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突围(苏教版高三必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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溆浦三中 谌和平 一 时近午夜,一连几天的雨仍灿烂的下着。雨打落窗台,溅起水花,水花打着台面厚厚的尘土,跃在原本明净的玻璃窗户上。于是,玻璃上便烙起了黄土般的花纹。这些花纹呈着不规则的几何图形,朦胧着可以透视的玻璃,更朦胧了屋内的守望人。 屋外,雨夜,灯火阑珊,人际已灭,除了雨声,便是雨声。远处的灯火透射屋内,屋一角的旮旯隐隐有些亮光,隐约看去,似有鬼影,着实有些惧人。我睡不着,连续几天的不安久久的挥之不去,尘世的繁杂旧事包围着我,甚是可怕。想象还有十来天,第三轮的高三教学便画上一个句号,无论大小,无论圆缺,无论浓淡,我这第三个三年的使命算是结束了。文人命贱福薄,这早已不必论证怀疑,看看历史就知道了。我不曾出作,尚未打制出一柄锋利的笔剑来纵横三尺锦帛。但我身为匠人,作为语文老师,教着民族灿烂的文化,终日与民族的方块字眉来眼去,半教书,半育人,也勉强可算半个文人。缘是文人,也便联想自身命,自身福,于是便得出一个结论:文人的福命,是武人赐予的。现今社会,文人尚存,武人呢?便是那些在上者,所谓公家的奴仆。这一结论,原本也无须忧心戚戚,可畏的是,他们千方百计阻挠你去抓取自己的福命,这一点着实可恶。这些天,我被一张无形的液态网缠绕着,几近窒息。编织这张网的,是举止的谩骂,流言的诽谤,志行的怀疑,,人格的攻击,节操的诬蔑。后来想想,新一轮的科举在即,匠人使命便走马换灯,我便可归隐江湖了。于是我便想到突围了。 二 对于标题,现说说“文人”。 文人即知识分子,凡是懂得一知半知的人或与文字打交道的人皆可称之为文人。独览五千年中华史,中国知识分子短短的一生,甚是先前所说的命贱福薄。他们一生命途坎坷,要么贫寒袭身,要么仕途跌宕,要么猜忌缠身,要么朝不保夕,一句话:不得志。 当然,可慰的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是笑到最后的人。那些生命的长度无以度量、灵魂的厚重无以衡量的人,最终超越时空,绵延千古。他们用自己短短的一生,承载巨负荷的重担,艰难的推动文化前进的车轮。他们,用民族所熟知的方块字会意写形,组合排列,潇洒地浇铸出篇篇千古不磨的锦绣文章。他们,用沉重不绝的寂寞负载起人生不得志的夙愿,伴着烈酒孤独地诉说着人生的苦难、时代的阵痛。他们浪漫而富有理性的思考着,他们匍匐而高傲的行走着,他们沉静而又无畏的挑战着。然而,在一体制的领域里,拥有双重人格的文人,注定逃不脱千年不变的宿命:要么,孤独的开花,要么喧闹的死去。这似乎印证了那句世俗的共鸣:我活着,但我却死了。这句话,悲情而真实,飘渺而厚重。 其实,活着的是生命的机体,死亡的是灵魂的追逐。人生就是一场追逐,停滞不前原地不动,便犹如失去电动力的钟表,一动不动,再无法走出无以数计的圆圈,而走不出圆圈,它便是一堆只会蒙尘生锈的破铜烂铁。孤独的开花,机体惨裂,但灵魂已闪光。喧闹的死去,机体不锈,但灵魂已黯淡。上帝是残忍的,给你一颗不能开花的树,只让你遮雨乘荫,却赏不了艳媚的花,给你打开眼前的一扇窗,却紧闭身后的门。当然,时间永远是公正的,是无私的,是宽容的。因为时间明证,笑到最后,艳到结局的是花。时间没有终点,花开万年不败。 然后,我想说说“突围”。请允许我用生硬的拆字法来会意这两个汉字。突,穴者,从犬。所谓“穴”即洞穴,远古时期是人与动物的栖身之所。犬者,狗也,但凡天地间有灵性而勇猛剽悍的动物皆可称之为犬。其时,犬已昂然挺立,有从洞穴中突然窜出之势。“围”,从□从韦。韦者,革,皮革也。围,非困、非囚,用岩石与泥土或树木构建的正方形或长方体建筑,已不是人影,留下的仅是一派枯萎的荒草,残存的仅是几堆霉烂的皮革。围困的是人走之后的茶凉,昔人已运去,空留一野寂。。“突围”淋漓尽致的表现出主体生命的勇敢、智慧、坚毅、力量抑或无奈、怅惘、孤独、阵痛,它使主体生命力超乎寻常的发挥宣泄并使人的潜质闪耀眩目的光彩!