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二黑结婚》备课参考1 备课资料(人教版高二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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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二黑结婚》备课参考1

一、关于作者

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人,出身于贫农家庭,从小参加农业劳动,尝受了生活的痛苦与辛酸。因为是独生子,父亲节衣缩食让他上村学、高等小学,使他有机会读了许多古书,接受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熏染;但对他影响更大的是民间文学。他很小就喜爱民歌、民谣、鼓词、评书及地方戏曲,不仅会演戏、说书,还是民间乐队“八音会”的鼓板手。这种独特的生活经历和艺术素养,使他不但通晓农业生产和北方农村的生活习俗,也熟悉农民的文化心理、审美情趣及艺术爱好。这对他后来形成民族化、群众化的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对赵树理的思想和文学道路来说,“五四”新文化的启蒙、熏陶,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1925年,赵树理进入长治省立第四师范读书。新的社会思潮,激发了他的民主民族革命的热情,也给他指出一条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崭新的人生道路;而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的刊物、著作,则向他展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文学,充满着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新的文学。尽管他很快发现了新文学与一般农民不相适应的一面,但他并未倒向过去,而是探求着如何使新文学变得容易为农民所理解与接受。与此同时,他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在实际的社会斗争中经受锻炼,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创造社、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曾引起他的极大关注,他由衷地赞同“普罗文学”。其时“清党”的腥风血雨弥漫到山西,他被迫逃离学校,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赵树理是在二三十年代之交开始写作生涯的。1929年刊载于《自新月刊》的小说《悔》,署名赵树礼,是目前发现的他的最早的作品。30年代前期,他以极大的热忱注视着“左联”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并且明确地提出了文艺为大众的主张,希望新文学跳出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满足广大劳动群众的精神需求。在他看来,“中国当时的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他决心从事文艺大众化的工作,为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群众写作,同封建主义争夺文化阵地;立志做一个“文摊文学家”,而不做“文坛文学家”。与此同时,他尝试用大众化的形式写作文字通俗、农民能看懂、听懂的作品,先后创作了中篇小说《铁牛的复职》(1931)、短篇小说《金字》(1933)及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盘龙峪》(1935)等。尽管他的见解、作品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但作为最初的探索、实践,无疑为他日后的成功提供了宝贵经验。1937年抗战爆发后,赵树理参加了革命工作。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太行山区开辟了敌后根据地,广大农村、城镇建立了民主政权,一个崭新的社会在晋东南诞生了。赵树理曾一度担任地方政权的领导职务,亲自组织群众进行抗日自卫的斗争,后又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在编辑《黄河日报》(太南版)《人民报》《中国人》等报副刊时,写了几十万字的诗歌、小戏、曲艺、小说、杂文,紧密配合当时的斗争,短小精悍、通俗活泼,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发挥了战斗作用,也为他的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拓宽了道路。揭露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血腥杀戮新四军抗日将士的鼓词《茂林恨》(1941),描写日寇、汉奸利用会道门策划暴动、妄图推翻抗日民主政权的上党梆子戏《万象楼》(1942),就是这时期的重要作品。事实表明,赵树理在写作《小二黑结婚》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

1943年5月,赵树理完成了著名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彭德怀为该书的出版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10月,又推出了被誉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的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1945年创作了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此外,他还写了许多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如《孟祥英翻身》《地板》(1944),《催粮差》《福贵》(1946),《刘二和与王继圣》《小经理》(1947),《邪不压正》(1948),《传家宝》《田寡妇看瓜》(1949)等。短短几年间,赵树理以其体现新时代要求的丰硕成果而受到人们的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1946年八九月间,郭沫若、周扬、茅盾相继发表文章,推荐赵树理和他的小说。郭沫若称道《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为抗战以来文艺作品的杰出者”,茅盾认为《李有才板话》“标志了向大众化的前进的一步,这也是标志了进向民族形式的一步”。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座谈会,号召文艺工作者“向赵树理方向迈进”。

