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们的作家——博尔赫斯(人教版高三选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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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说博尔赫斯 豪•路•博尔赫斯：作家和自修学者，１８９９年生于当时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他的父亲是心理学教师。他是诺拉•博尔赫斯（孀居）的哥哥。他爱好文学、哲学和伦理学。他喜欢写短篇小说。他虽然只是似乎在日内瓦受过正式的中学教育（对此，评论界至今还在查证之中），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和哈佛大学授过课。有传闻说他在考试中从不提问，只是请学生随意就命题的某个方面发表见解。他讨厌开列参考书目，认为参考书籍会使学生舍本逐末。 博尔赫斯生活的年代适逢国家处于没落时期。他出自军人家庭，非常怀念先辈们那可歌可泣的人生。他深信勇敢是男人们难得能有的品德之一，但是，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信仰却使他崇敬起了下流社会的人们。所以他的作品中流传最广的是通过一个杀人凶手之口讲出的故事《玫瑰角的汉子》。他为谣曲填词，讴歌同一类杀人犯。他为某个小诗人写了一篇感人的传记，那人唯一的功绩就是发掘了妓院里的常用词语。 博尔赫斯是否曾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的命运感到过不满呢？我们猜想他会的。 （上面这一词条是博尔赫斯在１９７４年写的词条，原长３０００字。他自称是从２０７４年智利出版的《南美洲百科全书》摘录下来的。） 阅读 “必读的书，我已饱读。”听起来像《圣经》的口吻。是博尔赫斯说的。他说他和蒙田、爱默生不谋而合：我们只应该阅读我们爱读的东西，读书应该是种享受。 图书馆 相对于“作家们的作家”一词的褒举，“图书馆作家”的称呼暗含了一种批评，但博尔赫斯从来没有意见。父亲的图书室是他童年的乐园。１９３７年，为了糊口，博尔赫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立图书馆工作，直到１９４６年庇隆政府勒令他去做市场禽兔稽查员为止。他的名篇《小径分岔的花园》、《通天塔图书馆》都在这卑微的图书馆员任上完成。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在总统府，博尔赫斯知道自己要当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任命次日发布。当晚他和母亲散步经过图书馆时，母亲鼓动他先进去逛一逛。博尔赫斯说：“不，还是不进去吧，等我真能进去的时候再说。”图书馆成为他圣洁的新娘，一定要等到洞房花烛夜。１９７３年，博尔赫斯卸任。在１８年的馆长任上，他会见的不胜其数的客人中，赫伯特•西蒙可能是最特别的。他们探讨了“无限的、周而复始的图书馆”、迷宫和电脑程序。 失明 博尔赫斯说命运给他开的最大一次玩笑是他双眼全瞎时得到了一座有８０万册藏书的国立图书馆。“上帝同时给了我书籍和黑夜／这可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博尔赫斯是他家族中的第六代失明者。失明，“像黄昏一样慢慢降临 ”。失明使博尔赫斯重新发现了诗歌，早年那个参与极端主义运动的青年诗人重返诗坛。博尔赫斯固执地认为，作为作家，他首先是个诗人；要论作品，他的诗歌成就要高于短篇小说。 中国形象 １９７９年，博尔赫斯访问日本，抚摩过一块汉碑。此前四年，当他的一位朋友告诉他秦始皇兵马俑发现的消息时，博尔赫斯几乎夜不能寐。他最终没能踏上他梦想的国度。他通过理雅阁、翟理思等汉学家的译著及冯友兰的英文著作了解中国。他把庄子尊称为“幻想文学”的祖宗。他说中国梁代有根君王的权杖，传给新君时会缩短一半，再传又是一半，一直传下去。我曾拿着校样四处向通人学者请教是否有出典，谁都摇头。他还依据一篇寓言作品，把韩愈作为卡夫卡的第二位先驱（第一位是古希腊的芝诺）。经翻译家王永年先生费心，还原出此文是《获麟解》。当我看到钱锺书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断言博尔赫斯是在拉郎配时，总算从博尔赫斯“他者”的形象中醒过来。就说那根权杖吧，多半是博尔赫斯的虚构。他把《庄子》中“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吊诡和秦始皇“传之万世”的狂想捏在一块了。在《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一文中，他假弗兰兹•库恩博士之口，引述一本中国古代叫《天朝仁学广览》的百科全书，谈到中国的动物分类法，ａ．属于皇帝的；ｂ．涂香料的；……ｎ．远看如苍蝇的。库恩博士实有其人，《红楼梦》德文译者，《天朝仁学广览》大概又是博尔赫斯的虚构。博尔赫斯的把戏居然让大智者如福柯上当。福柯说其名著《词与物》就是受博尔赫斯那段子虚乌有的“引文”启发而写的。 分岔 博尔赫斯“误读”中国，中国也有投桃报李的“误读”，这大概是报应。他的名篇《小径分岔的花园》一开始被译为《交叉小径的花园》。