它是一种对生命的透析,一种对生死的诠释,它以独特的方式释放着自己的生命,然后涅槃。 其实,这样的会意恐怕是我独一无二的发明,汉字史上的文明簿里绝无仅有。因为太机械、太主观、太武断、太生硬、太自慰,甚至贱辱了汉字的熠熠光辉,玷污了民族独以骄傲的文明,所以无法载入他人欣赏的耳目,甚至混淆不了他人明净的视听。但我想,我仅在戏言,在戏言中求得生存的一丝甘甜,在戏言中找寻生命存在的惬意。而戏言是不会犯罪的。 三 说到文人的突围,请让我借用若干个生命已逝、光环永存的历史抑或现代人物。说实在的,对他们,从书本上认识他们开始,我便怀着敬畏,用颤抖的双手小心翼翼地翻阅他们用文字累起的灿烂的生命册子。所以,我是尊重他们的,或者说是崇拜。 屈原,身上流淌着贵族血液的王族之后,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是个看过很多史书,能背很多诗文的文学天才。一方面,他有着“前无古人”的卓越才气,因为他之前,只有散落的《诗经》中的“诗三百”,这些诗虽然美丽无邪,但无数个“佚名”,明证了那只是一时兴起的凡人语录而已。在那个战乱杀戮的年代,只有屈原的手上才有一支上帝之笔。他一度为官,肩负兴楚的使命,因为楚王是他的族人,或者说他是楚王的族人,所以他“正道直行”、“竭忠尽智”,说穿了,是在给自家人卖力的拉磨干活。然而,在那个“谗陷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的浊秽岁月里,昏庸的楚王三父子心中只有帝王狭隘的薄面。美人成山,小人似峰,双重的围城闭塞了楚王三父子原本短视的兴国大计,正道直行的屈原无奈地接受被疏远被流放的角色,然后登上文学的舞台,上演他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浪漫剧情。这里需要交代的是,屈原本是文人出身,在位时是个政客,虽也写过文章,但其闪耀的光华绝不能与后期的《离骚》同日而语。所以一旦他成为一个全职的文人,他就注定要名垂千古了。这一切都归于他为民请命的悲悯情怀和他风餐露宿的流浪脚步,他用脚丈量了楚国的穷山僻壤,用心感知了百姓的流离疾苦,用他的苦难与孤独,用他的诗情与天赋堆砌了美丽的文字。他开创了浪漫的风格,但他的一生却非浪漫。他沿着沅江,溯流而下,民生疾苦让它痛不欲生。即使他瘦弱的双脚磨起血泡,他仍然眷顾江河日下的楚国,仍然心系昏厥无能的楚王,他始终没有卸下兴楚的石磨。然而我要说的,因为他是文人,所以他是幼稚的,他居然希望那个连父王都不想救的楚怀王能回心转意幡然醒悟。他又是狭隘的,一生只想着兴楚,只想着为自家人办事,为楚民办事,他想不到千年之后,中华一统,秦民、齐民、燕民等等都是他应拯救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悲难黎民.他错了,他的心思不在文章,《离骚》是无意中吟成的,至于此后的千古不磨他没想到,而《天问》也只不过是糊涂的文人发出的而今很容易明了的无奈的哀号。泽畔徘徊,散发披肩,瘦骨嶙峋的文人一袭青衣,奄奄一息。楚都城破之日,他纵身沅河,用生命溅起《离骚》般美丽水花。其实此后的累累历史诠释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锦绣文章从来都是远离治国平天下的鸿鹄志愿。一曲离骚,唱彻千古。 屈原突围了,以自杀的方式为生命打上了一个美丽而忧伤的结,然后一刀剪断,了却心中厚沓沓的苦楚。屈原同样意想不到,他无意间地成了先驱,因为几千年之后的后人在无数个阴晦的年代里纷纷效仿,选择这种生命和灵魂的共同突围: 1927年6月2日,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终年50岁。王国维死了,平静而很有震撼力的死了。他无法扭转那个风雨飘摇的社会,他为一种文化而死,结果当是一种文化的没落。他的突围不可谓不悲凉。 