(选自郭志刚、孙中田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二、思想内容

《小二黑结婚》写的是根据地农村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赵树理摄取的生活素材是岳冬至和智英祥的恋爱故事。不过,原来故事的结局太悲惨了。赵树理从中发现了造成这个悲剧结局的势力有两个方面,一是农村残存的落后的封建迷信思想,一是混进民主政权的地、富、流氓分子的蛮横霸道为非作歹。于是,他改写了这个故事。

刘家峧的小二黑,聪明,漂亮,是反“扫荡”中的特等射手,村里的青抗先队长。同村的小芹,伶俐乖巧,是个俊姑娘。小二黑和小芹相好已经二三年了。不幸,小二黑的父亲二诸葛,小芹的母亲三仙姑,这刘家峧的两个“神仙”,却反对小二黑和小芹相好。二诸葛从河南彰德府逃难来的难民中给小二黑找了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做童养媳,三仙姑也赶紧把小芹许给一个在阎锡山部下当过旅长的退职军官续弦。小二黑自然不认童养媳的账,小芹也回绝她娘说“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可是,偏偏在小二黑和小芹中间还有一对金旺兄弟。金旺的爹原是刘家峧一只虎,当过几十年老社首,捆人打人是他的拿手好戏。金旺长到十七八岁就成了他爹的好帮手。金旺的本家兄弟兴旺也学会了帮虎吃食。抗战初年,汉奸敌探溃兵土匪到处横行,金旺兄弟两个给一支溃兵引路绑票又讲价赎人,做过内线。八路军来了,打垮了溃兵土匪,他们回到刘家峧又混进了民主政权。金旺当了村政委员,兴旺当了武委会主任,连金旺老婆也当了妇救会主席。大家对他们恨之入骨。金旺对小芹没安好心,碰了钉子,每日怀恨,总想设法报一报仇。于是,找机会让武委会开会斗争了小二黑,又唆使他老婆在妇救会斗争了小芹。最后,趁着小二黑和小芹在一个大窑里商量对付三仙姑的法子,金旺兴旺兄弟演出了一场“拿双”的丑剧,把小二黑和小芹捆到了区上。结果,还是小二黑和小芹胜利了,小两口成了村里第一对好夫妻。群众斗垮了金旺兴旺兄弟,两个都被县里判了15年徒刑。村政权进行了大改选。二诸葛和三仙姑两个“神仙”也有了变化。

赵树理是在这里讴歌自由恋爱的胜利吗?不是的!他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讴歌农民的胜利,讴歌反对愚昧、落后、迷信斗争的胜利,讴歌农民对封建恶霸势力的胜利。因为,小二黑和小芹这一对年轻人,不再把爱情只看做是自身幸福的追求,或者只是个人兴趣和爱好的投合。作品是让他们结合着农村的社会阶级斗争来培育爱情,开拓爱情的社会意义的。小二黑和小芹在争取爱情、与一切落后势力的斗争中,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性、明朗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必胜的信心。斗争的结果,推动了二诸葛、三仙姑的改造,更引发了刘家峧清算金旺兄弟恶霸劣迹的斗争。刘家峧的农民群众本来都敢怒不敢言,最后斗争金旺兄弟的会上,却你一宗他一宗,从晌午说到太阳落,一共说了五六十款,历数了金旺兴旺二人的罪恶,斗倒了横行乡里的恶霸。这样,《小二黑结婚》的主题意义就远远地超越了爱情的界限,而含有彻底地反恶霸、反封建意识的思想内容了。赵树理描绘的确实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英雄美人故事,而是借助于这个故事记载了1942年和1943年刘家峧农民翻身作主人的宏伟事业。

(选自赵遐秋、曾庆瑞《中国现代小说史》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三、赵树理小说的创作特色

赵树理在实现文艺大众化,创造“新鲜活泼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归纳其创作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民族精神的精心描绘。

