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冤“孔乙己” (人教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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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高运荣 南充市第一中学 秦 镜 内容提要:小说《孔乙己》,由于作者鲁迅先生在叙事策略上不愿以“超叙述者”的面目出现在文体中,而运用了现代叙事理论称之为“有限视角”的手法,导致了许多学者对该小说主人公——孔乙己形象和主题思想的理解与分析,顺延了一个特殊的叙述人“我”的眼光,从而走入了一个理解误区。 关键词:孔乙己 有限视角 超叙述者 封建势力 Content summary: Novel "Kong Yiji", because author Mr. Lu Xun does not hope by “the ultra relator” in the narrative strategy the appearance appears in the literary style, but utilized the modern narrative theory to call it “limited angle of view” the technique, has caused many scholars to this novel leading character - - Kong Yiji image and the main thought understanding and the analysis, has postponed a special narration person “I” judgment, thus has walked into an understanding erroneous zone. Key word: Kong Yiji limited angle of view ultra relator 封建势力 正文: 一、小说的创作背景 虽然中国在20世纪初发生了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方兴未艾,但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充分说明了封建文化正统思想仍重压在人们的头上。封建文化已演化成农民文化。广大民众还保留着几十个世纪之前的思想和精神面貌。这种“硬化”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是多么可怕和令人痛心。间或有少许人振臂高呼:“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但是声音实在太少,终究难免为历史的“正音”所淹没。 这促使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革命先驱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思想界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袭封建文化的运动。对封建传统文化惰性、劣根性极度不满的鲁迅先生,也投入了这次革命洪流中,为革命摇旗呐喊。1919年,鲁迅先生创作了《孔乙己》,在其中塑造了一个反封建文化惰性、劣根性的斗士——孔乙己。 二、小说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小说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小说《孔乙己》同样如此。 首先,《孔乙己》中,作者所描写的乡土文化,人物风情,社会环境,大都能在作者的故乡绍兴找到原型。作者在篇幅不长的的小说开头不惜笔墨地描写鲁镇的社会风情,并非为突显“等级制度的森严”,而是为了展示故乡独特的社会风情。 《中华地域文化》记载:“浙江省。。。。。。服饰大多相近,但因地理环境和课生职业不同,其服饰也有区别。。。。。。男子大多穿长衫,女着大襟上衣,下着裙子。清代,男遍长袍马褂,瓜皮帽;女穿旗袍。。。。。。劳动者多穿短衫。。。。。。”,“绍兴老酒迄今达2500多年的历史。南北朝时就成了贡品,南宋时,‘城中酒垆千百所’,明清时已远销国内外。。。。。。素有‘越酒行天下’,‘无他酒足以相抗’美誉”。《鲁迅研究资料》谈到:“物质文化虽说是与人们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有关的文化,但它的意义并不限于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而且也可能反映社会风情。长衫是绍兴文人历来爱穿的服装,它一方面为保暖。另一方面又能表示出有学问和稳定。鲁迅爱穿长衫,即是对此习惯的接受。又如鲁迅吃饭很随便,却爱喝点老酒。据鲁迅亲友回忆:‘鲁迅酒量不大,而是喜欢喝几杯,特别是有朋友对谈的时候,例如在乡下办师范学堂那时,与范爱农对酌’(周遐寿《鲁迅的故家》)。。。。。。这说明,绍兴人爱喝老酒的习惯,也影响了鲁迅。在人们的印象中,成年鲁迅平时总是穿着一件竹布长衫,嘴角叼着一个烟斗,经常喝一点老酒,拿一支‘金不换’毛笔。。。。。。鲁迅的这些日常生活习惯,有许多是故乡物质文化培养的结果。”“对故乡物质文化的美好会回忆,促使鲁迅认真地去研究故乡的物质文化,并在小说创作中加以反映。他曾经批判过故乡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惟独不曾批判过故乡的物质文化,而是从审美的角度去描写绍兴的物产,生活习惯,或是文化景观,试图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小说《孔乙己》开头描写的与别处不同的咸亨酒店,用热水温黄酒喝的饮食习惯,盐煮笋和茴香豆等特产,短衣帮和长衫客的人物,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城镇物质文化生活的图景。。。。。。鲁迅的这些描写和介绍,既表现了他对故乡物质文化的留恋之情,又使自己的作品显得富有地方文化色彩和审美力量”。 