《一代人》顾城,当用“黑色的眼睛”也难以寻找光明之时,在异乡他国,他举起了一把人类文明一度骄傲的冷冰器,扣动扳机,效仿末代明帝杀死了睡梦中的美丽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然后,又对准自己的太阳穴,跟着妻子一同走了,他的突围不可谓不残酷。 海子呢,年仅25岁的海子,这个来自安徽农村的有着无限诗情的诗人,他带着劈柴、喂马、周游世界的梦想,躺卧在冰冷的双轨,任凭呼啸的列车碾碎他诗情蓬勃的身躯。然后,便去寻找传说中那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房子以及他心中至高无上的三种幸福——太阳、王位、诗歌。海子的突围了,留下无数朴素的诗篇,他的突围不可谓不凄美。在那个年代,先后有十四位诗人皆响生命的哀歌,纷纷突围。 1966年8月的一天,那是个中华文明悲痛的日子。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一位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的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并没有随着他那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人们仍然在这个老人的诞辰纪念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这位作家。并且在纪念的同时,我们会提出很多疑问:为什么这样一位在作品中创造了无数鲜活生命,又给无数生命带来愉悦,如此热爱生活,懂得幽默的老人,会在他遭难的那一天孤独绝望的走去。他,就是老舍,文革中备受屈辱。他的突围不可谓不无奈。 这种突围是无奈的,是凄美的,他们为世不容,走入不了世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既然我无法适应环境,我便了却自己,至少,尊言犹在,颜面尚存。 四 其实,天下之大,又岂无容七尺之躯的场所呢?天为盖,地为铺,日为灯,月为烛,点燃生命的火焰,同样能亮出绝伦的生命。突围,并不一定要消极地应付,既然世界遗弃了我,我也便索性遗弃世界。生命永存,自有我贫穷而又丰裕的收获。回归山水,躬耕田园,然后找一块阴凉,傍着潺潺山水,铺开笔墨,让心灵宁谧的诗泉叮咚作响。这种突围,虽淡泊却明志,虽宁静却致远,何乐不为哉。 简单地说说圣人吧,因为思虑之浅,笔墨之淡,在此高谈阔论圣人尚是对他的不敬,因此简之又简。 孔子出生时,父亲叔梁纥已66岁,母亲颜征在还不到20岁。圣人的父亲是鲁国一员猛将,长年征战在外,其母操持田园事务。传说中,其母耕于尼山之岭,是日,天突暗,云卷云舒之间,一响鸣雷,一道闪电袭身,其母一颤,圣人便坠入母体时。另一传说是说,孔子之母颜征在生孔子的那天夜里,梦见两条苍龙从天而降来到房中,又有两位神女手捧香露从空中冉冉而来,用香露为徵在沐浴,同时天奏仙乐,麒麟吐玉书,于是,颜征在生下孔子。圣人自幼敏慧,好学知礼。乱世中,他渐行渐长,终成大儒。 孔子20岁进入仕途,他非凡的政治才华崭露头角。但由家臣控制的鲁国,君臣迷恋歌舞,不理朝政,这让他彻底失望。于是,55岁的他带着七十二弟子,舟车鞍马,出走鲁国,开始了列国寻梦的旅程。君王们笑脸相迎,给予他无上的荣华与礼遇,但也仅限于此。列国君王,看重的是他头顶的光环,并非他袋中的团团锦囊,。至于一些闲置的职务,倒也是可以让他担任,但无非仅仅是陪陪君王聊聊天、喝喝茶。数十年的奔波,屡遭坎坷,曾绝粮7日,差点丧命。他鬓毛斑白,沧桑不堪,天下越来越乱,杀戮越来越重,他无奈叹息,再次想一想楚狂人接舆的讽刺,掉转马头,吆喝一声,呼啦啦的车队,驮着充栋的竹简,一群群古老的由个个才华横溢的人组成的文化队伍,淹没在归途的风尘之中,只有风呼啸着翻阅累牍的竹简。回到鲁国,众人笑问远客何来,妻已逝,儿子亦认不出眼前这个尘沙满面的疲惫老人。是年,孔子68岁。13年的列国寻梦,见过世面,历经生死,尝尽饥饿的圣人累了,倦了,于是,搭几间茅庐,累几块石头,开创了民族最原生态的学校教育。