文学作品的民族风格,与民族的生活题材有关系。赵树理身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他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都描写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普通农民的生活与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时代精神,这种题材本身就必然透露出中国历史的特点和民族特色。不过,仅仅有了民族的生活题材,也还不能使作品成为真正民族的东西。果戈理说得好:“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作家的创作要表现民族性格的特征。赵树理写小二黑和小芹,写李有才和小顺、小保、小明、小福,写铁锁,以至于写二诸葛、三仙姑、老秦,福贵等等,都写了他们的心灵和我们这个民族的民族性的活生生的血肉联系。即使是金旺兄弟、阎恒元一伙、李如珍等恶霸地主,也都打上了民族的印记。这些人物理解事物的方式,对待生活的态度,评价社会的价值观念,他们所依循的伦理法则和道德规范,他们的全部言行,所有的作为,虽然表现了不同阶级的阶级特征,却又有其共同之处,即:既带有中国革命的那个阶段的特点,又都是纯粹的中华民族的,都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当然,除了描绘这种民族精神,赵树理小说的民族风格也还借助了民俗细节的描写,其中包括中国农村风物习俗的描写。

(二)把“情节”和“性格”融为一体的小说体式。

我们说过,小说的成败主要系于是否创造出不朽的人物,而那万千的世事,尽管转眼即逝,虽新颖亦必归于陈腐,却仍是小说作家们不可忽视的一个要素。鲁迅改变了中国传统小说以情节故事为主的素质,受外国小说影响,开始了以描写人物为主的现代潮流,诚然推动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进步。但是,有些作家偏执一端,不注意情节故事,而终于不合乎中国人的文学欣赏的民族传统,难以获得众多的读者。

这所谓的民族传统,就是我们民族多年养成的欣赏习惯,特别是我们民族中人民大众的欣赏习惯,即:喜欢故事性强一些,情节引人入胜一些。

从理论上讲,这个问题应该能够妥善地解决。就小说这种叙事性的文学样式而言,“故事”本来就是既简单而又最基本的一种因素。举凡“故事”,又都少不了有那演绎成故事的“角色”。由于“故事”中的“角色”通常是人,所以小说又不能不注重于人物性格的塑造了。“故事”和“人物”,“情节”和“性格”,本来就不该绝对对立起来的。在注重于人物性格的塑造的时候,本来是可以兼顾故事情节,而把小说写得故事性强、情节能够引人入胜的。

赵树理在这方面作了别开生面的有益尝试。

赵树理以为,“任何小说都要有故事”,所以,他写《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说,都注意在一些连贯的、不跳跃的情节中写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显得故事性很强。比如《李有才板话》,圈绕着改选村政权和减租减息运动,阎家山的贫苦农民斗倒了阎恒元一伙。赵树理写这个故事,有头有尾,一气相联。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结果又怎样,小说都一一作了清楚的交代。然而,这样注重故事情节,丝毫也不意味着赵树理的小说忽略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拿《李有才板话》来说吧,赵树理的本领就在于,他在故事情节的进展中去刻画人物,又用一个一个的人物去表现故事情节的进展,以至于完成整个故事。看上去,一个人物就构成一个小故事,赵树理也就用这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去写一个又一个的人物。而这些小故事,又都是整个大故事中不可分割的各个组成部分。这些人物,又共同表现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贫苦农民的斗争生活。他就这样写出了把“情节”和“性格”、“故事”和“人物”融为一体的小说。

(三)作品结构的民族特色。

把叙述故事和刻画人物结合在一起,既注重于写人,又要顾及故事性强,这当然加大了结构小说的难度,要是再要求结构的民族特色,那就更不容易了。

赵树理小说的结构表明,他尽量照顾了群众的文学欣赏习惯,使当时的老百姓喜闻乐见了。他攻克了这种小说结构艺术的难关。总的说来,赵树理是继承了说书体即评书体小说单线发展的写法,绝少外国小说的“横断面”的结构形式,可又不因袭传统的章回体形式,而是在接受“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的形式的基础上,再加融会贯通,使小说的谋篇布局的结构艺术形成了鲜明而又新颖的民族特色。

