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秦散文知识(人教版高一必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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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散文知识积累 一、简介： 1、先秦散文可分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两大类。历史散文主要有《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其中《春秋》《左传》属于编年史，《国语》《战国策》属于国别史；诸子散文的名著有《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从论说文体制的发展来看，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经历了语录体、对话式论辩和专题论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春秋战国之交，以《论语》、《墨子》为代表。《论语》是典型的语录体，《墨子》则虽大多为语录体，但已见议论短文，即使语录也有论证过程；第二阶段是战国中期，以《孟子》、《庄子》为代表。《孟子》正由语录体发展为对话式的论辩，《庄子》则由对话式论辩发展为专题论文；第三阶段是战国后期，以《荀子》、《韩非子》为代表。荀、韩的文章已摆脱了语录、对话的形式，几乎全是专题论文，完善了论说文的体制。) 2、重点内容： (1)左传》善于叙事的特点。 《左传》叙述复杂的历史事件，具体生动，剪裁恰当，详略有致，各种叙事手法运用自如。左传》尤其善于叙述战争。叙述大的战役，更是有条不紊，主次分明，曲折细致，并注重把战争的起因和性质、民心的向背、将帅的品格揭示出来，而不是单纯地叙说军事行动。虽不重在刀光剑影的描绘，但也能写出战争的波澜起伏和紧张气氛。例如：《齐晋鞌之战》(节录)通过将帅的动作、语言描写，反映人物性格特征。通过齐侯骄狂、晋国将帅勇猛的语言、动作的对比，来反映战争的胜负的原因。 (2)《战国策》长于辞令的特点。 《战国策》主要记述谋臣策士的游说活动。这些人物大多思想敏锐，长于辞令。他们游说的辞令大多谈锋矫健，铺陈夸张，迂回曲折，讲究修辞。因此，全书中到处是辞采绚烂、文笔酣畅的篇章。《战国策》中的谋臣策士为了增强游说效果，精心创作了许多譬喻和寓言故事运用于游说辞令中，使辞令显得既委婉曲折又机智幽默、生动有趣。有的寓言故事至今还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例如：《冯谖客孟尝君》通过冯谖为孟尝君“市义”和营造“三窟”，反映齐国贵族为巩固政治地位所采用的权术，塑造了一个具有深谋远虑的策士形象。 (3)《论语》散文的特点：文辞简朴平实而富于形象性，在简短的记言、记事中常能表现人物性格，不少格言式的语句也富有文学色彩。 (4)《庄子》散文的特点：善用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来论说极为抽象的哲理，想象丰富，构思奇特，有浓厚的浪漫色彩。例如：《庄子。逍遥游》先以鲲鹏变化为喻，与蜩、鸴鸠、斥鷃等作对比，引出一系列比喻，指出大小之间的分别，说明眼光短浅、志量狭小是不能理解伟大境界的。最后归结到庄子所理想的最高境界是顺应自然，忘其自我、超然物外、绝对自由，这才是真正的逍遥游。 《庄子》是庄周及其弟子、后学的著作集，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鲁迅评论《庄子》散文：“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5)《孟子》散文的特点：锐气逼人，感情充沛，言辞犀利，又善用譬喻说理。例如《舜发于畎亩之中》，本文先以六个人的事例来证明，有作为的人都是曾历经挫折磨难的。然后联系到对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没有外患的忧惧，上上下下高枕无忧，就会有亡国的危险。在以上两层意思的基础上，得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结论。 解释：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句意为：无论是个人或者国家，在忧愁祸患中才知奋发，得以生存发展，而沉湎于安逸欢乐中就会衰败灭亡。 (6)《荀子》散文的特点：论点明确，论证缜密，善用类比，造语简约。例如：《荀子。劝学》 楚辞 1、楚辞是形成于战国后期南方楚国的一种新诗体。“楚辞体”诗歌的创造者是屈原。最早把屈原、宋玉、贾谊等人的楚辞体作品辑录成集的人是西汉学者刘向。屈原的《离骚》是我国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自叙性政治抒情诗。 背诵：“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2.解释： (1)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頷亦何伤！ 