一块腊肉,一篮鸡蛋,几坛酸菜,好学的读书人便可以圣人这满载渊博的学识而归。三千弟子,也足以让圣人糊口,并安心于他的学问了。于是人类文明史的扉页上,一个东方的哲人,一个世界的孔圣人,便这样闪烁着光照千古的华彩,并穿越厚厚的文明,直到永恒。 与屈原一样,他同样成了先驱,不同的是:他选择让机体避开喧嚣的世界,让生命沉默地活着,让灵魂高傲地舞动,且同样获取了尊言。 后来的陶渊明更是旗帜鲜明亮出生命突围之剑。于是,传承汉民族文明的词典里,便有了“归隐”一词。应该说,做官仅八十二天的陶潜,并不像圣人那样有明确的仕官欲念,他是“自私”的,他并不想为民请命,他仅以“仕官”作为摆脱贫穷而养家糊口的途径,在那个年代,他的目的过于直白,过于功利,过于简单,但也正是这直白、这功利、这简单为我们诠释了一个洁身自好、不入浊流的可爱形象。可仅有的八十二天,也被他折腾得三仕三归。当然,可想而知,不想弄权、不想发财的陶潜单凭他最赤裸裸的“求食”欲念,是混不了官场的,他不愿成为“羁鸟”,不愿成为“池鱼”,更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他脱下官服,藏起官印,一身素衣,乘舟飘摇归园田而居。屋的门前,种下五棵依依杨柳,于是,陶渊明又有了另一个名号:五柳先生。日子苦就苦点吧,没有酒喝也行,无米下锅也罢,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便已足矣。 无米便去告贷。于是他拄着拐杖,拿着破竹筒,褴褛着衣衫,敲开乡人的柴门。大家都认得这个可爱的老头子,竟美酒佳肴的细细款待一番。一时兴起,五柳先生竟忘了家中还在饥号的家人,干脆上座畅饮,何乐而不为呢?酒足饭饱之后,主人不忘贷给先生明天的米粮,先生也不忘写一首诗,感激乡人的“漂母”之恩。五柳先生就这样悠然的随着岁月的变迁,耕于南山之时,收获的不仅是可以了却半载的饥寒,更多的是他清新恬淡的诗篇,无意中他更成了田园诗派的开山鼻祖。 其实,五柳先生之前,并不是没有避世之人。常聚竹林的七贤士,要么衣衫不整,要么酩酊大醉,要么乱发覆面,要么佯狂长啸,他们不谈国事,拒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也可算是原始的隐者了。 然而在那个岁月,他们终究未能把自己完整的藏起来,或许因为他们名气太大,或许他们不懂稼穑,糊不了口,更或许,司马集团需要他们为自己脸上贴金。总之,七贤者终出不了世。阮籍喜欢一个人驾木车游荡,车上装满酒,路到尽头,他哑着嗓子声声抽泣,继而号啕大哭,荒草野间,一路哭声。真正的隐士是不会流泪的。 稽康长得很帅气,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在洛阳城外免费给人打铁。一个稀世的学者、艺术家,在一座大城市的效外打铁,实在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但后来,他因朋友而被捕,沦为“不孝者的同党”,年仅39岁的他,在一首声调绝伦的《广陵散》中饮血衔市。随着《广陵散》一同绝世的,是他的不羁与清白。他的死其实是因为他的清高,惹恨了像钟会似的弄权者,强加于他一个“不孝”的罪名。 即便如此,作为最初的隐士,他们的突围还是极富文明气息的,虽然七贤整日披头散发,酩酊大醉,但其才华并未麻醉。他们的诗文像酒一样散发着飘散千里的醇香。后来的李白,求道访仙,游山玩水,一掷千金,因酒成诗,是酒成其豪放飘逸的浪漫诗风。太湖的船上,醉酒的太白先生癫狂到要去捞湖心的皓月,最终跌入湖底,圆了他举酒邀明月的梦想。 五 其实最惬意的突围是:功名在身,每日拿着国家工资,不愁吃穿,不愁风雨,高明满座,饮酒赋诗。这种突围可称之亦官隐。他们也曾是壮志满腹,渴望用自身的才学来治国齐家平天下。但往往,历史无不明证着这样一个矛盾的命题: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个人,往往会因为自己卓而不群的才华于民众中脱颖而出,然个人的才干与禀赋又怎敌得过“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在一个嫉妒丛生的年代,一个人往往会因为自身的锋芒而最终把自己刺得伤痕累累,就像刺猬,芒刺在背,谁敢与之为友呢?