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谈“国民性”和“立人”（教学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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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国民性”问题是鲁迅文学思想中最有名的论题之一，《灯下漫笔》更是鲁迅先生批判“国民性”的抗鼎之作。在这篇文章里，中国人的“奴性”在历史文化的手术台上暴露无遗。鲁迅先生从现实生活和历史文化两个维度深刻地揭示了几千年来积淀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奴性，振聋发聩地喊出了“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奴隶史”的警世之声。鲁迅先生批判“国民性”的目的是立“人”，《灯下漫笔》背后蕴涵着思想家深深的人文主义价值关怀。 关 键 词：国民性 奴性 立人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都努力地引导学生剖析鲁迅在《灯下漫笔》里所批判的国民性中的“奴性”，当然这是必要的。但是，往往我们只是注重了这一面；而忽视了鲁迅在批判奴性的同时，试图“立”人的那一面。这样以来，理解往往就会陷入片面，学生往往会提出这样的疑问：鲁迅是不是只破不立或者鲁迅的思想对于今天的社会是否已经过时了呢？其实，鲁迅很早就认识到“人”的价值在国家富强中的重要地位，他在《文化偏至论》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为了感悟先哲的精神，《灯下漫笔》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人性”的缺失 卢梭曾经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1]生于中国传统文化没落的近代社会，鲁迅对旧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历史惰性深恶痛绝、深感悲哀。在“人”尚未立起来的社会，民众只能作为看杀头的对象存在。对于《阿Q正传》、《祝福》里那些麻木的庸众，鲁迅爱之切、恨之深。《灯下漫笔》更是从历史文化的深处打量着那些醉生梦死的中国人。 鲁迅从文化现实和历史文化这两个维度来审视中国人的国民性，前一个维度是鲁迅思考和批判的契机，而从历史文化的维度探索人性使对现实的批判具有了高屋建瓴式的深刻。 首先，鲁迅从文化现时性的角度提取了传统熏陶下中国人奴性十足的心理性格。鲁迅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从来没有脱离过中国的社会现实。在《灯下漫笔》中，“银元事件”成了鲁迅思索的起点。透过这件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小事，鲁迅联想到“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欢喜”，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按照今天的经济规律，一旦金融受到波动，这种委曲求全的兑换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作为那个时代的启蒙者，鲁迅却从现实生活小事中窥视到自己灵魂深处的文化阴影。鲁迅批判中国人的奴性恰恰是从自己开始的，“但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欢喜”，“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有如元朝定律……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从现实出发，鲁迅由己推人，从现实走向了历史。在鲁迅的眼里，这种消极的历史惰性与奴性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鲁迅深恶痛绝中国国民“人性”中的麻木不仁、蒙昧无知，如果说《狂人日记》描述的“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和《药》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者”是用一种文学形象对这种卑劣的国民性进行控诉的话，《灯下漫笔》就是近乎愤怒和苦痛的呐喊：“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 其次，鲁迅从历史文化的维度反思了中国国民“人性”的缺失。 现实的背后总是由历史文化来支撑的。鲁迅在所谓“三千余年古国”的中华史中找到了中国人乐意当奴的证据。在这篇课文的开始，他提出了一个假设性的心理分析和论证，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甚至不及牛马” ，但当人突然陷入“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境地时，又给了他略等于牛马的待遇，尽管还不算人，但大家都“心悦诚服”了。这也说明了“兑换银元”时国民的屈从心理与传统历史文化中的奴性心理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鲁迅触摸到了传统文化积淀中的负面东西，这种负面的东西往往被掩盖在温情脉脉的传统式的历史文化之下。譬如在暴力下，百姓是乐意当奴隶的，甚至还害怕自己当不了奴隶。无文化的百姓如此，有文化的文人更是如此，他们抛弃了文人的清高和自尊，为暴力撰写历史，成为暴力“粉饰太平”的工具，他们应是高级的奴隶。可见，这种奴性意识在中国社会分布层面之广，渗透程度之深！鲁迅断言：“中国的历史就是奴隶的历史，我们不但做奴隶，还要粉饰这部奴隶的历史，现在的历史看得不太明白，其实与以前的历史是一回事。” 如果说课文开始从一件小事得出的论断“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变成了之后还万分欢喜”仅仅是鲁迅的推断与联想，那么后面对历史冷峻的爬梳则证明了这种联想就是事实。鲁迅不得不发出令人心痛的呐喊：“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我们就是奴隶”。 