苟：只要。信：真正，确实。姱：美好。练要：精诚专一。顑頷：面容憔悴，面黄肌瘦。 句意为：只要我的内心真正坚持美好的操守，精诚专一，即使一直遭受困苦，饿得面黄肌瘦，又有什么值得悲伤！ (2)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 工巧：善于投机取巧。偭：违背，违反。规矩：这里指法度。错：同措，即措施。 句意为：现在的世俗是善于投机取巧者得势；他们违背国家的法度，改变正确的政策措施。 3。《离骚》的思想内容。 《离骚》是一首伟大的爱国诗篇和宏伟的政治抒情诗，表现了诗人的崇高政治理想和为国献身的伟大精神。《离骚》倾吐了诗人赤诚的爱国信念和报国无门的极端痛苦。诗人的理想是革新楚国政治，振兴楚国。诗中一再提及要实现“美政”，就是要“举贤授能”和坚持法度。诗中回顾自己为此不懈的追求和斗争经历，最后在救国事业走投无路之际，表示要以身殉国。《离骚》还表现了诗人崇尚高洁、坚持操守的伟大人格和“九死不悔”的斗争精神。 诗人反复强调“好修”和美德，歌颂美善与高洁，鄙视丑恶与污浊，用芳草香花比喻真善美，以恶木臭草比喻假恶丑，表现了诗人崇尚高洁、鄙视流俗的性格。他在诗中揭露统治集团的污浊，表示虽遭排挤、打击而决不同流合污，表现了自己坚持操守、宁死不屈的高洁品格和斗争精神。 二、内容 先秦”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汉书•河间献王传》:“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这里的“先秦”，即汉人心目中的“前秦”，包括秦王朝在内。至后人论学所谓“先秦诸子”，才开始将“先秦”的范围转移到秦以前，主要是指春秋末期至战国的一段时间。今人更将这一概念扩展成为泛指秦代以前。 远古口头文学 远在上万年之前，中国人的祖先已经在开发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通过劳动实践，他们改造了自然界的面貌，促进了自身的进化，发展了思维，产生了语言，同时也创造着人类的精神文明。根据考古学上的发现，距今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中，就有按照实用和美的原则制造的石器工具和陶器用品，本身就是颇为精美的造型艺术品，上面的人面、鱼、鹿、鸟、蛙等图象和人面、壁虎、鹰隼等雕塑，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审美趣味。音乐方面，传说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大体上可以判断，当时美术、音乐等艺术已逐渐同生产分离而走向独立。与之密切相关的语言艺术──文学，也同时产生。“昔伏羲氏因时兴利，教民田渔，天下归之，时则有网罟之歌；神农继之,教民食谷,时则有丰年之咏”（夏侯玄《辨乐论》）。这些关于远古时代歌谣创作的记载，不会全无根据。 石器时代生产力与知识水平低下，在变幻莫测的大自然面前，人们感到无能为力，对它产生了神秘感，形成对自然神的信仰。原始人群演进为氏族公社后，又产生了祖先神的观念。神的信念在人们的意识中占着支配地位。对神的崇拜，就出现了宗教；对神赞美、祈祷所唱的韵语，是原始歌谣的一种形态；把自然力神化，并借助想象企图解说它、征服它、支配它，就产生了神话；以歌舞等仪式来“沟通”人与神的联系的巫祝，也就是原始的文艺家。因此，原始文学与神的观念以及宗教活动是密切相关的。那时，祀神、祭天、大战前后、大猎、大耕种、大收成之际,必有歌舞。这是一种鼓舞人心、激励感情的艺术手段。从而形成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吕氏春秋•古乐》所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就是一例。再如《卿云歌》，虽然带有后人加工的色彩，但它的基本精神还是表现原始人对日月光明的崇拜与赞美。这些都是在群众性的、激动人心的场合，以载歌载舞形式演唱的。 在阶级社会形成以前，人与自然的矛盾特别突出。基于人们对自然幼稚的理解，便有“十日并出”、“十日代出”、“日中有金乌”、“日休止于扶桑”等神话，表现了原始人类对酷暑、太阳运行等自然现象的认识。对自然恩赐的感激与喜悦,就表现为“丰年之咏”、“葛天氏之乐”。至于自然界给人们带来的灾难以及人们为消除灾难所进行的斗争,更是成了原始文学的主要内容:女娲补天、羿射十日、大禹治水、精卫填海等神话故事,伊耆氏的《蜡辞》(《礼记•郊特牲》)和《弹歌》（《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都属此类。原始文学中也有以社会矛盾为表现主题的，如黄帝战蚩尤、舜逐三苗、共工怒触不周山等，反映了氏族部落间的激烈战争。这些神话传说，可能产生在原始社会的后期。 远古时代基本上还没有文字，原始文学只能是口头文学，在群众中广泛流传,不断充实,不断提高。从《山海经》、《淮南子》、《楚辞》等后世著作所记载的有关内容看，古代神话原本是十分丰富多采的。到了文字记录的时候，可能受到史官求实精神与孔子为首的儒家“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观点的影响，往往被当作史实来加以修改、删削，甚至曲解，使其本来面目显得比较模糊。 