝对不合时宜，“太可怕了”，吓得“眼前就变得一片漆黑”；对此，他非常诚恳地奉劝柯瓦连科说：“既然政府还没有发出通知，允许做这种事，那就做不得”，在别里科夫看来，前者到教堂去迟了是不可宽容的罪过，毕竟只是同事，他只是暗自嘀咕而已；而后者的当事人与前者亲疏有别，事情虽然不如前者严重，但他感到“有责任”以“一个比您年纪大的同事”的身份，“进一个忠告”。应该说是善意的。 再者，别里科夫这种变态心理是白色恐怖吓出来的，是专制政治扭曲了他的灵魂。小说有一段刻画别里科夫的心理描写：“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规定着禁止什么，他才觉得一清二楚。但是他觉着在官方的批准或者默许里面，老是包藏着使人怀疑的成分，包藏着隐隐约约、还没充分说出来的成分。每逢经过当局批准，城里开了一个戏剧俱乐部，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他总是摇摇头，低声说：‘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连官方批准、默许过的事情，他还担心闹出乱子，还怀疑它或许包藏着什么阴谋或杀机。这里把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白色恐怖，把奴隶们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艰难处境,刻画得入木三分。细心体会此中深意，有助于我们理解别里科夫“怕”的根源。契诃夫在1883年写过一篇《小公务员之死》，与1898年发表的《装在套子里的人》时隔15年。两篇小说的题材、情节相似，主人公都是“小人物”。1898年的契诃夫目光更敏锐了，思想更成熟了，因而他是把别里科夫放到更广阔的现实生活的背景中去塑造的。《装在套子里的人》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针砭封建专制统治的时弊。契诃夫通过故事叙述者之口说：“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许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在说明别里科夫这样的人，并非个别，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故事讲完后，原文有一段意味深长的环境描写：“这时候村子给夜色包得严严紧紧，躲开了劳苦、烦恼、忧愁，安心休息……”。显然，这象征沙皇专制统治下人们的生活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套子”。兽医伊凡•伊凡尼奇接着有一段议论：“我们在城里，空气恶浊，十分拥挤，写些无聊的文章，玩‘文特’（注：一种赌博的纸牌游戏）——这一切岂不也是套子吗？至于在懒汉、搬弄是非的人、无所事事的蠢女人中间消磨我们的一生，自己说而且听人家说各式各样的蠢话——这岂不也是套子吗？”他最后大声疾呼：“不成，不能再照这样生活下去啦！”这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正是小说的主旨所在。可见在作者眼中，当时沙皇专制统治下的各种庸俗、空虚的生活都是“套子”，“装在套子里的人”岂只别里科夫一个！这段有助于理解小说主题的点睛之笔，在教材中实在不应该删去。不难看出，契诃夫创作《装在套子里的人》要读者深思的是：谁是“套子”的制造者？是谁把“人”装在“套子”里的？谁是别里科夫们的悲剧的导演者？请注意小说的一段描写：“全城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什么事都怕。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作，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小说结尾处伊凡•伊凡尼奇说：“自己受到委屈和侮辱而隐忍不发，不敢公开声明站在正直自由的人一边，反而自己也弄虚作假，面带微笑，而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混一口饭吃，为了有一个温暖的小窝，为了做个不值钱的小官罢了。”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白色恐怖！历史事实正是如此。面临日益高涨的工农革命运动，沙皇政府垂死挣扎，实施官僚、军警的野蛮统治。正如当时任宗教院检查总长的波贝多诺斯采夫给沙皇的奏章中说：“在当前这个艰苦的时代，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平息那种头脑不清、濒于疯狂的社会舆论；必须禁止那种人人饶舌的不可名状的街谈巷议，以期尽量减少流言蜚语”云云。所以，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中，把这段年月称为“肆无忌惮、毫无理性的残暴至极的反动”。正是那种封建专制的白色恐怖，造成了别里科夫们及其苟且偷生、怯懦多疑、因循守旧等奴性十足的畸形心态。毋庸讳言，别里科夫灵魂深处的劣根性在于庸俗和愚昧。作为一个人的独立品性，在他身上已所剩无几，骨子里充满了奴性，甚至丧失了判断是非善恶的起码能力。