所以最终,落得个孤单一生。 苏轼的头顶有这些光环,大学士、诗人、书法家、散文家、画家,深受神宗与太皇太后喜爱。然而究其一生,竟不免让人唏嘘与欣慰。 一个史上被无数次复制的莫须有的“乌台诗案”,把苏轼的人生驿站从京城调到了黄州。从繁华的京都到偏远的穷山窝,对苏轼来说是不幸的,但对我们来说,对中华文明来说却是欣慰的,因为没有黄州,便没有苏轼,是黄州成全了苏轼,成全了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当然,还得感谢曹操和周瑜,是他们的一战赋予了黄州另类的内涵。 我们应明确一点,中国世俗的社会机制是非常奇妙的,一方面它愿意传播一位名人的声誉,利用他身上存在的价值来宣扬社会的和谐与文明,另一方面又把他视为另类,排斥他,糟践他,不让其耀眼的才华灼伤权力者空洞苍白的大脑。这就像人类与老黄牛的故事。一方面,人类说他忠厚老实,塌实肯干,乐于奉献,不计私利 ,“老黄牛精神”,被无数次引为做人最无上的赞誉。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利用他,榨取他,要他拼命地拉车,拼命地耕田,鞭斥它,抽打它,还不止,等他老了,一刀下去,一张牛皮,做上千双鞋,上百斤牛肉,烤成牛干吃几个冬天。所谓“老黄牛精神”说穿了,就是任你榨取,任你宰割。 长话短说,请先让我们看看苏轼是如何去黄州的吧。专制统治者为了摆出重视舆论的姿态,便设立了御史台,来监督各部门官员。说好点,御史台的官员是谏官,是纪检官员,说狭隘点,便是朝廷的耳与口舌。然而他们的话没人监督,但份量够重。这就有一个问题,如果谏官们的个人品质高尚,真正地为国效力,那确实能查漏补缺,杀歪风抵邪气,但反之,则因自身的狡黠与卑劣而混淆视听颠倒白黑。不幸的是,苏轼成了一次明证历史规律的工具。 看看当时谏官有哪些吧。舒亶,以检举和揭发为业的猥琐小人。他在检举苏轼之前,客串了“东郭先生与狼”这个剧本中狼的角色。他忘恩负义地检举了推荐他做大官的恩人,使得恩人降了职。而事实上,这位恩人只不过是拿了女婿的一些家庭作业求他批改一下而已。 李定,一个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他说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余”,不学无求,滥竽充数。 王珪,这是一个年迈跋扈而又虚伪的假道学,同时又是一个文才不敌年龄的自以为文章天下第一的老人。眼见一个后起之辈,居然名震文坛,比自己还要好,他便不安了。于是,凭几缕白发便牵牵强成词,说东坡对朝廷“有二心”。 李宜之,更是一个纯粹的小人,这种人是宋代的阿Q:酒店里,众人说说笑笑地调戏着小尼姑,他顺手在小尼姑脸上重重地捏了一下,博得大家的畅笑,他便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了。他听说苏轼以前写过一些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便分析说诗文充满了颓废主义,不思进取。后人评得好: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自己变增重了。 这样的谏官,这样的御史台,注定“独以名太高”的苏轼受尽嫉妒而遭致集体的发难。于是神宗下令:查查这个人。 一个由以上人组成的中央调查小组出发了,来到湖州,二话不说,用千年之前已发明的绳索捆绑了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绳子应该骄傲,它捆绑的是整个民族,是东方的文明。途经太湖,东坡觉得委屈,又怕连累亲明家人,便想仿效屈原,投水突围。幸好,押解的衙差懂得这个人轻易死不得。也幸好,太湖没有接受苏轼,不然,一大载截灿烂明丽的诗文、书画等中华文明便会被淹没,而导致文明差点淹没的竟是一群小人。 