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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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胡适是《大公报》的热心读者和作者。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化和政

治活动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胡适引用和阅读《大公报》的记载。他

在办《独立评论》的时候,也经常转载《大公报》上的文章。特别是

从《大公报》创办了“星期论文”专栏以后,胡适和它的关系就更密

切了。

    1934年1 月1 日,《大公报》在要闻版以显著地位,加框刊出了

“本报特别启事”:“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

‘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现已商定惠稿之诸先生如下:一、

丁文江先生;二、胡适先生;三、翁文灏先生;四、陈振先先生;五

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杨振声先生;八、蒋廷黻先生。”

在后来的时间里,《大公报》“星期论文”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专栏,

这个专栏中的文章不仅有很强的时效性,而且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

个栏目的设计就与胡适有关。

    方蒙和谢国民先生在《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中认为,“星期论文”

这一设想是张季鸾提出的。(《大公报人忆旧》77页,中国文史出版

社,1991年)他当时有两个用意:一是每天发一篇社评,负担太重,

组织社外人士撰写“星期论文”,可以减轻负担;二是可以加强与文

化教育的关系。

    “星期论文”是一个以学者为主要撰稿人的专栏,这样的专栏,

如果没有一个学界领袖来出力,是很难办好的。胡适在当时就起了这

样的作用。“星期论文”虽然是一个有很大包容性的专栏,左中右三

方面的学者都有文章发表,但整体上看,是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

论为主的,特别是前期,可以说主要是胡适《独立评论》集团的作者。

我们从后来看到的史料中,可以补充方蒙和谢国民先生的说法,“星

期论文”的设想最初就是胡适提出来的,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胡

适可以说就是这个专栏的主持人,许多稿子都是《大公报》直接和他

联系的。

    胡适曾说过:“《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就是我替张季鸾先

生、胡政之先生计划的。请《大公报》以外的作家每星期写一篇文章,

日程也都由我代为排定。这样,报馆的主笔先生每周至少有一天休息。

这种方式旋为国内各报所采用。”(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

初稿》第4 册,1188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大公报》“星期论文”

的第一篇,就是胡适自己写的,题目是《报纸文学应该完全用白话》。

    “星期论文”共存在了十五年时间,它代表了大公报的言论水平

和基本立场,也可以说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星期论

文”开始时由张季鸾负责,后来由王芸生主持。坚持每周一篇。遇有

重大新闻,或有提前推后的情况,但一定刊出。它有严格的规定,但

又相对灵活,由主编亲自约稿、选稿和定稿。胡适在“星期论文”栏

下共发表过十九篇文章,是发表文章较多的一位作者。在“星期论文”

初期的八位撰稿人当中,有五位是胡适《独立评论》的主要作者,不

久增加的张奚若和吴景超也是胡适的好朋友。胡适给《大公报》写

“星期论文”非常认真,他的日记中常有这样的记载:“昨晚回家已

是今早一点种了。写了一点多钟的星期论文,才去睡。”(《胡适的

日记》第519 页,香港中华书局,1979年)

    《大公报》是胡适在二三十年代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渠道,

那时胡适和他的《独立评论》周围的朋友们都先后成了《大公报》的

作者和读者。中国现代史上发生的许多重要争论,都与《大公报》有

关。胡适一生当中,特别是在政治上的许多认识都与《大公报》不谋

而合,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大公报》的立场就是胡适

的立场。当时《大公报》对中国的外交事务特别重视,他们对国家的

外交事务有一个基本看法,那就是外交情形应该让人民知道。对于

《大公报》的这个认识,胡适就非常赞同。胡适说:“昨天《大公报》

社评有一段说:‘现在事态更紧,(外交情形)此后应随时公开,告

知全国。’这一段话,我完全赞同。——  我以为不但‘此后’的外

交情形应该随时公开,‘以前’的外交情形和外交文件更应该即日公

开宣布。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种种事态大都是以前两三年来种种外交

经过的结果。——  所以我们必须要求政府把这些造成现在局势的各

次交涉经过和交涉结果全数正式宣布出来,使一般人民可以明白国家

的危机到了什么地步,使一些少数专家可以仔细研究如何挽救弥补的

方法。”(同上1446)  胡适说:“我在去年——  曾提出调整中日

关系的七项先决条件。一年以来,国内平实的舆论也渐渐承认那些项

目是现阶段内必须做到的先决条件。(如《大公报》的《第一阶段之

调整方法》及王芸生的《最先应该做到的三件事》”. (《胡适之先

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 册第1576页)