在课文思想的展开处，鲁迅深刻地呐喊所要寻求的是要穿越历史的重重弥障，直指文化的最深刻处： “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是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几千年来人的生存境遇豁然被鲁迅道了出来，面对这样的事实，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对传统文化在近代的沦落作出深刻地反思。鲁迅的反思却是这样的彻底，他在《狂人日记》中写到：“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而在字缝里去看，每页都写着吃人。”“中庸之道”给人们带来的实惠是当战争来临时，受到官兵和强盗的双重掠杀，鲁迅在《呐喊•头发的故事》里借N先生的嘴曾说过：“顽民杀尽了，贵老都寿终了，辫子早定了，洪秀全又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的百姓才难顺，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留着辫子的被长毛杀。”毫无生气和丧失更新能力的文化传统使中国人陷入两难境地。愚昧的老百姓只剩下了热切的盼望，这希望不是寄托在自己身上，而是希望能有一个固定的主子来制定让他们安心当奴隶的规则，这与兑银后的“万分欢喜”如出一辙，中国人对让自己做奴隶的规则不仅欢喜在心，还希望它能万世不衰地维持下去。 但是，鲁迅是个觉醒者，面对血泪的时代和残酷的现实，他注定扮演的是呐喊者角色，“这样的中国几乎是困在没有铁窗的屋里，永远见不到光明，永远在奴性中心安理得沉睡”。鲁迅对中国的百姓爱之深、恨之切，对封建暴君的残酷、御用文人的“瞒与骗”充满了厌恶，他恨儒学的“三纲五常”让人“存天理，灭人欲”，恨封建暴君的残酷，恨文人无耻地成为暴君的“帮凶”，恨中国的“人吃人”，恨中国百姓甘心“被人吃”，恨也正是中国的庸众培育出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暴君，他们在屠刀未至时，就伸长脖子等待。可是，鲁迅又如此地关心着中国的命运，他希望立起一个大写的“人”。 呐喊中“立人” 在《灯下漫笔》中，当鲁迅和其他人一样去兑换银元并万分欢喜时，鲁迅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别，那就是甘心为奴并且为这个身份而万分欢喜了。但如果仅限于此，鲁迅恐怕不会成为今天的鲁迅，让我们再来咀嚼他那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警醒之语：“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变成了之后还万分欢喜。”这句话表明在千千万万个奴隶中有一个人开始觉醒了，“开始在黑暗的铁屋睁开昏睡的双眼，去寻找光明 ”，正是从这一刻，鲁迅不再为奴，心中的“人性”开始生长。换句话说，鲁迅是从中国千千万万奴隶中走出来的第一个觉醒者，他注定要担负起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中国的查拉图斯特拉的重任，他成了中国奴隶们的先知，他是在腐朽文化黑暗中燃烧的一座灯塔。 在《灯下漫笔》中，鲁迅把树人的希望寄托于第三样时代，把这个使命交给了青年，希望他们能够重新树立起一个个大写的“人”。这又当如何理解呢？鲁迅的伟大就是从来不是从抽象意义上去认定中国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国民，他始终把社会现实和民族历史当作自己立“人”的地基。他批判国民性只是在充分感知到了中国人缺乏健全的“人性”的条件下展开的，面对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正在阔步进入现代化大潮，鲁迅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忧心重重。那么，鲁迅到底认为中国应该立一种什么样的人呢，他没有告诉我们明确的答案，《灯下漫笔》也没有告诉我们，其实，他的任何一篇文章都没有从“应该”的角度来对未来的中国人作出质上的界定。但这并不是说鲁迅是抽象的人本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在《故乡》里，英雄少年闰土的想象性刻画就包含着鲁迅对未来健康国民性的向往：“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里捏着一柄刚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鲁迅热爱青年，并且把希望都寄托在青年的身上，因为在他看来，青年还没有被文化历史的惰性熏染。“鲁迅以满腔的热情挖掘了他们具有的洵美的天性、真朴的童心，并通过对他们闪光的生命的赞美，寄寓着自己对于生活的信心、对于人类的希望和对于未来的向往。”[2][在他看来，孩子和青年的人性缺失，封建思想和传统文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鲁迅在《谩骂》曾经说过：“儿童的行为，出于天性，也因环境而改变……”明朝的李贽也曾从相同的角度指出了文化中僵死的思想对人心灵的侵蚀，他说：“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内而童心失……”[3]这里的闻见也就是在旧的思想文化语境下塑造出来的国民病态的灵魂，使人性丧失活泼的生命力，逐渐染上奴性。 总之，鲁迅通过批判国民性中奴性的人格来展望未来中国人的理想的人格，这一点，在《灯下漫笔》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不可不察。 注释： [1]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页。 [2] 朱寿桐：《孤绝的旗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3] 李贽：《童心说》，转引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页。 [4] 注：文中关于鲁迅的原文一律引自《鲁迅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马燕 相关链接：教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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