奴隶社会文学 夏禹传帝位于其子启，显示着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化。奴隶社会在上升时期，和一切新的社会制度一样，推动了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到了商、西周，出现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尤其文字的日趋进步和广泛使用，对文学的影响至大。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殷周的青铜器铭文、《周易》繇辞以至《尚书》，反映了书面语言由句而章、由章而篇的形成过程。《盘庚》多记言，《顾命》中不少叙事，是现存较早的散文完篇。 诗歌的兴盛，是周代文学的主要成就。周代金文中已多用韵之文。《周易》中约三分之一为韵语，多采录与效仿民间歌谣,记叙了世情风俗。《诗经》中产生时间比较早的反映周民族发展史的诗篇《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其中虽带有若干神话色彩，但基本上记述了周民族由母系为中心而至父系为中心，由游牧为主而至农业为主，由穴居而至室居，由定居于周而至统治天下的发展过程。周初的统治者鉴于商朝覆灭的历史教训，意识到光靠天命、神权不足以巩固统治，提出还要“敬德”（《尚书•召诰》）、“保民”（《尚书•康诰》）。周史诗的作者，通过对祖宗丰功伟绩的歌颂，说明人君德行修养的重要，以之警戒后代子孙，反映了周初统治者的思想转变。《诗经》中的《豳风》，为周初民歌，其中有记述劳苦者不得温饱的《七月》，久征者日夜思归的《东山》，还有带寓言性质的禽言诗《鸱□》等，反映现实深刻，叙事抒情皆富于艺术性。从西周后期开始，奴隶主统治阶级日趋腐化衰败,奴隶们的反抗斗争也日趋激烈,奴隶社会开始走向没落。这时期产生的一些诗歌，如《诗经》中的《伐檀》、《硕鼠》、《鸨羽》、《正月》、《十月之交》等作品，从不同角度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黑暗，喊出了下层吏民不平之声。还有大量被指为“淫奔”之辞的爱情诗，摆脱了宗教式的歌功颂德和平铺直叙的记事，言志抒情，句式章法生动活泼。 封建社会初期文学 春秋末年，铁器和牛耕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地主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社会向封建制度转化。士作为知识分子阶层而兴起，是奴隶主贵族统治衰败后文化下移的产物，他们中涌现了不少政治家和思想家，代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主张各异,互相辩难,至战国时期形成了一个学术文化繁荣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汉儒在总结这时期的学术思想时，把他们划分为儒、墨、道、法、农、阴阳、名、纵横、杂、小说等不同学派。他们现存的主要著作有《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这些政治家、思想家，有的同时也是当时主要的散文家。他们在争鸣中，把论说文从简短的语录推进到对话式的论辩，再进而为专题性的论文，并且很重视语言技巧的研究，除了逻辑性日益严密外，还大量运用比喻、排比、映衬、夸张等修辞手法。特别是战国中期孟轲、庄周、韩非等人都善用寓言说理，增强了文章的形象性与感染力。有的篇章甚至把寓言扩展成篇，近似于后代的小说。而荀况又采用了民间歌谣的形式写成了《成相篇》。从他的赋篇中，可以看到体物之赋、敷陈之赋，乃至说理之赋的原始面貌。 诸子散文之外，还有历史著作，或以年为序，或以国为别。历史家们旨在总结各个国家成败之理，对历史事件作某种评价，但也对散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春秋》还只是简略的大事记。到《左传》、《国语》，就有了具体的情节、逼真的对话,有了人物的音容笑貌,形象地展现了历史画面。到《战国策》，则更多地作人物个性描写，常以夸张的笔法、巧妙的情节，写出人物的神态。这些历史散文著作，开创了真实性与形象性相结合的史笔传统，为后代散文创作积累了重要的经验，也为小说、戏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 诗歌方面，《诗经》之后 200多年间，民歌创作并未停滞,但由于社会动荡,无人去采集和整理。而在上层社会里，赋诗基本代替了作诗。《诗经》成了政治、伦理、生活的教科书,被广泛地流传应用着,并由此而引起对《诗经》的评价和研究。孔、孟、荀诸子的诗论，实际上开始了对文学的性质、目的、社会作用的研究，可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开端。 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的出现，打破了寂寞已久的诗坛。他是列国纷争、秦楚争霸、变法改革的潮流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矛盾激化的产儿。