但终究,苏轼是没罪的,但终究,小人是要达成他们的目的,于是,瘦弱憔悴的文人被屈打成招。还好,民族不尽是小人。杭州百姓们沐浴着苏堤的阴庇,为他告求神名,狱卒梁成知道他是文豪,尽力地照顾他的起居,朝中忠直的朋友,昌天下之大不韪写信给皇帝,说他是天下奇才,希望宽大,尤其是那位宠爱苏轼文采的太皇太后也要求为她祝寿的神宗,“无需赦天下凶犯,只需放了东坡一人”。 结果,皇帝下令“放了苏东坡,贬黄州。这一道圣谕,使朝廷丧失了一个忠君爱民的直 臣,让中华拥有了一个永载史册的大文豪。 来到黄州,苏轼挂一个团练副史的虚名玩山游水,凭吊古迹,缅怀古人。远离喧嚣远离繁杂的黄州,让“有恨无人省“的苏轼得以在宁静中思考人生的真谛了。这一过程中,东坡是诚恳的。他回归了清纯,习惯了淡泊,他生命的又一次脱胎换骨使他的艺术才情得到了一次深化。苦难是一笔财富。经历人生变故的苏轼愈发成熟了,黄州的赤壁把苏轼的才情演艺推向了至极的巅峰。 后来的白居易,不正也是在江州的司马任上为我们弹奏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悠扬婉曲凄美的《琵琶行》吗?柳宗元不也是在一个穷山僻壤的柳州写出了沓沓诗文吗?他们,在那个独特的年代亦官亦隐,编织着那个时代明丽的文明。只是,可怜了出身富贵却一生孤苦的少陵野老,他无意突围,一生只想入他梦想仕官,却终只能做一个幕僚,还差点背一个附逆的罪名。他梦想封妻荫子,却终生贫困潦倒,连家人的口都湖不了。只是还好,千年之后的杜甫,用他忧国忧民的眉宇谱写出灿烂诗篇,从而占据了唐诗文明的重要席位。 六 还有一些人,并未他们短暂的一生,便遗失在历史的角落。 王勃,初唐四杰之首,6岁善文辞、写文章,9岁读颜师古注《汉书》写了《指瑕》十卷,指出它的错误。14岁被授予朝散郎之职,并深得沛王李贤看重。年少王勃一朝得志,便不免“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生命屡遭打击,最后溺水而亡,怀着一腔愁愤离开人世,时年26岁。他用自己的傲才谱写震惊四座的《滕王阁序》,他的声名,并没因水而逝,如同“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一般响彻千古。 李贺,一位七岁就文名远播“诗鬼”,相貌丑陋,嗜酒如命。因为其父名晋肃与进士音近犯讳被取消考试资格,从而失去了进升之路。因为一个亡人而落得郁郁寡欢,才华横溢却未金榜题名,这恐怕只有独特的中华才有其荒唐之事。满腔愁绪的李贺骑着一头跛驴,早出晚归,背一锦囊,路有所得,书投囊中,晚归整理成篇。“长歌破衣襟,短歌断白发”仕途失意的李贺把激情倾注到诗歌创作上了。雄奇瑰丽的诗句恰似天籁之音,破空而来——“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即便如此,二十七岁的金色年华上,他却如一颗流星在夜空留下一道耀眼的光芒后消失了。他用生命当笔,拿岁月当纸,可惜纸太短了。 徐志摩,一个潇洒帅气的浪漫诗人,飞机失事而亡,年仅三十五岁。他“轻轻地来”,“悄悄地走”,不带着世间一片云彩,他的康桥,仍萦绕于他喜欢飞翔的梦境中。他轻轻地走了,他把他的苦闷、惆怅、落寞、欢愉全部交付与了万里云空,唯一没有带走的,是他轻轻挥手作别之后,留下的这片烧焦的云彩。 …… 七 应该停笔了,再写下去,我已是山穷水尽了,词枯句竭了。平凡的我无法与上面提到的任何一个人相提并论,只不过,写的途中,我似乎明白了,人世间的诋毁、非难、猜忌、嫉妒都不足为重,唯有淡泊的宁静,才成其独立而健康的人格。时间终会明证,诬陷者所推断出的险恶用心,其实都是他们的内心,正是他们制造了“险恶用心”。历史不断地告诉我们,反击非难最有力的方式便是保持永远的沉默,因为柔弱的唇舌在反击非难时是苍白无力的,而时间最终自会给人一个公正的结论:孰是孰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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