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围城》中的男性群体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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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围城》中的男性群体像 摘要 长篇小说《围城》被称为“新《儒林外史》”，作品刻画了一系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对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进行了深刻的描绘与无情的透视，《围城》中的男性知识分子形象虽然性格各异，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相似性。 关键词：钱钟书 《围城》 男性群体像 Abstract Novel "Fortress Besieged" is called "new" Scholars "," a series of works depicts the image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China's intellectual class had a profound and relentless depiction of perspective, "Besieged City" men of knowledge Although the molecular image of the different characters, but to a certain extent, have their similarities, now these people are classified and analyzed, its depth of character. Key words：Qian, "Fortress Besieged" male groups 长篇小说《围城》向我们展示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人际关系。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硝烟弥漫，中国的各阶层人民都被卷入巨大的战争漩涡里，其中也包括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颠沛流离，物质生活极其不稳定，同时由于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差别的西方新思潮的涌入，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也面临着极大的冲击。 “战争造成了对比度异常鲜明的不同空间，战争也打破了人们原来的生活轨道，把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甩到了社会底层，和广大人民一样颠沛流离，这使他们产生了一种“自我”的失落感，对其自身的力量也产生了怀疑，在“大后方”污浊的现实与恶劣的环境的毒化下，在世纪末的颓风的熏染下，不禁使他们在物质与精神，贪欲与道德，苦役与享乐的二律背反中倾斜与失控，于是难免不迎合环境，庸碌无为，及至醉生梦死，甚至出现人性的扭曲与‘异化’的现象”【1】钱钟书先生就是通过主人公方鸿渐回国后在一系列旅程中结识到的一群知识分子来刻画现代知识分子，展示其人性“异化”的现象，揭露了这群“无毛两足动物”的劣根性。 知美丑而无所为的可悲者 《围城》围绕着方鸿渐在爱情、家庭、事业乃至人生万事的“围城”中拼命挣扎却找不到出路来展开叙述。方鸿渐在回国船上认识了鲍小姐，“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2】方鸿渐与鲍小姐在一起是互相引诱的结果，他明知道鲍小姐是风流的，仍然与之交往，后来遭遇到鲍小姐“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捉弄却又愤恨不已；他不爱苏文纨，却“没有快刀斩乱丝的勇气”【3】（第79页），与她一直不清不楚地纠缠下去，致使最后被苏文纨反将一军，导致唐晓芙离开他；他真心爱唐晓芙，却在被唐晓芙指责为骗子时没有勇气辩白，更没有真实地面对自己的感情，勇敢地追求真爱；他从未产生过向孙柔嘉求婚的念头却又不由自主地掉进了孙柔嘉布下的爱的圈套。方鸿渐在爱情方面一直是“西洋人所谓‘道义上的懦夫’” 【3】（第79页），他明确懂得自己的爱与不爱，但是碰见所爱的没有坚定追求的勇气，而对不爱的人却不知如何拒绝反抗，明知是圈套仍然往下跳。爱情方面如此，家庭方面也是这样，方鸿渐因为不是因为爱情而与孙柔嘉结婚，所以婚后的生活也是磕磕碰碰，可是他还是渐渐妥协，方鸿渐就这样半被动、半主动地一步步走进“围城”。自始至终方鸿渐都没有自主性，他都听任别人的安排过着自己的生活。在事业上，方鸿渐也是在“围城”里穿梭着，寻寻觅觅找不到出路。方鸿渐出身封建大乡绅之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大学从中国文学系毕业，却要远渡重洋去“深造”，只因“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可维持地位” 【3】（第8页），到了欧洲，“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 【3】（第9页），虽然“痛骂博士头衔的毫无实际【3】”(第9页)，但还是因虚荣心买了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挂名岳父的银行里工作，爱情失败后又与赵辛楣一起去三闾大学，因不肯卖弄假文凭被排挤冷落，三闾大学呆不下去又和新婚妻子孙柔嘉回到上海，经赵辛楣推荐在报馆得到一份可有可无的工作，却因他不愿同流合污主动辞职，为了“资本家走狗的走狗是不做的” 【3】（第331页）而与孙柔嘉彻底闹翻。