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抓共管, 搞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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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二十四中  边川

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长期以来,人们一谈到教育,总是局限在学校教育的单一环境中,无论谈成绩还是打板子,舆论常常只就教育(学校教育)谈教育。

                 减负的社会条件

就以近来论及的学校工作而言,减负是当前的主要论题。减负如何开展?舆论首先怪罪学校加重了学生负担;待学校依舆论减负之后,无所事事的孩子在社会上的无奈举动,甚至一些不懂事的孩子在社会上的浑噩表现,又让舆论惊叹减负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实际上,还不仅是这一方面,学生负担首先是社会压力,如何减负又取决于社会条件。前不久,江总书记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提出了近期出现的问题,比如逆子弑母、恶父殴师、凶徒劫伴等,决不是用学校师生间教育关系能够概括的。弑母的行为,也不是简单的从家庭内部问题能够说明的;因为那位被害母亲的叹息实际是社会压力、社会目标的表现,虽然有母亲教子无方的因素,但毕竟反映的并不是母亲的个人要求;孩子的幼稚冲动行为又有没有社会因素的影响呢?比如,一些影视媒体常常热衷的暴力片、凶杀案,这些给稚嫩童心的耳濡目染,该有多大催化力、影响力?至于家长殴师的恶行,更是法治苍白无力的直接反映。劫伴的行为,同样表现出法治观念、纪律观念存在的问题。

              学校的困难处境 

就以后者来说,学生刮钱的行为肯定不只是这一次,学校也肯定发现过这类行为。但是,学校又能怎么来处理这种行为呢?按违法性质来说,无论是已出台多年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是去年生效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种行为都应受到惩处,而不仅是交学校教育的问题。但是,交劳教吧,说不够格;送工读吧,家长不点头;开除吧,上级不允许!学校就只能苦口婆心而又无能为力,偏偏学校的教育比不上周边的影响,学生的有恃无恐也就变本加厉。杀鸡警猴是法律的作用之一。但现在对违法行为的处理,却处在一种无法可依的尴尬处境中。从上到下一味要求学校进行教育,但仅靠思想工作,不采用行政和法律的措施,很多时候确实行不通。前一向湖南外语外贸学院曾对四名男女同宿的学生及另两名违纪学生进行了处分,这几名学生竟起诉学校侵犯了名誉权;这本不奇,奇的是一审法院竟裁定学校赔偿精神损失20万元!如果不是人大代表予以呼吁、二审法院予以驳回,这奇官奇案还不知如何泛滥。不仅如此,学校的一些有益的活动也常常处在风险之中。比如,课外活动如果要组织,社会活动如果要开展,必然扩大学生的活动范围,必然增加学生的安全风险;这种难防于万一的事硬要追究学校责任,也不管学校是否作过安全教育:这种既要费力气、又要挨板子的事,谁还能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

              媒体的负面效应

这种涉及社会的问题还不仅于此。前面说过的舆论是一个重要方面。舆论引导人们向何处去?名星与英雄,报纸爱谁?球迷与专家,电视演谁?歧途与正道,新闻写谁?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当然,市场经济,新闻单位也有一个生存问题、读者问题。但为什么媒体就不考虑责任问题?不光是文责自负,而且是社会责任。仅仅拜倒在金钱之下,这是严肃媒体的悲哀。尤其是政策水平,现今媒体更是弱点多多。以这次关于减负问题的讨论来说,教育部在今年初考虑中小学的区别,发出的是《小学生减负的十条规定》;到了媒体那里,却一脚跨到中学范围来,使得社会上怨声载道,不少家长说“我们遇到了文革,子女遇到了减负”。这就可见,舆论违背政策的炒作引出的负面效应,这不能不说是教育工作的阻力之一。青少年面临的社会环境问题,除了舆论媒体之外,还有休闲娱乐方面。现在的娱乐搞什么?主要是电子游戏室。到了这里边,有学坏的,也有受害的。学坏不光是接触暴力、色情的内容,玩物丧志仍然是现在青少年沒有摆脱的阴影。国家规定了距学校200米范围内不得设立电子游戏室,还规定了非节假日禁止在校生进入游戏室。但这两条,社会上电子游戏室的老板们,有不少就因为唯利是图,来者不拒,为利害义,甚至个别老板伤人性命。