后来王永年先生把它纠正过来，可时至今日，谬种未绝。交叉和分岔不同。交叉归于有限的结点，而分岔则指向无限的向度。《列子》中有杨朱“歧路亡羊”的故事，有一句话，很明白，就指“分岔”：“歧路之中又有歧路焉，吾不知所之”。假如博尔赫斯当年能看到列子此言，说不定会喜欢它，就庄周梦蝶一样，一辈子都挂念。 余华论博尔赫斯 在我看来，他和中国的鲁迅是我们文学里思维清晰和思维敏捷的象征，前者犹如山脉隆出地表，后者则像是黑暗陷入了进去，这两个人都指出了思维的一目了然，同时也展示了思维存在的两个不同方式。一个是文学里令人战栗的白昼，另一个是文学里使人不安的夜晚；前者是战士，后者是梦想家。 西川谈博尔赫斯 中国小说界和诗歌界对博尔赫斯有不同的接受，小说家们关注他的方法，而诗人们更热爱他的精神。每一个眼前的东西都被他放大，神话般的放大，从而获得了过去和历史。人们对博尔赫斯的创新评价很高，约翰•巴思称之为“后现代主义”。我认为博尔赫斯重新唤醒了一个新的知识体系，它让人惊异不已，从《一千零一夜》到最现代的科学理念，纵横交错，博尔赫斯内置其中。有此唤醒，博尔赫斯对传统文学，包括对中国文化，有了全新的看法。当想像力越广阔时，他越显精确，而其他人往往流于泛滥。博尔赫斯说：“我是一个计算音节的人。”这种大师的态度，是我创作中的一个平衡方向。 《反博尔赫斯》：一枚集束炸弹 作者：陈众议 博尔赫斯的名字像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明，被永久地写进了文学的神话。但是，时至今日，各种各样的怀疑与不屑，也恰似博尔赫斯的诗文，“幽灵般”（玛利亚•儿玉语）地围绕着他的墓碑。刚刚由阿根廷出版社出版的《反博尔赫斯》便是这样一个或一些不倦的“幽灵”。 此书由马丁•埃内斯托•拉法格选编，辑录了博尔赫斯出道以来，各个时期有关博尔赫斯的“不和谐音符”。全书共六章，包括１６篇代表性评论，凡３８３页。第一篇评论写于１９２６年，当时博尔赫斯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极端主义诗人”。作家奥尔蒂斯在这篇文章中开宗明义，说不知道博尔赫斯“是怎样将彼此对立的运动扼杀或者协调在其精神之中的”。但除此之外，他对博尔赫斯可以说是褒扬有加。 著名学者兼作家恩里克•安德森•因贝特的批评就犀利得多，他在题为《〈传声筒〉杂志的读者调查》一文中指责《传声筒》杂志虚张声势，认为“博尔赫斯只不过是个年轻诗人”，“他的诗作并不杰出”；“他的散文怪诞且缺乏人文品质，甚至连起码的力度和新意都不具备”。认为博尔赫斯“只有形而上学的狡猾，却无形而上学的血性”。他还批评博尔赫斯把民族文学传统当作“空心核桃 ”并规劝他好好地思考一下阿根廷人的真正不足。这篇言辞率直的文章为后来（尤其是６０年代）左翼作家抨击博尔赫斯奠定了基调。 紧接着因贝特，拉蒙•多尔的言辞更趋激烈。他批评《传声筒》杂志的所谓调查乃是对博尔赫斯的吹捧，“足见当下阿根廷知识精英正处在一个堕落的、短命的、死气沉沉的时期”，“所有的人似乎都在用吃奶的劲儿，汗流浃背地诉说关于死亡的死亡，关于臭气熏天的臭气熏天。”多尔还逐一批驳了博尔赫斯在《探讨集》中关于阿根廷和阿根廷文学的“歪理邪说”。 ４０年代到５０年代，拉美作家对博尔赫斯的批评总体上趋于和缓与深广。以阿道夫•普里埃托为代表的新一代文人开始比较公允地正视博尔赫斯。诚如普里埃托所说的那样，博尔赫斯的价值“与其说是因为他的作品，不如说是因为他的存在”。他称博尔赫斯是“没有文学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就像是一件价格昂贵的礼服，尽管穿着的机会只有一次”。 与此同时，也还有作家不依不饶，批评博尔赫斯是“知识界的败类”，“满足于空洞的自我欣赏”。 到了６０年代，随着左派运动和校园文化的高涨，博尔赫斯几乎成为众矢之的。人们批评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外国作家”，既不珍惜民族文化，也不关心人民的疾苦：“虽拥有写作技巧，但却毫无生命气息”。有的作家，如阿贝拉尔多 •拉莫斯、埃尔南德斯•阿雷吉、利波里奥•胡斯托等，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评析博尔赫斯，称他患有严重的“大众恐怖症”，以至于钻进文学小巷、陷入生活沟壑而不能自拔。他们视博尔赫斯为“资产阶级没落作家” ，一心要阻碍一切进步思潮。 ７０年代的新左派虽然继续视博尔赫斯为“贵族作家”，但批判话语明显改变，最典型的例子是布拉斯•马塔莫罗的《迷雾背后是英国》。这是一篇很有深度的文章，它不但挑明了博尔赫斯与西方文化特别是英国文化的亲缘关系，而且从“拒绝数理性”、“拒绝历史性”、“拒绝心理学”、“对话语的否定和破坏 ”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博尔赫斯的虚无观和保守主义、个人主义等等。 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早已被西方舆论定于一尊的博尔赫斯成了阿根廷乃至拉美文学的一种象征。嘹亮的赞扬声淹没了“不和谐音符”，但多少给人以“出国转内销”的感觉。于是，仍有一些执著的人冒不敬之大不韪。 当然，它们已经丝毫影响不了博尔赫斯。 穆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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