别里科夫唯上观念很重，只知道服从皇上、官府和上司，尊奉当局的法律、通告；他的唯古观念也很重，“也许为了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他老是歌颂那些从没有存在过的东西”，只相信祖辈传下来的规矩，一切都要维持老样子，把新鲜事物一律视为异端，难怪他选择教古代语言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终身职业。 我们重新分析别里科夫这一文学形象，应该还有两个 “误区”需要辨明。一曰“辖制”。小说写到别里科夫“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全城都受着他的辖制呢！”你看，别里科夫不是很有威势和力量么？其实，那种社会氛围，那种政治压力的形成，决非一个小小的别里科夫所致。那种软弱自危的“怕”字总根源在于沙皇制度，作者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不得不用“曲笔”来写。再看别里科夫是怎样“辖制”的呢？小说写“他凭他那种唉声叹气，垂头丧气，和他那种苍白的小脸上的眼镜，降服了我们，我们只好让步……”“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慎重，那种多疑，那种纯粹套子式的论调‘简直压得我们透不过气。”可见他只是当时“大气候”所造成的“流感患者”，而他又把病毒传染给了别人罢了，别里科夫“辖制”的具体手段不过如此而已。他的最大劣迹就是极力主张开除两个学生，从而“降服”了其他老师，他们只好让步——对这两个学生减低品行分数，禁闭起来，直到开除了事（况且这些都是其他教师付诸实施的）。笔者以为，不能把“辖制”作为“压制、统治、镇压”的同义语来理解。否则，《祝福》中的柳妈以诡秘的阴司故事“辖制”了祥林嫂，岂不也成了“凶手”了吗？其实，柳妈充其量只是一个深受封建迷信之害又害人的愚昧者。别里科夫何尝不是如此。作者这样写是用的曲笔。 二曰“告密”。别里科夫同柯瓦连科谈话结束时说：“只是我得跟您预先声明一下：说不定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了，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以致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校长——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这是别里科夫最后一次未遂“告密”的自我注脚。如果一定要把它算做“告密”，那恐怕是一种天底下最直露而愚蠢的“告密”吧。何况他刚刚遭受过促狭鬼制造的“漫画事件”的捉弄，怎能不心有余悸呢？作者对那个庸俗社会以“小人物”的痛苦作笑料的凉薄世情，决不是“轻松的戏谑”。而别里科夫采取 “不能不这样做”的“自卫”手段，无非想为自己再增加一个“套子”，但恰恰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乃至断送了性命。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总之，别里科夫是一个奴性十足、可怜可笑复可悲的穷酸文人，是沙皇专制统治下灵魂被扭曲的一个变态的“小人物”。他的思想性格最大特征就是一个“怕”字。他惶惶不可终日，但愿 “不要出什么乱子”，能保持住他那窝囊透顶的生活和职业，还有所谓的“正人君子”的好名声，安安分分做定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奴隶。而他所处的是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别里科夫只得陷入深深的惊恐畏惧中，把自己“装在套子里”了。高尔基这样评价契诃夫：“‘庸俗’是他的仇敌，他一生都在跟它斗争，他嘲笑了它，他用一管锋利而冷静的笔描写了它，他能随处发现‘庸俗’的霉臭……”他有一种“用轻柔的手无情地揭露他们生活中的庸俗和愚蠢时所露出的酸溜溜的微笑”。仔细阅读《装在套子里的人》，我们会察觉契诃夫正是这样来揭露别里科夫的“庸俗和愚蠢”的，意在唤醒“还有许多”的别里科夫们从“套子”里挣脱出来，荡涤自己的一切奴性，做一个堂堂正正能主宰自己命运的人。 本文的结论是：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是受环境的复杂性影响的。别里科夫既是沙皇专制制度的产物，又必然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应该实事求是地重新认识别里科夫这个文学形象，而不要采用无限上纲上线和贴标签的评论方法来定论别里科夫。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评论方法是“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产物。评价别里科夫的那个“定论”始见于20世纪初叶的前苏联，后来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也曾被公认不悖，显然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当时，不是有许多无辜的知识分子也曾被划入“套中人”（右派）的另类吗？今天，我们只有客观地通过对小说文本及其写作背景的深入分析，才能还其本来面目，准确而深刻地理解别里科夫形象的典型意义。 冯力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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