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谱就的诗篇——巴金与辛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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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正伟

2004年元月9日,从未往我家打过电话的一位友人突然来电,询问我是否知晓辛笛先生过世了,这消息使我心头猛地一紧,但对于此类尚未证实的消息,我常常宁可信其无,也不愿信其有。于是,心存侥幸地向他含糊其辞道:“这不太可能吧。”但我没有更多的理由来否定他。

放下话筒,我与辛笛先生两个月前数次相见的情景不时地浮现在眼前,在2003年11月初,辛笛先生在女儿圣思的陪伴下参加了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的“辛笛诗歌创作七十年研讨会”。为了开好这次会,他在病中握笔撰写了一篇发言稿,讲稿虽由女儿圣思代读,但从中仍不难看出他对诗歌创作的热情和一往情深,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同时也赢得了阵阵掌声。会间,他与来自各地的诗人、专家、学者畅述友情,展望着诗歌创作的明天。最后,我还为辛笛与出席会议的诗友们照了一张“合家欢”。可是,代表们有谁知晓,他在数月前刚失去了与自己相濡以沫六十三年的爱妻徐文绮,他还没从悲痛的阴影中完全走出,人也一下衰老了许多……

11月25日,适逢巴老百岁华诞,辛笛又怀着喜悦之情,不顾家人劝阻,驱车来到上海图书馆出席“巴金百岁华诞图片文献展”开幕式,还在圣思的帮助下坐着轮椅来到二楼展示厅。我担心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辛笛会劳累过度,就上前劝他早些返家休息。那天,辛笛先生兴致特高,表示想多看看,还在展览会留言簿上用颤抖不已的手题了词:“祝巴老长生不老”。

11月27日,小林托我将宜兴工艺师史小明为庆贺巴老百岁华诞而制作的紫砂“四君子祝寿文具”转赠给辛笛。那天午后三时,我按时来到辛笛家,他女婿把我引进了门,只见客厅里空无一人,一问才知,辛笛先生还在卧室休息,我不忍心打扰他,正要起身告辞,他女婿见后便说:“我进去看看,如果已醒,还是你当面告诉他为好。”没过一会,他便唤我进了卧室,当我疾步走到辛笛床前,将刻有巴老手迹“把心交给读者”的紫砂笔筒展现在他眼前时,他微微点着头说道:“代我向巴老问好”,话音十分微弱,但我都听明白了。我伫立在他的床头,看着他那日趋衰弱的身躯,心中之情难以名状。转而又看到紧挨着床边的小桌上凌乱地摆放着文稿纸、笔和各种书籍、报刊,以及他常用的放大镜,他尽管病得不轻,但能看出,他还有许多事要做……

所以,我怎么也不相信死神会夺走了他的生命。可是,事实是无情的,当友人第二次在来电中告诉我辛笛先生在元月8日过世的确切消息时,我一下懵住了。

辛笛先生待人随和,在他面前丝毫不会有拘谨之感,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位值得尊敬的长者。他的诗作从不阿世媚俗,秉承了中国传统读书人的美德和操守,在文学界有口皆碑。在友情上,他与巴老在艰难的历程中结下的友情更可称得上是文坛佳话了。

早在1933年,靳以与巴金在北平北海三座门大街14号创办大型刊物《文学季刊》时,辛笛正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就读,他与靳以的弟弟原是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有了这层关系便认识了靳以。辛笛与曹禺、卞之琳及几位同样喜爱文学的同学常往返于学校和杂志社之间,一来二往便与巴金相熟了。在辛笛的印象中,巴金是一位有影响的名作家,虽然平时话语不多,再加上巴金四川口音重,所以很少交谈,但辛笛读巴金的作品可称是爱不释手。两年后,在北满女子中学任教的辛笛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经常在班里举行作文比赛,此时,适逢巴金短篇小说第一集出版,他在微薄的薪金中掏钱买了两本巴金作品带到班上送给学生作为奖品,没想到,这两本书成了同学们争相传阅的课外读本,这令辛笛始料不及,在以后的岁月里,成了他常挂在嘴边的美谈。

抗战胜利后,辛笛与巴金都居住在上海,交往也越来越密切,友情也愈益深厚,用辛笛的话就是成了“通家之好”。1949年7月,巴金、辛笛随夏衍为团长的上海文艺代表团出席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他俩同靳以、李健吾、唐、赵家璧等同住一个楼层,会间,他们同进同出,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文艺事业献计献策,心情也格外地舒畅,朋友们知道辛笛在银行任职,收入比别人多。所以,大家都想敲他“竹杠”,辛笛便在琉璃厂附近的一家酒菜馆让文友们打了个牙祭。方令孺见辛笛慷慨好客而戏称他为“当今的小孟尝”。过后,辛笛又作东请巴金、方令孺、靳以、郑振铎、赵家璧等在北京丰泽楼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他还清晰地记得那顿饭只花去了大洋四块。

没过多久,辛笛从银行转入工业部门工作,他与巴金各有所忙,偶然,辛笛夫妇会带着孩子来到巴金家,此时,小孩子们尽情玩耍,大人相聚在一起却总有说不尽的话和聊不完的天。这美好的时光令辛笛难以忘怀。

