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漫笔》漫想三则(人教版高二必修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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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当了主人就是好

2010年1月1日,也就是新年的第一天,就传来一个让人沉重的消息,巴基斯坦一个乡村排球馆发生汽车炸弹爆炸,已造成98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爆炸的原因,据说是因为这个村庄曾是塔利班武装分子的一个据点,但最近在军方展开的行动中,该村居民与政府的安全部队合作,将武装分子赶出了村庄,结果招来塔利班的报复行动。既然跟随政府是危险的,那么就顺从塔利班,或者至少不违抗塔利班,是不是生活就安全了呢?可是很快美国的飞机就冉冉飞来了,扔下几颗炸弹,炸死了十几个平民。解释原因,就说是误伤,或者有更充足的理由,说他们是同情而且支持恐怖组织的。

    塔利班来了,百姓感到恐怖;政府或者美国飞机来了,也仍然感到恐怖,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恐怖主义,百姓已经很难分得清了。大概他们也了已发生了“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也希望有一个什么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天下,厘定规则吧。

而类似的事情,也在阿富汗、伊拉克、菲律宾等不少据说已经实行了民主的国家发生着。而这些国家的百姓,也还在因为想做奴隶而不得,大概很是羡慕我们这个人民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吧。虽然在旧的中国,百姓究竟应该怎样跑,究竟属于哪一面,是不甚了然的,但是在新的中国,天下已经秩序井然,一片太平,所以怎样跑的问题再也不用操心费神了。看到百姓们安居乐业、过上了幸福生活的情景,就不能不让我们感激得热泪盈眶了。何况不仅我们当家做了主人,而且每年都有上百万的优秀青年争先恐后地甘当公仆,来为我们服务,这样的好福气,在其他哪一个国家的百姓可以享受得到呢?

从昔日的奴隶一跃而上升为了主人,一切由公仆代劳,根本不需要我们去亲自制定那些教人怎样跑的烦人的规则,更不用说象水价上涨听证会以及绩效工资之类的鸡毛蒜皮的小事还需劳我们操心了,因为同样有人在暗中将我们被代表了,我们只管一门心事地考虑怎样赚更多的钞票、怎样尽情地享受生活就够了。每每想起这些幸福滋味,你说我们能不在梦中都忍不住笑出声来么!

二、中国青年失掉创造力了吗

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说:“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时至今日,先生所期盼的中国的第三样时代出现没有呢?对这个问题,我还是不甚了然的。但从自1949年进入当代社会之后的有代表性的几次政治事件来看,所谓的当代社会,在有些方面(如反右、文革之类)较鲁迅那个军阀专制的时代似乎还要突出一些。于是乎一个疑问就产生了:当年鲁迅先生寄予厚望的“现在的青年”,为了心中的那个理想,虽然是碧血横飞、浩气四塞,所闹的仍然不过是那个小玩艺,实际上并没有开创出先生所期盼的那“第三样时代”吗?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中国的青年是不是已经失掉了创造力,不可能创造出那“第三样时代”了呢?如果不然的话,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的假民主、伪自由公然横行,还有许多奴隶的思想根深蒂固呢?

于是就有人正告我,现在还只是“初级阶段”,存在这些不平等的现象也是有其充足的理由的,就象卖淫嫖娼现象盛行有其充足的理由一样。而且我们走的是“有特色”的道路,这不就是走上了一条“第三样时代”的道路吗?更何况在这种种不尽如人意的表象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创造力的中国青年在,要不然中国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发展变化呢?要是真相信美国《时代》周刊所说,推动中国稳健前行的,是打着“中国制造”的牌子的千千万万的产业工人,这岂不是对中国青年的无穷创造力的视而不见和无端讽刺么?所以中国的青年失掉了创造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这完全是诬蔑!

我想,他的话也不错,我甚至为我的无知感觉到有些羞愧了,还是按鲁迅先生的教导,“自己去看地底下”看看,一定会看到许多充满活力和创造精神的青年吧。

且慢,我不是已经处在了地的最底下,而且正引导着一群无声无息的青年在高考路上默默狂奔么?

三、百无一用是书生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说:“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那么鲁迅先生希望青年怎样去创造新时代、怎样去扫荡食人者呢?也象先生一样用毛笔做成的投枪、墨水写出的文字么?

虽然曹丕以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但鲁迅先生却是甚为邈视的。他在《华盖集题记》中说:“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为什么文字不过是一些“无聊的东西”呢?因为在先生看来,“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正在和运命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华盖集通讯一》)只会用文章慷慨悲歌、摇旗呐喊的书生们,许多是对现实已经无可奈何,并且失去了“恶战”的勇气,不得已才退守书斋的。所以我猜想,鲁迅先生不知停歇地写这些“无聊”的文章,大概不仅是要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更是为了慰藉自己那“荒凉和粗糙”的灵魂吧。

鲁迅最初抱的是“医学救国”的梦想,后来转变为“文艺救国”的信念,认为首要的还是在于改变民众的精神。可是民众的精神真的可以通过文艺改变吗?不仅《<呐喊>自序》里他是不自信的,在三年后的《华盖集通讯二》中更是明确地说:“而且他们(民众)也不是区区文字所能改革的,历史通知过我们,清兵入关,禁缠足,要垂辫,前一事只用文告,到现在还是放不掉,后一事用了别的法,到现在还在拖下来。”历史给鲁迅的教训是,在中国,除非用强力,靠几篇文章是永远不可能办成事情的,因为你“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坟娜拉走后怎样》)人类必须经过艰苦的“血战”才能向前挪上一小步。毛泽东就不相信文章,认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才是真理。不过鲁迅能够在他之前几年发现这个真理,这大概也是毛泽东唯独欣赏鲁迅的一个根本原因吧。

可是鲁迅并没有拿起真的枪杆子,仍然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举起了用毛笔做成的投枪,“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也许在鲁迅在心底,还是愿做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而不想做一个满脸血污的战士吧。虽然“血战”能够推动沉重的历史,但如果单凭“笔战”就能取得社会的进步,这何尝不是先生对人类的最在期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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