然而,《教案》在分析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这样说到:孔乙己“穿长衫”,爱喝酒含蓄地说明他功名不就,却自命清高;四体不勤,却好吃懒做;贫困潦倒却死爱面子。这难道符合鲁迅先生创作意图?如果鲁迅先生认为衣饰(长衫、短衣)是一种阶层的标志物的话,作者自己又何以在作该小说的多年以后,仍然脱不下那件所谓“读书人”标志物——竹布长衫,而代之以短衣呢?毕竟“身教重于言传”。如果作者真要披露孔乙己“好喝懒做”,又何以设置绍兴大小人物都爱喝酒的镜头呢?尤其是连一文钱一碟的盐煮笋或茴香豆都不肯买的短衣帮,宁愿花四文钱去买一碗酒喝。况且作者笔下的他们常常有“拖欠”酒钱的坏品行,而孔乙己则没有,“品行却最好”。这样做不是冲淡了对孔乙己“坏品行”的刻画力度吗?着岂不是违背了作者自己的“创作意图吗”? 《教案》忽略了文本所透露的一个重要信息,即文本叙事角度的转换。小说是通过一个对世事茫然无知的小伙计的“有限视角”带着情绪化的观念来观察世界,并沿着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来叙述(小伙计是故事的叙述者)。而这,可能与事实背道而驰。作者不愿意以“超叙述者”的面目出现在小说中和读者面前,以说教的方式直接陈述自己的观点。他只愿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让读者自己去领悟。 因此,作者不惜笔墨地描写鲁镇的社会风情,并非为了突显“等级制度的森严”。作者对“等级制度的森严”的突显,寄予小说人物具体可感的言语行动中,从人物的形象上去影射社会。毕竟“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承载体。” 其次,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孙伏园在《鲁迅二三事》中说:“孔乙己,据鲁迅先生自己告我,也实有其人。此人姓孟,常在咸亨酒店喝酒,人们都叫他‘孟夫子’,其行径也与《孔乙己》所描写的差不多。” 笔者认为,在孔乙己身上,作者集中投射绍兴文人的影子。历来的绍兴文人,多崇尚老庄学说,追求“逍遥”、“自然”、“无为”的境界。其中有些“狂介之士”承庄子热爱自由、反抗压迫的精神,表现出愤世嫉俗、反抗束缚的狂傲态度,放达不羁。鲁迅向来对他们是敬仰的。他的《南腔北调集》中的“南腔北调”取自徐文长的诗句:“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作者对他们的精神的偏爱,使其对他们的精神也有所接受。他曾自评:“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写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并外化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双重人格。就表现形式而言,双重人格是指在人格结构中具有根本矛盾,完全对立的人格因素。它们看起来水火不容,然而又和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一个人的独特人格。孔乙己的人格也是这种根本矛盾的双重人格的再现,一种独特的人格的再现。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在叙述和描写《孔乙己》时,不是运用常见的客观视角,如全知视角,而是一个乡下人,一个对外部社会一无所知,懵懵懂懂的少年人的视角。现代叙事学理论称之为“有限视角”,即通过叙事角度的转换,让作者不以客观叙述者的面目出现在作品里,而是以一个特殊的叙述人的角度,用他的眼睛来观察,以他的口吻来叙述他所看到的一切。作者打破我们日常阅读的习惯,把批判的锋芒藏在作品的背后,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并且用一个不明真相的年轻小伙计的眼光,去诱导、去干扰读者的理解。把一切都来了一个正题反做。试看小伙计眼中孔乙己的形象:功名不就,却自命清高;四体不勤,却好吃懒做;贫困潦倒,却死爱面子;受尽摧残,却麻木不仁。《教案》也顺沿了小伙计的眼光,将孔乙己定位于这样的形象。这是因为没有从作者设置的叙事角度的转换的迷局中超脱出来,没有看到作者赋予孔乙己作为绍兴文人的“随便”和“峻急”的双重人格。孔乙己的长衫,“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这是多么不可思议!这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懒”字来形容他,而应该用“狂”字来概括他的个性。“狂”,是中国古代文化一种特殊的性格。这种“狂”既有传统性,又有时代性,“徐渭的狂躁,蒲华的邋遢。”这种狂,是时代的刺激造成的。那个时代黑暗到极点。这种狂,去掉那种虚伪的生理病态,所表现的实质个性就是忘我的勇。是那种想强大的封建势力进行冲击的勇猛,敢死队式的勇猛。没有这种勇猛是休想去面对、摇撼封建势力。 显然,孔乙己是具有这种勇猛的。这或许是作者有意为之。作者在创作之前,便“深感既然是呐喊,便须听将令,而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小说《孔乙己》中孔乙己的反常行为,也未尝不能理解为作者的积极主张的曲笔,给其染上文人“狂”性与勇猛精神。凭借此,孔乙己“总仍旧是偷”当地封建大户人家的东西,并“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丁举人在民众眼里,无疑是洪水猛兽——“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惟独孔乙己不怕。况且孔乙己每次偷的都是书,并非钱财、日常用品。如果孔乙己偷书是为了生计,偷了卖,卖了又买东西。他岂不为此费尽周折?这哪里比得上头偷钱或日常用品那样来得方便呢?为了生计去偷书,孔乙己无疑是思想有毛病,真的癫狂了。所以孔乙己的偷窃行为不是为生活着计的,他只是以一种特殊的抗争方式向封建势力挑战。但小伙计和酒客们浅薄的目光怎能看透这深层的东西呢?他们只是肤浅的将外表与精神的实质混为一谈,认为孔乙己为了偷而偷。其实不然,这只是作者的曲笔。这也是他们理解孔乙己一面有偷窃的行为,一面却又有“从不拖欠”酒钱的好品行的怪诞性格的原因所在。 不仅如此,作者还让孔乙己负载着文人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精神,这体现在其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上。