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课程教材研究所建立谈起 |
||||
|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 教学文摘 → 教学论文 手机版 | ||||
武永兴 1983年7月我国教育部批准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的通知中指出：课程教材研究所与人民教育出版社是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因此，要讲课程教材研究所(以下简称课研所)的建立，就必须从人民教育出版社讲起。 早在1950年建国初期，中央对编辑出版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极为重视，在同年9月的全国出版会议上，提出了中小学教材必须全国统一供应的方针。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正式成立，毛泽东主席亲笔题了社名。它是中央教育部和国家出版总署共同组建的以编辑出版中小学教材为主要任务的专业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是当代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先生，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仍兼任人教社社长，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叶老是人教社的创始人，他从个人从事教科书编写到领导教科书工作中，曾对此项工作多次作过精辟的论断，谆谆教诲编辑干部：教科书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要像蜜蜂那样，吸取百花精华，酿出蜜来，我们要吸收有关的各种知识，融会贯通，写成教科书。（叶立群著：《课程教材改革探索》，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4～95页。）叶老在1985年教师节前夕为纪念人教社建社35周年以《跟上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为题的文章中，又一次讲到：提高课本的质量，主要经验有三条，一是多调查多研究，要着重效果，分析原因；二是多向老师请教，因为他们是实践者；三是在工作中锻炼，不断提高编写的能力。（《继承·开拓·前进》，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三十五周年纪念集，第17页。） 从以上短短的摘记中已充分看出，叶老对教材编写工作中的研究工作看得多么重要。以后的历届社领导班子，也持同样的看法。曾任社主要负责人的戴伯韬同志1981年撰写了《论研究学校课程的重要性》的论文。（载《课程·教材·教法》1981年第1期。）他认为课程教材和教法的研究是教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只有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才可能编出高质量的教材。他亲自组织创办《课程·教材·教法》刊物，就是为了推动这些方面的研究。（《深切悼念戴伯韬同志》，《课程·教材·教法》1981年第2期。） 到了80年代，曾任社长兼总编辑的叶立群同志在他为纪念人教社成立35周年的总结性论著中（叶立群：《继承·开拓·前进》，《课程·教材·教法》1985年第6期），把“教材编写工作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作为深切感到要编好教材，必须做到的第二点经验加以总结。以上虽然只是摘记了几位社主要领导同志的论断，但也足以反映历届领导班子以及广大干部对课程教材研究工作的态度了。 在“文化大革命”后科学、教育又一个春天来临的大好日子里，于1983年上半年人教社即建议建立课研所，并于同年7月经中央教育部批准成立，接着即请邓小平同志亲笔题了所名。 课研所一建立即遵照小平同志关于“科学研究机构的基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的教导，积极组织人员结合本职工作参加了国家“六五”、“七五”、“八五”和目前的“九五”教育科学研究规划中一些重点项目的研究，先后取得了多项可喜的成果。此外，在人员培养、开展学术活动、促进国内外交流等方面，也得到了持续的深入发展。 作为一名曾在人教社、课研所任职的工作人员，本人深切感到这种不仅在国内即便在国际上也是罕见的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即既是编辑出版机构又是科学研究机构，兼二者的功能于一体的体制，具有明显的特点和优点。以下仅从紧密结合工作进行教材、课程的科学研究以及开展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与合作两方面介绍一些情况加以说明。 教材编写工作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之上这一根本性的指导原则，在课研所建立后得到更自觉、有效的贯彻。应该说早在50年代人教社建立初期，对课程教材方面的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已经开始了。建国初期主要体现在总结并研究各科教材编写工作的经验。如在1953年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要求人教社在三四年内编出一套适合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的课本和教学参考书。为了及时交流中小学各科的编写和研究工作经验，曾总结出了一些对教材编写工作有指导意义的文件，如《中学历史教科书编辑工作的意见》(并经中央教育部和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审查同意)、《关于编写中小学各科教学参考书若干问题的意见》，应该说在当时都是具有开拓性的研究课题。