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屋中的清醒者(苏教版高二选修教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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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屋中的清醒者

——读《在酒楼上》有感

吕纬甫与“我”一样,都是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所形容的“铁屋中的清醒者”。他们都有过“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然而当希望破灭后,他们的清醒,便成了痛苦之源。 

从前,吕纬甫是个“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进步青年。然而到了中年,他反而“行动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青年吕纬甫和“我”一起当教员时,教授的是“ABCD”,如今的吕纬甫,却是在教“子曰诗云”;中年吕纬甫,也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满怀远大抱负,甚至认为自己指挥土工们掘墓的命令是“在我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以前的他,是个敢“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无神论者,现在的他,却会将人的死去归咎于“没有这一份好福气”……总之,如今的吕纬甫与年轻时的他相比,判若两人。 

在短短一席交谈中,“无聊”一词吕纬甫共说了六次之多。另外吕纬甫的话中还有几个高频词:“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然而,他虽模模糊糊,却并非懵懵懂懂。这样的词语出自他的口,说明了他也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麻木。他甚至还亲口承认“我已经深知道自己之讨厌,连自己也讨厌”。这正是铁屋中的清醒者的悲哀。他讨厌自己,说明了他虽然想世俗妥协,抛弃了理想与激情,却没有抛弃自己信奉的价值判断标准。他虽然成了“退步中年”,却又未完全堕落沉沦。 

小说中吕纬甫向“我”讲述了三件他自己经历过的“无聊的事”:为弟弟迁葬时,找不到弟弟的骨殖,但仍坚持把旧坟里的泥土装进新棺材;为船户女儿阿顺买来剪绒花,阿顺却已死于诳言;自己不再教“ABCD”,转而去教“子曰诗云”。他之所以将这些事情称之为无聊,是由于他身为一名接受过新思潮的知识分子,面对诸多社会弊病却无力做出任何改变,只好将自己的生命耗费在日常琐事里;琐事也罢,有些事根本连琐事都称不上,比如迁葬和买剪绒花,全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无用功。 

鲁迅故意采用了“对话体”的形式,把两个有着相似经历的知识分子安排在一起,其实是让第一人称的“我”通过眼前的吕纬甫折射出自己的形象。鲁迅身为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他了解新型知识分子。他对新型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暧昧的。通过《在酒楼上》中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剖析与审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于当时的新型知识分子持有既批判,又体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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