    胡适一生对《大公报》非常有好感。在他的生活中,我们可以随

时看到涉及《大公报》的记载。胡适说:“后来在《大公报》和《国

闻周报》上读了胡政之先生的两种《两粤游记》,我很感惭愧。他游

两粤,恰在我之后,走的路线也恰和我走的大致一样;但他是一个有

训练的名记者,勤于记载每天的观察,所以他的游记很可以供读者参

考。”(同上1344页)

    胡适说:“在病榻上得着《大公报》催促‘星期论文’的通告,

只好把这一个多月的报纸杂志寻出来翻看一遍,看看有什么材料和灵

感。”(同上1344)

    1934年12月30日,胡适说:“这两天在火车上,因为要替《大公

报》写新年的第一篇‘星期论文’,——  所以我一路上想的是‘我

盼望我们这个国家在这新开始的一年里可以做到的什么事?’我是向

来说平实话的,所以跑野马的结果也还是‘卑之无甚高论’”. (同

上1320页)

    对于《大公报》的态度,我们还可以从胡适1937年7 月写给《大

公报》记者的一封信中看得更真切:

    《大公报》记者先生:今天读张菊生先生至贵报书,我很感动,

也很兴奋。张先生是七十一岁的老翁,他对于国事还如此热心,真可

使我们青年人惭愧,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最好的公民模范。因此,我

也写这一封信表示我对于贵报揭载纱布投机一案的新闻,和连日发表

的政论,都十分钦佩。我也赞同张先生要求法院‘将所有各项支票逐

节根究’的主张。我希望上海熟悉投机黑幕的正当商人与银行家都应

该把他们的知识贡献给政府与法院,遇必要时,应该出头做证人。我

们若要同家的政治清明,贪污绝迹,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我们个个小

公民,都得挺身出来管管闲事。如果人人都能向张菊生先生那样爱打

不平,爱说正话,国家的政事就有望了。(同上第5 册,1599页)

    胡适与《大公报》的张季鸾、胡政之和王芸生对时局的评价,意

见相同,特别是对中日问题、中苏问题和国共问题,他们的认识大体

一致。

    1938年10月8 日,《大公报》发表张季鸾执笔的社评《胡大使抵

美》,对胡适在战时出任驻美大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胡适

之先生之受命为大使,及其本人之肯于担任,这都是平日想象不到的

事。因为胡氏是以教授与著作为业的,他从来没有想到做外交官,政

府在平日固然无此拟议,假定要任命他,也可断定必不接受。所以此

番胡博士之就任大使,这个问题本身,就象征着中国是在怎样一个非

常时期。同时可以看出政府期待于他及他自己所期待的任务是怎样的

重大。张季鸾说:“胡大使之使美,是为代表整个的中国,传达抗战

时期我们对美国友人的希望与期待的。本来无论谁做大使,都是为增

进国交,但胡氏的任务却超过寻常。”(《季鸾文存》84页)胡适和

张季鸾的关系非同一般,胡适的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1937年1 

月5 日  张季鸾自上海来,我邀了梅、蒋二校长及周枚荪、潘光旦、

陈岱孙、陈之迈、沈弗斋、张奚若到我家会他。从八点谈到十二点才

散。季鸾说:,蒋介石先生似有意约一些学者在半个月或一个月之后

去南京谈谈。

    “季鸾说,今年三个大问题:一是陕甘的收拾,二是政治,三是

对日本。”(《胡适的日记》第521 页)

    1938年7 月30夜,时在汉口的王芸生给胡适写信,也表达了对胡

适的敬重。此信过去不常见,抄出如下:

    适之先生:别才一年,我们的抗战也整整一年,先生在海外奔波,

感念必多。近闻先生到伦敦讲学,影响必甚大,闻之欣慰。回想去年

此时在牯岭与先生聚首时,谁会想到我们会同日本打一年仗。九江陷

后,武汉已感威胁,但敢断言绝不至南京之易易也。芸去年在港把沪

报送终,今年一月初来汉,已干了七个月,假使汉口不能支持,无疑

的又是芸送汉报之终。敝报计划在香港出版,由政之先生主持,定八

一三出版。汉口如危急,此间之报即移重庆出版,由芸承主笔务,季

鸾先生则往来于港渝及大本营之间。先生久别祖国,国人想望言论丰

采殊甚,特恳先生于讲学余暇,常为敝报撰写星期论文,以慰国人,

讲稿亦时时赐寄,以增国人信念。赐件寄港汉均可。港址皇后道中三

十三号三楼,汉口如有变动,则请寄重庆,渝馆设新丰街十九号。远

东大势似在活动中,日本方对英相演说表示恫吓,今日又接日苏接触

之报,日苏关系如果爆发,定我抗战之出路也。  请维  珍重。  专

颂  道安  后学  王芸生谨上  廿七年七月卅日  夜  汉口  “(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第628 页,黄山书社)