他有进取的心，一直在寻求更好的发展，可是他却没有主动去追求，而是很狼狈地在一次次工作失利下投奔他地。 钱钟书在《围城》中很少正面表现知识分子的价值，似乎更多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无力和消极对抗。一方面由于三四十年代初社会的动乱导致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层面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只能以边缘性姿态出现；另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入侵，中西文化的碰撞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遭遇前所未有的混乱，其价值和力量不能得到充分的显示。所以钱钟书先生除了从社会的角度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做了全面解构，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来认识知识分子。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兵荒马乱，《围城》中写到方鸿渐就是因为家乡被飞机“接连光顾”，才奔向上海，而当时的环境也给他们的心理留下了阴影，“方鸿渐失神落魄，一天看十几种报纸，听十几次无线电报，疲乏垂绝的希望披沙拣金似的要在消息罅缝里找个苏息处。”（第36页）【3】，社会的动荡造成人心的混乱，方鸿渐在这个动乱的社会中失去了家，住在名义上的岳父家里，又在岳父的银行里上班，可以说方鸿渐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方鸿渐经济上都无法独立，那他的精神生活独立更是无从谈起。虽然方鸿渐试图改变这一现状，他跟随赵辛楣去三闾大学，回到上海也曾图谋发展，可惜都是无疾而终。在方鸿渐努力想改变他的经济地位的同时，他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在上海期间他寄人篱下，事事要看“岳母”的脸色，在三闾大学，又受排挤，无容身之地，再回上海，工作是赵辛楣帮忙找的，工资也比孙柔嘉低，还被她的姑母看不起。战争使他失去了家，同时也失去那个家赋予他的社会地位（方鸿渐是封建大乡绅之家），他从一个留学博士，大乡绅之子堕落到没有工作，受人鄙视，在某种程度上靠朋友妻子养活的人，这种精神的落差使得方鸿渐渐渐迷失自我，一蹶不振。 另一方面，方鸿渐是出身于大家，又曾出过留学几年，深受封建思想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压力，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处处以公众的道德尺度制约自己的行动，改变自己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西方文化强调个人，注重自我的感受，尊重自我的意志和追求，不会为了社会而改变自我。西方文化唤起了方鸿渐自我意识的觉醒，使他想超脱世俗，追求自主的生活，他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真爱，一直在追求更好的事业，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在影响着他，限制着他的追求，更沉淀于他的内心，影响着他的生活，使他一直从一个“围城”里逃到另一个“围城”里，找不到出路。正是由于东西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碰撞致使方鸿渐人格发生锐变，而这种人格也展示了现代生活与民族时代精神的矛盾。任何人对文化的选择，首先是受制于文化对他自身的选择。东西方文化的矛盾冲突不仅表现在方鸿渐生活的外部环境中，更积淀和内化在他的心灵深处，直接构筑着他的“精神围城”为他在超越现实的路中设置了双重障碍，他要超越，不但要敢于向社会挑战，而且首先要能够向自己挑战。“当作为个体的人在感到自己无力去获取某种价值时，很容易走向否定和诋毁价值本身……这样一来，价值关怀就转变为价值盲目和价值虚无”【4】方鸿渐在刚回国时，对未来还是充满期待的，他在找寻着自己的真爱和适合自己的事业，可是他的爱情却没有归宿，他在爱情失败后，便把那种痛苦无限扩大深化，甚至于认为整个人生都是无望的。“他个人的天地忽然从世人公共生活的天地里分出来，宛如与活人幽明隔绝的孤鬼，瞧着阳世的乐事，自己插不进，瞧着阳世的太阳，自己晒不到” 【3】（第105页）他的人生瞬间变得毫无价值，而这，也预示着他在自我的挑战中败北，中西文化的矛盾深入到他的精神世界，深刻影响到了他的现实生活。 美丑不分的可笑者 曹元朗、李梅亭和褚慎明就是所谓美丑不分的可笑者。他们顶着一副可笑的嘴脸却故作高深，做着无耻的事，却不以之为丑，反以之为美。曹元朗没出场以前就先介绍了他的身份——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新诗人。接着看到一个滚圆脸的人进来，又拿唐朝著名诗人贾岛与之对比，还详细描述了那本精装本诗集，层层铺垫下来，竟是首“杂拌儿、十八扯”的诗，对比之明显，落差之大，让人啼笑皆非。更可笑的是，曹元朗还很郑重地拿出来，并且理直气壮地解释这首不知所云的诗：“……圆满肥白的孕妇肚子颤巍巍贴在天上 这守活寡的逃妇几时新有了个老公？……”方鸿渐有句评曹元朗的话相当精确，他说：“…你看他那首什么《拼盘姘伴》，简直不知所云。