在十年“文革”中,巴金与辛笛都受到了冲击,但他们仍珍视着这份友情,当形势稍有松动,辛笛就泛起了想见老友巴金的念头,他曾多次独自徘徊在武康路、湖南路的巴金住所一带,希望能看到巴金的身影,哪怕是只见一个背影也满足了。一次,他实在按捺不住思念之情,竟叩响了巴金的家门,巴金的九妹琼如见是辛笛,又惊又喜地说:“你怎么敢……”辛笛答道:“我实在想念老巴啊!”“你放心,快走吧!”……以后,每当九姑妈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总会感叹地说:“这就是朋友,就是好。”

在离周恩来总理去世不过九个月,辛笛在淮海中路看到不知什么人张贴的“四人帮”垮台的《快讯》,他兴奋不已,便毫无顾忌地直往巴金家跑。那天,巴金正在藤椅上闭目小歇,他没想到此时辛笛会出现在面前,辛笛大声地对巴金说:“外边的大字报看到了吗?”当巴金从辛笛口中知道这振奋人心的消息时,说:“真有其事,太好了!”两个人的脸上,绽出了已多年未有过的笑容。在往后的日子中,在巴金家又能常见辛笛的身影了,我从1977年5月至该年底的短短数月的巴金日记中看到他在巴金家的记录就有三十次以上。他们在一起谈论着各自的创作计划;谈彼此喜爱的外国文学,也谈共同熟悉的朋友,谈的最多可能是彼此喜爱的书了,辛笛早年与一套法国著名作家纪德的作品失之交臂至今还懊恼不迭。原来,好友何其芳来函告知,在北京东安市场中原书店内见到一套纪德送给盛澄华并亲笔签名的全集,希望他及时买回加以保存。当时辛笛因经济拮据,一时凑不齐书款,不久被有识之士购去,不可复得。他又讲起解放前夕,盛澄华相赠的那本《纪德研究》专著珍藏数十年后,在十年浩劫中却不知下落。他与巴金几次谈到澄华,赞赏这本书。不久,巴金送了一本《纪德研究》给辛笛,这是他哥哥李尧林的藏书,上面还盖有“尧林图书馆”章。它使辛笛写出了久藏心底的文章《忆盛澄华和纪德》,了却了一桩心事。

有人说困境中见到知心朋友叙叙旧,心中会平添一份战胜困难的勇气。那么,步入耄耋之年的辛笛想见巴老就成了一件见亦难,别亦难的事了。90年代后,巴老时常住在医院中,辛笛因多病,视力、听力减退,腿脚也不那么灵便了,但只要听说巴老从杭州养病返回上海,他就会急着让圣思陪着来到巴老病房。辛笛以新诗著称于文坛,但他的旧体诗功底也十分深厚,他常用旧体诗表达隐晦委婉的心绪,在“文革”孤寂压抑的心境中,旧体诗成了他宣泄、排遣的出口,也许正因为他会诗,才没寻短见,没被憋闷死。每次巴老见到辛笛,首先会问:“近来还写不写旧体词?”辛笛笑答:“偶尔为之”。巴老知道辛笛先生是位“美食家”,有时还会主动询问:“还上不上小馆子?”辛笛听后无奈地说道:“动不了,连离家不远的‘梅龙镇’也去不了了。”巴老见辛笛边说边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乐得合不拢嘴。

有时,他们也会谈到从前在路边的小咖啡馆与友人边喝咖啡边聊天时的轻松、自在、愉快的情景,巴老便会提到辛笛夫人徐文绮煮的咖啡,对她的手艺赞赏有加。辛笛的夫人徐文绮是我国著名目录学家、文物鉴赏家,被周恩来尊称为“国宝”的徐森玉先生的爱女,她早年自南开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便东渡扶桑留学日本,自小就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和熏陶,也可能是巴金,与辛笛曾留洋过法国、英国对咖啡的品尝水平要比常人高的缘故,才特别钟意徐文绮煮的咖啡,早先,巴金和辛笛在外面吃饭,只要离辛笛家不远,就会顺道上辛笛家坐一会儿,品尝徐文绮亲手煮的咖啡,望着壶内囊中的咖啡受到开水的冲击,直冲至壶盖上的玻璃球,那又香又浓的咖啡立刻充满在空气中……每次相见,辛笛只要有新书出版,他就不忘签上名带来让老友分享快乐。临别时,巴老也会叫护理员从柜中取出新书当场写上“辛笛文绮兄嫂”,然后再签上自己的名赠送给辛笛,此情此景真如一杯浓烈香醇的咖啡让人回味无穷。

1999年初,巴老突患重病,辛笛牵挂老友在心,关注着巴老的病情,他心里多么想再看上老友一眼啊,但苦于行动不便,只得靠巴老的胞弟李济生把消息传递给他,再把他的问候带给巴老,他也经常向我问起巴老的近况,每次都问得很仔细、听得很认真,话语虽不多,但能看出辛笛内心的焦虑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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