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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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思想境界) 今年是在科索沃危机中迎来“五四”八十周年纪念。部分知识分 子和留学生群在声讨北约的声浪中,出现反美反西方激烈情绪,与八 十年前那一代知识分子受巴黎和会刺激急剧转向左倾,十分相近。这 就给今年的纪念出了一个题目,正好以此为题,认真反思一下八十年 的历史教训。 新文化运动承洋务思潮、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而来。从上一个世 纪中叶开始,中国人以英美为师,先器艺,后政制,终于把远东第一 共和的近代宪政体制搭出了一个轮廓。至1915年新文化运动,提出 “德先生”和“赛先生”,顺势而动,成绩斐然。但也不是没有缺点, 比如说,过于强调文化观念作用,形成文化决定论,在打倒孔家店这 一问题上留下了遗憾。虽然如此,以英美为师融入近代民主潮流这一 大方向,却健康发展,还没有逆转。新文化运动两种思潮交汇而成。 一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这一派人坚持从严复那里开辟出来 的英美方向,坚守渐进理性,积寸为尺,小步快行;缺点在于不耐制 度层面的艰苦积累,认为要从中国文化的总根子挖起,政治刷新才有 基础。胡适在政治理念上是渐进派,但在文化理念上却是激进派。他 立志二十年不谈政治,要从百年树人做起,当然有受激于张勋复辟、 政潮黑暗、国民冷漠这一面,值得同情;其重视文化教育的苦心,也 不能简单否定。但从思维方法说,认为世间有总根可寻,只有挖根改 造才能开出崭新局面,已有一元论迹象,偏离了自由主义的经验论历 史观。由此产生的文化决定论,遗患至本世纪八十年代大陆新一代启 蒙运动,还有遗迹可寻。更为麻烦的是,文化理念上的这一激进姿态, 与另一类从不同方向上过来的思潮冲动发生了局部重叠,由此发生两 派人的短期合作,同时也预示了日后的分道扬镳,新文化运动与五四 之间出现历史的断裂。 后一派人大多从日本来,政治思潮以陈独秀为代表,文化思潮以 鲁迅为代表。当时的日本是个中转站,向中国转驳进口从法国、俄国 过来的激进革命思潮。1900年留学生翻译卢梭《民约论》输入中国 是在日本;1905 年孙中山《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举政治革命、社 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是在日本;1907 年刘师培在《天义报》上 第一次翻译介绍“共产党宣言”也是在日本;1905 年至1907 年朱 执信主持《民报》与梁启超为欧陆社会主义还是英美自由主义发生论 战,还是在日本。此次论战中,朱执信社会主义理论之自觉,比1919 年李大钊与胡适发生“主义与问题”论战时的立场,有过之而无不及; 更有甚者,孙中山二次革命后成立“中华革命党”也是在日本,其密 谋性质的组织方式与俄国列宁主义建党路线(所谓布尔什维克路线) 不谋而合,后来援俄为师改造国民党,即有此前缘。陈独秀、鲁迅等 饱吸日本空气,自然形成其浪漫激进的革命理念,从他们的日、俄、 法知识背景出发,要从根本上掀翻中国的老屋、铁屋,自然不满意于 辛亥以后中国的舆情氛围,与从英美归来的胡适等人那一点文化决定 论重叠在一起,于是同床异梦,短暂合作,这才有新文化运动。 1919年的巴黎和会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束,也是五四运动的开始。 此后中国,以五四统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但两者之间的断裂已 经被五四这一独断符号遮盖,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 生”也被五四之后的民族主义浪潮裹胁而去。胡适事后对两者之间的 断裂,是有感觉的。一方面,他肯定五四是“全国青年的大解放”, “经此轰动”,“方才有中山先生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 另一方面,他坚持认为五四运动“实是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 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政治运动”。胡适还在留恋他的文化决定论,但 政治变革确实不能长久以运动方式“轰动”前进,却是真的。经此断 裂,社会变迁折向另一方向,经济、文化、政治参照系从洋务运动以 来的以英美为师,一变为五四以后的以俄为师,这一变就是半个多世 纪。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始,中国大陆才从以俄为师之歧路旁出, 一步三回头地回转以英美为师的老路,曲折回归近代文明的主流。转 折之间,“轰动”六十年,整整一个甲子,三代人的血泪精华! 那一次近代中国转向歧途,起始于巴黎和会列强出卖山东权益于 日本、苏俄突然宣布废止此前俄国政府与各国签定的所有条约。此后 中国知识分子的大规模左倾化,还有一次,是在四十年代中期。如果 说前一次左倾化是受激于外,抗议西方列强的外交密谋;后一次则是 受激于内,抗议国民党政府腐败及其造成的社会不公,由此也涉及美 国,当时还来不及叫“跨国资本”,就叫“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 事后平议:当年之抗议,皆应抗议,确实理直气壮。但抗议以后出现 的历史转折,为何都为众人所不曾预料?从知识分子认知模式这一头 说,应该有一些教训。 其一,对自由民主的价值追求,是否应该超脱对国际外交的期待? 