60年代初贯彻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根据编写新十二年制中小学课本的需要，各编辑室回顾了本学科教材和教学的历史，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例如语文编辑室写出了《从清末到全国解放以前我国中学语文教学情况简介》，数学编辑室写出了《解放后中小学数学教学与我国解放前以及一些外国的中小学数学教学情况的比较》等。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都对有关时期的教材编写工作起到很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一状况在课研所建立后，不论是在有意识地制订科研计划，还是与教材编写工作紧密结合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展。1983年，课研所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共同承担了研究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重点研究项目教育类中《关于中小学学制、课程、教材、教法改革与实验的研究》课题。（吴履平、吕达：《课程教材的研究工作》，《继承·开拓·前进》，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有关成果经学术评审后收入1987年出版的《普通教育改革》论文集中。在以后的年代里，随着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1986年我国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决定在全国有步骤地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人教社、课研所承担了编写全套义务教育教材的任务。为了更好地编好这套教材，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参加了国家“八五”规划重点课题《普通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的研究》的子课题“九年义务教育教材(人教版)的研究与实验”项目。从准备阶段算起历时十年多，社、所的研究人员、教材编者与全国各地许多专家、教授，有经验的教师以及各省、市、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教研室(或教科所)的许多同志共同投入了大量精力，一起研究，编写教材，一起组织几十万学生参加我国教育史上规模最大的教材实验。此项研究有力地推动了义务教育中小学各学科教材的编写，1988年着手新教材的研究和编写，1990年开始分年级进行实验，1993年秋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1996年进行了“九年义务教育教材的研究与实验”科研课题结题报告的定稿工作，论文集于1997年5月出版。与此同时，1995年国家教委具体布置了编写普通高中各科教学大纲工作，并要我社、所根据新大纲(试验用)从1997年开始提供各学科的试验教材在天津、江西、山西全地区试用。 从1994年我们开始的高中各科大纲与教材研究于1997年纳入了我社、所承担的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面向21世纪中小学教材建设现代化的研究”之中。目前正有领导有计划地结合着教材编写进行其他子课题的科学研究工作。 关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小平同志是很重视的。早在1977年8月小平同志就曾指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情况。”（《邓小平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他几次指示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的有益东西。人教社协助教育部使用中央拨给的10万美元专款，开始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引进大中小学教材供编写我国教材参考。至1978年2月，引进的外国教材已达2200册。这一举措对于经历十年动乱，思想长期处于封闭、禁锢状态的人们来说，真有“久旱逢甘霖”的感觉，思想上得到了空前的解放。课研所建立后，根据“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导，增加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形式，扩大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范围。主要表现在出国访问、考察及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在国内举办或参加具有国际性的学术交流活动，与外国研究机构、学术团体或个人建立各种联系，交流出版物及研究资料，特别是合作编写各级各类教材及读物等方面。社、所至今已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以及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德国、法国等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同行、学者、专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广泛开展了合作业务。这里着重举出一些国际(或地区)间合作编写教材的事例。 