    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材料判断,胡适与王芸生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这主要建立在他们对许多政治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对中日问题的看法,

庐山谈话会时,胡适和王芸生就北方问题做过多次长谈。胡适在日记

中说:“来长谈的有:吴康、萧一山、马荫良、洪深、王芸生、戴君

亮。——晚上与沧波、芸生长谈北方事。”(《胡适的日记》第574 

页)胡适之所以特别看重《大公报》,与他和张季鸾、胡政之和王芸

生的友谊相关。王芸生在《前进吧中国!》中曾叙述过他和胡适的关

系。他说:“今年夏天两广问题闹得最历害的时候,胡适之先生自北

平出发,准备出席太平洋学会,我与他同车自北平回天津,我们谈了

一路,当我们握手道别的时候,我说:‘希望你自美国回来时,能够

看见我们国家的进步。’最近他自海外归来,我在上海码头迎接他,

他虽是抱恙归来,我们见面时却是满面笑容,不再像平津车上那样忧

郁了。我们那天谈了约莫两个钟头,结论是:‘我们还需要大的准备,

大的苦斗。’他很郑重地说:‘现在证明,我们在九一八以后的五年

的忍耐,完全没有错。’”(《芸生文存》2 集,3 页)西安事变发

生以后,王芸生打电报给胡适,请他把对于西安事变的感想写出来给

大家看看。胡适在病中写了他那篇《张学良的叛国》,在“星期论文”

栏下发出。王芸生说;“胡先生的文章中有这样两句话:‘我们又要

许多时不能抬头见人,不能开口说响话了!’我读到这两句话时,深

切意味到我在这几天中精神上的苦痛;但同时我又自慰,我居然还能

强项见人,硬嘴说话!我既已强项见人,硬嘴说话,为什么不能照样

的写文章呢?我于是重新鼓起勇气,来续写这篇业已搁笔一星期的文

章。(同上)

    1931年5 月22日,《大公报》出满壹万号时,在当日第四版上发

表了许多名人的贺辞。胡适的贺辞是《后生可畏》。他认为《大公报》

已超过了历史比它更长的《申报》和《新闻报》。《大公报》不断的

努力,赶上了那些五六十岁的老朽前辈,跑在他们的前面,不但从一

个天津的地方报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并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

好的报纸”的荣誉。对于《大公报》成功的原因,胡适认为,大公报

所以能有这样好的荣誉,不过是因为他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

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这两项都是每一家报馆应该尽的职务。只因为国中的报纸都不敢做,

或不肯做,或不能做,而大公报居然肯努力去做,并且有不小的成功,

所以他就一跳而享大名了。胡适还说:“君子爱人以德,我们不敢过

分恭维这个努力的小孩子。我们要他明白,他现在得到的成绩还不算

很大,只算是个个报馆都应该有的成绩。只因为大家太不长进,所以

让他跑到前面去了。在矮人国里称巨无霸,是不应该自己满足的。我

们爱护大公报的人,应该很诚恳的祝贺他努力更进一步两步以至百千

步,期望他打破‘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记录,要在世界的最好报纸之

中占一个荣誉的地位。”胡适在贺辞的最后提了三个问题;“第一,

在这个二十世纪里,还有那一个文明国家用绝大多数人民不能懂得古

文来记载新闻和发表评论的吗?

    “第二、在这个时代,一个报馆还应该依靠那些读人家庭阴私的

黑幕小说来推广销路呢?还是应该努力专向正确快捷的新闻和公平正

直的评论上谋发展呢?

    “第三、在这个时代,一个舆论机关还是应该站在读者的前面做

向导呢?还是应该跟在读者的背后听顺他们呢?”胡适对于《大公报》

的评价,不是一个简单的客套,其中寄托着他的理想。胡适一生对言

论自由(主要体现为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非常在意,在《大公报》

身上,胡适有一种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后的喜悦,《大公报》

体现了胡适一生所追求的价值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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