苏俄片面终止前政府与各国的条约,其中对中国的欺骗与觊觎,已经 为斯大林新沙皇行径证实,自不待言;即以西方民主国家而论,他们 的外交活动既是其国家内部特定价值体系的外延,也有国家利益的具 体盘算,如果不是这样,倒反而奇怪了。就东方国家追求民主自由的 知识分子而言,不也是一样?五四那天,一代人上街游行,就是因为 自由民主的理想受到了民族感情、国家利益的冲击。因此,对西方民 主国家的外交活动,该支持就得支持,该抗议就得抗议,其中最为关 键的一点,是将自己的价值追求,不是栓系于西方政府的国家行为, 而是定位于从西方历史中发源的自由、民主传统。前者如水流转,朝 是夕非,后者有普适价值,恒定不易。五四一代人的迷误就发生在这 里:先是将自己的民主自由价值追求栓系于西方某一国政府的贤人外 交,如威尔逊的“公理战胜”,一旦发现对方在“公理战胜”下还有 具体的外交盘算(或者确是贤人,却受制于内政外交的掣肘),立刻 高呼上当受骗,不仅正当抗议此类外交运筹损害本民族利益,而且将 此前追求的民主自由价值弃若蔽帚,掉头而去,跌入另类价值体系的 怀抱。 其二,对社会不公的批判,能否分清两种批判立场?一是从自由 主义立场出发,旗帜鲜明地批判社会不公,同时维护自由经济的空间 与宪政民主的渐进路径;二是从激进革命的立场,在批判社会不公的 同时,将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视为社会不公的老根,要连根拔除“西 方资本主义的罪恶”。 上述教训中的错误认知模式,其一是与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其 二是与民粹主义同根共长。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潮流之所以一波三折, 国际地缘政治里日、俄为祸,横暴插入,当负主要责任,国民党政权 抗战后的急剧腐败亦难辞其咎,不能全部归因于知识分子的观念选择。 但从知识分子本身的反省来说,“以俄为师”所标志的那股左倾力量, 能够从政治思潮变化为思潮政治,挟政治之暴力,横行天下,确实有 沉痛教训可寻。 民粹主义有两个历史来源,一是中国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中国近 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多半为两截:上半截为政治自由主义,下半截 为经济社会主义。下半身的思想资源,多半浸润于儒家《礼记·礼运》 篇里的“天下为公”理想。这一农业社会的大同理想,使知识分子殊 难理解市场经济的特殊结构,及其为民主宪政所提供的必要条件。所 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这个俄式社会主义 在它的家乡就与上一世纪的俄国民粹主义难解难分。而中国人听到 “一声炮响”,打中的恰好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下半截:经济上的农业 乌托邦,一个积累千年的巨大痒处,“千年巨痒”!社会主义的空想 与农业乌托邦“千年巨痒”是有同构效应的,两者一拍即合,俘获了 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浪漫激情。二是中国士农工商社会结构传统。一 旦现代化起步,士农工商社会向工商社会演变,此前四民之首的士, 多半不能适应这一社会转型,很容易与最为相邻的农民阶层发生相互 扶持共同抵制的不平之鸣,而且还能占领道德抗议的制高点。民粹主 义可以表现为五四前章太炎的文化复古;五四后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 上的热烈演说——“庶民的胜利”;也可以表现为三十年代流行于上 海亭子间左联作家和酸涩文人的“怀乡小说”;还可以表现为世纪末 “后现代”新左派思潮,内里追求与国际新潮学术接轨,外观则借用 这一口号反社会不公,迎合国内社会生活中的道义激情。符号一变再 变,哪怕是从巴黎进口的(凡是新潮符号多从法国进口,并不自今日 始,世纪初即已如此),却变不脱中国知识分子从农业社会“士”蜕 变不久,对社会结构转型的前现代隔膜与不适应,就在那个“千年巨 痒”上搔来搔去。 民族主义来源于中国近代历史受尽外敌凌辱的集体记忆。民族主 义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理性的,既能严守民族气节,又能与左倾排 外划清界限。其最佳事例,是在五卅运动激进风潮失败之后,丁文江 在谈判桌上居理力争,迫使英国当局放弃上海租界的领事裁判权。二 是狂热的,借爱国而媚上排外,百年内频频发作,至今没有得到清理。 后者肇祸莫过于义和团扶清灭洋,以辛丑条约收场,民族危机跌入更 深一重;此后中间一幕,是文化革命中火烧英国代办处,暴露左倾政 治与扶清灭洋的内在联系;至本世纪末,终于出现“中国可以说不” 那样的装腔作势、北大学生对克林顿提问时的拙劣姿态,以及此次科 索沃危机发生,部分留学生放着在海外能看到的多元报道不说,却有 意迎合大陆传媒的片面报道,提议成立“抗北援南军”、紧急呼吁朱 熔基推迟访美等各种亢奋表演。 五四以来的历史教训当然还不止这些。但是仅此两端,已经把近 代中国折腾得够受了。老话说,“庆父不死,鲁难不已”。这里说的 “庆父”,当然不是指人。不同意见的朋友,只要不是存心媚上排外, 还是可以平静讨论的。我这里指的是民粹主义和病态民族主义这两个 精神病灶,拖得太久。也不是什么后现代的富贵病、疑难杂症,而是 前现代的常见病、多发病,时时冒烟,常常发作,与新文化运动的断 裂、五四之后的以俄为师、知识界两次大规模左倾,有内在联系。已 经是本世纪最后一个五四纪念了,再不清理,则将病症带入二十一世 纪。百年之病,求下一世纪之艾?那我们就会在二十一世纪中看到更 为热烈的发作,热病之后,难免有更为沉重的历史代价紧随其后,那 真是“鲁难不已”,不知伊于胡底了。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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