80年代以来，先后与日本霍尔布出版株式会社及日本帝国书院签定合同，由日方将人教社的中国历史课本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发行；人教社与英国朗文出版公司合作出版《生活英语》；人教社与日本光村图书出版株式会社合作编辑《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初级、中级)，后又与中央电视台、日本国际教育资料中心联合举办“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讲座”；人教社与新加坡智力出版社合作出版小学、初中、高中英语课本及相应的录音磁带，供智力出版社在国外出版发行；人教社与香港普通话研习社在北京商定，人教社编制的香港汉语课本、录音带原版母带由普通话研习社在港澳地区出版发行；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英国朗文公司与人教社合作编写初中英语教科书，等等。近年来又由课研所编写、人教社出版《标准中文》系列教材，作为海外华人后裔学习标准中文、了解祖国文化的教材，目前，已向美国、加拿大提供第一级第一册课本、练习册和录音带，受到欢迎。 作为课研所编写、研究中学化学教材的人员，笔者还有三件有关国际交往方面的事情很想谈谈，算是对小平同志有关指示的一点学习体会。 一是在1988年英国《化学教育》第6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政治、爱国主义和化学》，副标题是《一些中国中学化学教科书与西方相应教科书的对比》。文中查阅了7本我国的教科书，除两本是1973年、1974年出版的以外，其余均为80年代我国的通用初、高中课本。作为了解国外期刊对我国教材的评述，这是一份很好的参考资料。但遗憾的是，文中存在着与实际不符的评价。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我们参加编写通用教材的编辑研究人员（武永兴、梁英豪、许国培、程名荣、张健如）于1988年12月29日向该刊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希望在该刊“读者来信”栏予以发表。同时也向该文两位作者寄去致编者信的复印件。信中提到文中“西方与东方”标题下，指出我国书中对德谟克利特、道尔顿、阿伏加德罗、阿累尼乌斯或柏塞麦(指生铁炼钢)在1984年前的书中都未出现等情况，这是与实际不符的。如我们1982年版初中课本(即该文所提的化学Ⅰ)及1983年版的高中Ⅰ、Ⅱ、Ⅲ册课本(也是该文中所提及的)中确实介绍了德谟克利特、道尔顿和阿伏加德罗，并在以上4本书中还介绍了普利斯特里、卡文迪许、雷利、拉姆塞、保里、迈耶尔、门捷列夫及凯库勒等17位外国科学家。再就是该文中的“中国与西方教科书对比”标题下表1中涉及空气污染、酸雨、汽车尾气污染等均冠以“未涉及”字样，这也不符合事实，去信中都分别指明在何书何页及叙述的原文。此外还涉及食品工业、保鲜、调味品、杀虫剂方面，凡是该文中冠以“未涉及”的都一一以具体文字予以澄清。当然也有的如“核争论”问题，那是因为按照我国颁布的教学大纲规定是在物理课中进行教学的内容，去信中都以物理教科书中的具体章节和内容，简要地予以说明。 去信发出后不久即接得该刊编辑部负责人1989年1月10日的回信，回信提到对1988年12月29日信表示感谢，并考虑准备发表。1989年3月末收到将于该刊5月号(即第3期)上发表的清样。我们怕延误该刊的出版，立即在审核后(实际是原文刊登)于3月29日寄回。后来的情况是第3期未登，第4期也未登，直到第5期(即9月号)才全文刊出。 在以后的日子里，1991年该刊第3期在封面上登出了长城巨幅照片，封面的说明中提到中国的化学教学如长城那样，具有坚实的基础。这一期中还配发了撰写1988年那篇文章的两位作者题为《中国的化学教学》的又一篇文章。 第二件是1990年课研所化学室根据义务教育初中化学教学大纲(初审稿)编出初中三年级义务教育教材(试验本)在7个省、市、区部分学校的一年试教基础上写出总结，以题为《义务教育新化学教科书(试验本)分析概况》（作者是：武永兴、周芬、程名荣、胡美玲、李文鼎、戴健、王存志、王晶）于1991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化学大会化学教育分会上进行了交流。会后，中国化学会化学教育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化学系华彤文教授建议寄送《化学教育国际通讯》编辑部(设在英国)。1994年6月得悉，该刊将于1994年12月刊出。后于1995年2月份收到了编辑部负责人寄来的第42期，上面刊登了经作者稍加缩写后的全文。（详见《课程·教材·教法》1995年第6期。） 第三件是1997年5月在日本广岛召开的第7届亚洲化学大会上，印发了《亚太地区的化学教育》一书。书中有关中国的基础化学教育（小学部分包容在小学自然教科书中）、环境教育和有关中学化学教学的学术活动和期刊三部分都是由人教社、课研所的5位同志（他们是：张健如、胡美玲、王岳、李文鼎、武永兴）执笔撰写的；推荐寄送的北京景山学校和北京芳草地小学学生实验活动的两张照片也刊登在该书前面的图片部分。 回顾课研所建立的15年，正赶上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的时代。笔者在实践中深深感到只要我们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在上级的领导下，遵照叶圣陶老社长的教诲，向广大中小学教师、同学学习，向有经验的顾问、专家、学者请教，并且积极吸收国内外的先进经验，不断进取、创新，就一定会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使教材的编写研究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相关链接：教学论文
|
·语文课件下载
| |||
|
『  点此察看与本文相关的其它文章』『 相关课件』『 相关教学视频|音像素材』
| ||||
| 【上一篇】【下一篇】【教师投稿】 | ||||
本站管理员：尹瑞文 微信：13958889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