这种小说结构艺术的民族特色,包含的东西相当丰富,可以写出相当规模的专论。这里只简要地说明主要的几点。

一是单线结构。为了使故事连贯到底,中国传统小说作家往往用贯穿于故事始终的某一事件作为情节发展的线索。赵树理继承了这种手法。比如,《小二黑结婚》不是用小二黑和小芹这两个人物来结构的,也不是用二诸葛和三仙姑这两个人物来结构的,而是用小二黑和小芹的恋爱结婚事件来结构作品的。《李有才板话》似乎是用李有才这个人物来作绾结故事的线索,其实不然。赵树理曾说:“那时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别对于狡猾地主还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法,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小说。”他显然不是为写李有才这个人物而写小说的。他创造了李有才这个人物,用他的快板来褒贬这两种工作方法穿插着叙说各种事变,交代事变中各种人物的动向,实际上是在叙说阎家山贫苦农民在党领导下斗争阎恒元一伙的故事。所以,结构《李有才板话》一条清清楚楚的线索,还是斗争阎恒元一伙的事件。

二是巧为安排,使单线结构不单调平板。单线结构,线索清楚,并不等于单调平板。赵树理继承“无巧不成书”的技法,在“巧”字上做文章,还利用保留故事中一些关节的传统手法,把故事情节尽量安排得变幻曲折,出人意料,像《小二黑结婚》,金旺兄弟策划开了斗争会,小二黑和小芹都不屈服,村长秉公给他们撑了腰,眼看这门亲事是合理合法的,却又碰巧让三仙姑许亲给搅了。这就有了新的波折。不料,这还不算完,金旺兄弟又跟着闹出来“拿双”的把戏,突然闯进大窑,捆了小二黑和小芹,押送到了区里。这时,赵树理保留了关节,系上一个“扣子”,并没有接下去说小二黑和小芹送到区里后怎么样了,笔锋一转,却说起二诸葛的神课来了。读小说的人明明急于知道小二黑和小芹的结果,赵树理却让你先跟着二诸葛一起着一下急,然后再看看二诸葛请区长“恩典恩典”出的洋相,看看三仙姑羞愧得出了一脸热汗的窘态,最后才知道到底怎么了。这里,在起伏跌宕中散发出诱人的艺术魅力来了。当然,这又不是故弄玄虚。赵树理认为:“中国的传奇小说,有的是为了奇而奇,为了巧而巧,我不主张这个。”他的小说里,“巧”固然是偶然性的东西,却又反映了生活的必然。偶然和必然,是比较完美地统一在一起的。

三是起头就开门见山。赵树理知道,“按农村人们听书的习惯,一开始便想知道什么人在做什么事”,他写小说,就常常采用开门见山的写法。比如《李有才板话》的开头,单刀直入,上来就把李有才的身份、家庭、职业、经济状况以及脾气、秉性都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李家庄的变迁》劈面就写龙王庙里春喜和铁锁的一场官司。《福贵》也开门见山介绍福贵这个人。这样写,不让读者猜谜,一开始就能吸引他们急着往下读,自有好处。

四是“从头说起,接上去说”。赵树理知道,农村读者的习惯“是要求故事连贯到底,中间不要跳得接不上气”。他写小说,注意照顾这种习惯,使故事情节按着时间的顺序,矛盾的线索,徐徐展开,直到结局。这里没有那种外国小说的大幅度的跳跃。无论是短篇的《小二黑结婚》,还是中长篇的《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都使人感到浑然一体,毫无断裂的痕迹。其中,当然也是赵树理的衔接功夫起了作用的。

五是结尾。一般地说,我们这个民族,审美观念和道德观念常常都是联系在一起的。美就善,善就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总是人们的一种希望,人们读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总愿意看到光明代替了黑暗,正义战胜了邪恶,所以,长期都很欣赏那种大团圆的结局。“五四”以后的小说,盛行一种悲剧的结局,那自有其功用和效益。不过,赵树理在农村题材的小说里,像《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那样,不再让那种悲凉阴郁的气氛压抑在读者的心里,既是继承了大团圆结局的写法,又用以惊醒人们,感奋人们,推动人们去改造现实,改造世界,也是很有意义的。

赵树理小说的结构艺术还涉及一个安排叙述和描写的关系的问题。赵树理说过:“我们通常所见的小说,是把叙述故事融化在描写情景中的,而中国评书式的小说则是把描写情景融化在叙述故事中的。”他创作小说,基本上用的是后一种方法。《李有才板话》中描写阎家山村落的古怪布局,描写李有才窑里的情景,“打虎”会上的气氛,“丈地”现场的把戏,都是这样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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