孔乙己“写得一手好字”,本可以“给别人抄书换一碗饭吃”。但他给别人抄书,“过不了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在小伙计和别的民众世俗的眼光看来,这是孔乙己“好吃懒做”的坏脾气的表现,不正经安心谋事过日子。不像“我”,虽然工作“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却依然“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见闻有限、对外界社会茫然不知的乡下人,尤其是对人生懵懵懂懂的小伙计“我”,是根本不能领悟到读书人孔乙己的精神境界的。乡下人全然认识不到孔乙己在抄与不抄之间反反复复(“如是几次”),是其在生存与自尊两难齐全的矛盾痛苦中,艰难的选择;全然认识不到孔乙己既想超脱现实却又不能的极端矛盾、迷茫的痛苦心境。他们永远理解不到孔乙己最终选择穷困潦倒,寅吃卯粮的自主生活,是文人本真人性自我维系的需要。一种文人所特有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狂傲,“君子故穷”的放达。若非文人的“狂”,孔乙己是没有勇气摆脱那种寄人篱下的生活的,毕竟他知道自己除此以外,别无营生之道,尤其是在几度遭遇困窘生活之后。而这种精神是在中国社会最为匮乏的,这种精神的匮乏也是造成传统文化惰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孔乙己在封建势力面前是峻急的,勇猛的,在民众面前却是随便的,懦弱的。他关爱别人,教我识字与做人;他善良,只有他给孩子茴香豆吃;他温和敦厚,在孩子们“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时,竟生出了“慌张”;他遇事涵忍,对别人的取笑,只据理力争,从不拔刀相向。这是文人的一种渊雅精神,博爱天下,怨而无悔,一归于怒。 对于孔乙己所蒙受的巨大冤屈和灾难,小说文本中没有表现出丝毫应有的冷峻而严肃的批判之辞。没有批判民众的冷漠无情,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参与“吃人”,这完全是因为作者叙事角度转换带来的必然的结果——小伙计本人的“有限视角”及其人生观、世界观的局限性决定小说不能用再现的写实的手法;将作者的情感如实地描绘出来,而只能把批判的锋芒藏在作品的背后,“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否则,小说将有“失真”的负效应。 《教案》之所以没有看透这些深层次的潜在寓意,大概是因为没有理解到悲剧艺术品的表现方式。阎增武在其《美学原理导论》中谈到:“悲剧向人们展示了苦难和死亡不是一般生活中的现象和事件,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价值的。悲剧主人公所进行的艰苦斗争代表着社会发展中合理的、正义的、必然要实现的东西,归根结底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意愿,正是这些东西的毁灭,才具有社会意义和价值,引起人们巨大的同情。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遭到毁灭的不是这种有社会价值的东西,代表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东西,那就不可能有美感效果”,“普通人物的悲剧是指普通的、善良的人们,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遭受不幸以至毁灭而形成的悲剧。”鲁迅笔下的悲剧人物也大都属于这一类:祥林嫂、子君、涓生、孔乙己、润土。。。。。。 三、作者对该小说的评价 作者自己对于该小说,是颇为自得、满意的。孙伏园《关于鲁迅先生》中说:“我问过鲁迅先生,其中(暗指《呐喊》)那一篇最好,他说他最喜欢《孔乙己》,所以译成了外文。我问他的好处。他说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其人的冷淡,不慌不忙的描写出来,讽刺又不的显露,有大家作风。”不难看出,作者所强调的是“社会”所犯下的罪恶,对“苦人”则是寄予无限的同情。他着重所要批判的“社会”,而非“苦人”。 这么多年来,国人关于鲁迅先生及其著作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可是关于先生生前最喜欢的自创小说《孔乙己》的,却大都语焉不详。甚至出现如《教案》那样,将教学的重点放在对“苦人”孔乙己形象的歪曲分析与批判上,而非“社会”,尤其是社会中的其他“民众”的分析与批判。并且完全没有跳出作者对小说的艺术处理——叙述角度的转换——的局限。而是顺沿小伙计这个特殊的叙述人的视角,来分析与评价孔乙己及其所处的“社会”,这是有背于作者的创作本意的。而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还小说《孔乙己》以文学面目,少一点“泛政治化”色彩呢?如果真有所谓“在天之灵”,相信先生也希望我们抱一点超脱“局外”的明智和尊重事实的诚实(即或那样分析对教学设计很不方便)。而这,这是我们教育的真义与育人的根本。 参考书目: 《鲁迅全集》 人民大学出版社 《鲁迅研究资料》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10月 第1版) 《关于鲁迅先生》 曾秋士 晨报副刊(1924。1。12) 《鲁迅先生二三事》 孙伏园 重庆作家书屋 《鲁迅研究》 林志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美学原理导论》 阎曾武 黄河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初中语文第六册教案》 人民教育出版社 。延边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秦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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