而且他并不是老实安分的不通，他是仗势欺人，有恃无恐的不通，不通的大有来头。” 这种故作高深的浅陋，貌似聪明的愚蠢，在中国“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褚慎明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褚慎明靠着三四十封外国哲学家的回信，吓倒了无数人，他还亲昵地叫罗素昵称，并且脸不红气不喘地说：“还够得上朋友，承他瞧得起，请我帮他解答许多问题。”褚慎明不仅不为自己的牛皮脸红，还会欣赏自己的牛皮，这种美丑不分，不知羞耻为何物的人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大学教授李梅亭比之前两者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买去三闾大学的船票时，李梅亭故意少买票，却对方鸿渐、赵辛楣撒谎，“他们捣了鬼，却要赚我们的感激” 【3】(第128页)，并时刻不忘提醒方赵都是自己的牺牲成全了他们。 钱钟书先生对于人物的命名是多有讲究的，褚慎明原名“家宝”，“据斯宾诺莎改名的先例，换称‘慎明’，取‘慎思明辨’的意思”。 【3】（第81页）褚慎明东施效颦，还故作高深，李梅亭英文名字是May Din Lea，是他“请教精通英文的朋友，托他挑英文里声音相同而有意义的字” 【3】（第144页），可是钱钟书先生借方鸿渐的脑袋想到了一个更形象也更贴近人物的英文名“Mating”，在去三闾大学途中，李梅亭与妓女王美玉做交易，还称是“孟尝君结交鸡鸣狗盗的意思”，与苏州寡妇暧昧不清，当上训导长后，在会上义正言辞地说：“中西文明国家都严于男女之防，师生恋爱是有伤师道尊严的”，此等言行不一，功架十足的虚伪却是大学教授所为。作为一名中文系教授，在搞饭前祝福时，搜肠刮肚只想到“一粥一饭，要思来之不易”，不学无术却以身份夸耀与人，真真正正地无耻到可笑的人物。 对于这种美丑不分的可笑者，钱钟书善于有比喻来修饰，更添讽刺意味。特别是关于人物外貌的比喻更是新奇别致、耐人寻味。比如脸圆如“太极”的“四喜丸子”曹元朗；写李梅亭“李先生脸上少了那副黑眼镜，两只大白眼睛像剥掉壳的煮熟的鸡蛋”；“李先生本来像冬蛰的冷血动物，给顾先生当众恭维得春气入身，蠕蠕欲活”；“李梅亭多喝了几杯酒，人全活过来，适才不过是立春时的爬虫，现在竟是端午左右的爬虫了。”这些用具体可感又极具生活化的事物来喻人，不仅形象贴切，而且还融入了作者的爱憎感情，在幽默滑稽之余，还能让人感受到作者对这些可笑形象的贬斥之情。他善于从琐碎的生活中，挖掘讽刺潜能；善于动用看似平淡无奇的写作方法，巧妙圆熟地勾画人物、交代事件；批判讽刺，不显刻意。他在描写这些不以丑为丑，反以为美的这种美丑不分的可笑形象时，更是讽刺的不留痕迹。从外貌描写上，借助比喻以形写神，形神俱似地讽刺了这种外表与内在同样虚假的可笑形象。从言行上，也赋予其鲜明的个性，富有讥讽的情调，亦庄亦谐，令人忍俊不禁。 曹元朗是剑桥大学的留学生，李梅亭是大学教授，褚慎明是有名学者，为什么钱钟书先生的笔下如此猥琐可笑的人物却都是些高级知识分子呢？笔者认为有两大原因。其一，是当时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遭受列强的入侵，政府腐败无能，投靠外敌，使得当时的社会人人媚外，学生都想出国留学“镀金”，不管是否学到真才能，只以出国为荣；在国内事事学国外，不管是否东施效颦。所以，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知识分子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学者，而一些投机倒把，偷梁换柱者，也有可能变成高级知识分子。其二，同样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入侵。国家沦陷的同时，人们的思想也遭遇着变革风暴。封建社会中崇拜权利的思想使得人们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而没有认真去辨别糟粕，而是全盘吸收，但在吸收的同时，却没有深刻领会，甚至歪曲某些思想，使之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较具深远意义的伦理准则相抵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格沦落。奴才原有的等级自卑与新染上的种族自卑加在一起，其卑微可厌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把丑伪装成美的可鄙者 高松年和韩学愈，一个是三闾大学的校长，一个是三闾大学最高等级的教授，这两个人却有个与其身份不符的共同点——虚伪，“虚伪是《围城》中这帮知识分子身上的一块遮羞布，钱钟书揭开这层虚伪的面纱，直刺这群人的灵魂深处，揭露了这群生活中西文明夹缝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上的严重病态”【5】高松年和韩学愈就是善于用这层面纱的典型。高松年的虚伪体现在他与别人的沟通交流中，在方鸿渐第一次与高松年会面中，他自称有给方鸿渐写过一封把他从教授降为副教授的信，方鸿渐表示没收到时，他“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演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们的大幸” 【3】（第187页），在汪府做客时，“校长满脸透着不然道：‘君子隐恶而扬善。这种男女间的私事，最好别管！’”【3】（第237页）说得道貌岸然，而后却又介入汪太太与赵辛楣之间的事，促使赵辛楣的离开。《围城》有段表现他行为的话对其虚伪性格的揭露很深刻：“……今天政治学会开成立会，恭请演讲，他会畅论国际关系……明天文学研究会举行联欢会，他训话里除掉说诗歌是‘民族的灵魂’ ……后天物理学会迎新会上，他那时候没有原子弹课讲，只可以呼唤几声相对论……”高松年最擅长的就是用平易近人的态度来掩饰自己虚伪的本质。 