           社会的教育盲点

    全社会都应关心教育,但现今各方面对教育关心得如何呢?关心青少年是关心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青少年校外辅导员却千呼万唤不出来。虽有关工委组织的存在,但却缺少关工委活动的开展。从横向上看,简单一句话,义务交通员满街都是,但义务辅导员几乎到处都沒有。即便曾有学校聘请过校外辅导员(当年雷锋同志就是校外辅导员),但更近乎于形式上的摆设,而不是实质上的行动。因为当今要有雷锋那样的主动性的人,实在太少了!这当然说明青少年教育的困难程度。首先是操作难度大,关工委多是退休人员,荣誉性多于操作性;可以管事的部门似乎无暇顾及。其次是经费难度大,比如博物馆、展览馆、运动场能否义务提供给青少年、并且义务为青少年活动进行辅导?恐怕可望不可即吧。这些都说明全社会对青少年的关心和爱护确实不够。要让学校单枪匹马搞青少年教育,学校有这么大的神通吗?再从纵向上看,以60年代来说,很多单位在寒暑假都举办了青少年俱乐部,把本单位的职工子女全部组织起来,开展文体活动和其他教育活动,还用一些时间集体做作业。各单位为职工子女提供条件,义不容辞。现在呢,除了费用一大堆的夏令营、冬令营,谁还听说过各单位的假期青少年俱乐部?

                     高考的改革措施

    另外,减负是一个系统工程,而能否解决学生过重的负担与改革高考办法是连在一起的。当然,人人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只有千方百计的减负是可能的;特别是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减轻学生过重的竞争压力更是刻不容缓。高考改革,已就科目设置、高考内容、以及形式、阅卷等作出了多方面改革,甚至网上录取以增加公正性、多次录取以增加选择机会,这些都在原基础上有了明显的发展。但能否再增加一些措施呢?比如,小升初许多地方用微机排位的方法,减轻了小学阶段的竞争压力;这基础上再进一层,初升高怎么样?能否按微机排位的思路,当然不排除加上一定的分数线,把熬更守夜的高分段竞争压力降下来,也把人为的学校之间过大的差距降下来?在前面两个台阶上更进一步,在高考中也推行这种方法,划出一定的分数线后实行微机排位――名牌大学既讲分数,又不能像哄抬物价一样把分数抬得过高。有了一定分数就相当于上了资格线,这样就可以参加这所大学的微机排位,排上了心满意足,排不上还可进入第二志愿的学校。这样,分数、志愿、随机三种条件的结合,就打破了一分之差一切落空的格局。通过最低资格线人数即参加微机排位的人数与大学录取的人数相等的办法,就既保证了大学生源质量,又避免了恶性竞争。而且,这不仅是减负问题,还关系到高质量人才能否更多的参加祖国建设、为祖国效力的问题。据资料介绍,清华、北大有些专业的学生,几乎全部留学国外。除了分数的因素外,还有外国公司提供助学金因素:拿了人家的赞助,只能给人家干活路。其他学校学生得的赞助少,学生出国的也相对较少。如果把尖子生适当分散在各个学校,避免高分段人才大量集中在个别学校,就可以避免尖子生的集中流失,也避免了我国本不充裕的教育经费为他人作嫁衣裳。有统计说,留学生为他国至少节约20~24年时间,以及生活和教育的费用。这仅从节约而论。再从发展来说,这么多精英外流,虽能促进交流,但毕竟为他国创造的财富比为祖国创造的财富多得多吧!另一种统计说,非洲得到的外援在数百亿美圆,而非洲外流人才为外国创造的财富在数千亿美圆。所以,如何留住人是个大问题。

                          教育的投入瓶颈

     教育工作受重视曾体现为这样一句话: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从认识上看,理解了教师工作的重要性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从另一方面看,面临无米之炊教育又有无发展的希望?肯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何解决无米之炊?我想,上面这句话可以作这样的补充: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振兴教师的希望在政府。没有政府行为,教师不能靠赤手空拳振兴教育。多年来,法律规定了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而且规定了20世纪内要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但是,制定法律之后,仍有违法现象的存在。早就说要消除危房,但在三月下旬教育部发出的通知中,列举了全国各地先后发生的几起校园房屋倒塌事件,并导致了人员伤亡;除了偷工减料的问题之外,经费不足是明显的问题。据统计,全国教育系统危房尚有上千万平方米,而教育拨款依法尚差数百亿。怎么办?为什么就没有负责拨款的人引咎辞职?为什么检察机关就不能依法起诉?为什么违法必究在这里成了空白和盲点? 前面说的校外辅导员问题、校外活动场合的问题,无一不与教育经费连在一起。“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作为一句口号,人们已耳熟能详;但作为一项政策,这似乎还是一种幻想。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社会的需要作为我们政府的政策呢?“三个有利于”是我们判断问题的标准,“人民满意不满意”是我们行动的出发点。以此衡量,我们恐怕不能说是满意的。

可见,教育应是社会的事,不应只是学校一家子的事。没有共同参与,教育必然是残缺的。    

                                    2000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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