韩学愈的虚伪则是掩盖在他木讷朴实的外表下，“因为要掩饰自己的口吃，他讲话少、慢、吃力，仿佛每个字都有他全部人格作担保。”【3】（第195页）连老奸巨猾的高松年都被他骗了，“觉得他诚恳安详，像个君子，而且未老先秃，可见脑子里的学问多得冒上来，把头发都挤掉了。”【3】（第195页）韩学愈应该是《围城》中最虚假的一个人，他的学位是假的，他夫人的国籍也是假的，他的履历也是假的，跟他有关系的无一不是假的。可是他却是三闾大学中等级最高的教授！ 高松年和韩学愈如此虚伪，有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一种道德性直观形态的理性文化，此种理性形态，其根本之点不在于解决“人”与“自然”的规律问题，起终点是强调“人”应通过理性来控制“自我”，把做人的道路放置于理性之上。儒家的理性原则战胜人的情感，是理性主义文化的基本要求，它在中国人的心灵上，长期侵蚀而造成的创伤，甚至至今也未能愈合。但是，更加严重的是，这种严重的精神创伤所造成的儒学家本身的“人格的分裂”。高松年、韩学愈正是在这种儒学的理性原则的影响之下，形成了人格的分裂和品格的虚伪。他们高举儒家的旗号，但是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按照理性原则去生活，他们在公开场合高唱“存天理”的原则，然而在私底下又“享尽人欲”，心里想的与口里说的不一样，口里说的又和自己做的不一样。 “纵观世界诸民族、国家的历史，生逢文明冲撞、文化汇合和自身民族历史的发展处于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往往要肩负起双重的文化使命：一方面是学习外来先进的文明，并将其精华输导于全社会中来；另一方面是在反省传统文化时，用全新的眼光视野、全新的价值观念去‘重构’固有文明，使之获得新生和创造性的发展。”【6】无论是留学海外的方鸿渐、赵辛楣、曹元朗、褚慎明和韩学愈，还是在国内却奉行“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李梅亭、高松年，都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夹缝中顽强地生存，都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用自己的方式融合吸收。只是方鸿渐、赵辛楣尝试过将中西文化的融合，“重构”新的文明中，只是在“重构”过程的不断失败中慢慢妥协；曹元朗、褚慎明、李梅亭却只是吸收了西方文明的表象，忘了其深刻的文化内涵，曹元朗时刻不忘自己是留学生，褚慎明只记得和外国哲学家攀亲带故，李梅亭崇洋媚外，对导师制全盘吸收；高松年和韩学愈则是在中西方文明的交融中彻底地迷失了自我，丧失了身为人的价值。在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中，他们失去了判断力，既不能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分不清西方文明的糟粕与精华，致使其灵魂的堕落和人格的锐变。 黄裳认为，方鸿渐“只是那个大时代中的一个小人物，离合悲欢都那么细琐，放在时代大背景下一看，就尤其显得分明。原著用这样一群表现抗日战争中的一些所谓高级知识分子的面貌，实在是非常刻露的。《围城》正是三四十年代出现的一部新的《儒林外史》，挖掘的深刻和表现的细腻都是空前的，在作者笔端的嬉笑怒骂背后，正隐藏着冰冷的严峻。”【7】钱钟书笔下的方鸿渐、曹元朗、李梅亭、褚慎明、高松年、韩学愈，都是当时那个特定环境中的典型，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和命运，而这也是社会各种矛盾在人身上的体现。“人生识字忧患始”钱钟书就是通过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来反映他对中国封建主义文化阴魂不散的深切感受，同时也表现出对现代西方社会中的自我异化现象的批判态度，更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媚外”文化及随之而来的人格全面沦丧感到无比忧愤的心情。钱钟书描述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就是希望让国人深刻地认识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正处在怎样的环境，人格发生怎样的锐变，意在警示世人，反省自我，从而开阔出一条新的出路，无论是精神抑或是社会。 参考文献： 【1】王卫平，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名家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J】 【3】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2 【4】刘小枫，拯救与逍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5】曹起，试论《围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5 【6】张韵婷.试论《围城》中的弱智知识分子形象【J】广东社会科学，2002.6 【7】黄裳，《从案头到场上——看电视剧<围城>》，《解放日报》【N】1990.12.4 林慧君 相关链接：教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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