他作为一个年轻有为的政治家，出现在怀王时代的楚国朝廷中，但后来壅君信谄、□邪嫉妒，使他决心实现的“美政”理想破灭了，并因而被疏远、流放。清白好修的品格、九死不悔的坚强意志，支持着他在逆境中写下了可与日月争光的诗篇。 楚国早就存在与中原不同的诗歌──楚歌，或称南音。屈原长期沉浸在楚国文化之中，又受过《诗经》及齐鲁诸国文化的影响。他以楚民族的语言、音乐、舞蹈为基础，汲取了江汉淮泗间的文化精萃，完成了由四言诗体到骚体的变革。他以惊人的才华与创造力写出文学史上第一篇富于崇高理想和政治激情的长篇抒情诗《离骚》与组诗《九歌》等,大大地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开创了与《诗经》的写实精神相辉映的富于浪漫气息的新诗派。屈原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都学习屈原的从容辞令。他们“好辞而以赋见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把配乐的歌辞演化为脱离音乐、“不歌而诵”的文学体裁──赋。他们虽“终莫敢直谏”,在思想、勇气方面不能同屈原相提并论，但从宋玉现存的作品来看，较善于铺陈描绘，对文学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故后世多“屈宋”并称。 先秦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先秦文学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开端，而且是中国文学的基石。《诗经》、《楚辞》是公认的古代诗歌写实和浪漫两类创作方法、艺术风格的源头，“风骚”的传统影响深远、衣被百代。 从散文方面说。这一时期作品的思想深刻丰富，有个性而又各成体系。尤其儒、道二家,后代作家几乎无不受到他们的影响。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时期的作者，尽管思想观点是那样分歧对立，但有两点大致相同：一是敢于正视当时的社会现实，以治世为出发点。正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二是对“民”十分重视，或言邦本，或称神主，甚至提出民贵君轻主张，诸子多以为民请命的姿态上下游说。这两种精神，成为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后世许多杰出的作家，总是关注着国运民生，与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 这一时期作品的形式风格多样。诗分风、骚，文有史、论。《论语》警策，《墨子》谨严、《孟子》雄畅，《庄子》恣肆，《荀子》淳厚，《韩非子》犀利，《春秋》隐约，《左传》富艳，《战国策》夸饰，都可资后人借鉴。后世各种文体也大多被认为导源于先秦。正如刘勰所说：“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文心雕龙》•宗经》） 先秦的文化，到了后期，各家出现了由对立转向融合的趋向。从齐稷下学官到秦吕不韦门下，都集中了上千的文士门客，相互琢磨切磋,相互吸收。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社会的大变革基本告一段落，百家争鸣结束，文学的行程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先秦诸子包括各种不同的学术流派和政治观点。据《汉书•艺文志》，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十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论语》、《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分别代表儒、墨、道、法诸家的著作。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语录体：如《论语》和《墨子》，前者为纯语录体散文，后者则语录体中杂有质朴的议论文。第二阶段是从语录体向专题散文的过渡阶段，如《孟子》和《庄子》，前者基本上还是语录体，但已有显著发展，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文；后者已由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除少数几篇外，几乎完全突破了语录的形式而发展为专题议论文。第三阶段是专题论文的成熟期，如《荀子》和《韩非子》，在先秦散文中都已经发展到议论文的最高阶段。它们的篇幅由短而长，风格由简朴而开拓、纵恣，代表着春秋战国时代各个阶段的理论文。 主要作品介绍： （1）《论语》：儒家经典。孔子弟子编纂。反映孔子思想（礼治），20篇。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儒家创始人。 （2）《孟子》：儒家经典。孟子著，反映孟子思想（仁政），7篇。 孟子，名轲，字子舆，鲁国人，儒家重要人物。 （3）《荀子》：儒家著作。荀子著，反映荀子思想（唯物主义），32篇。 荀子，名况，后人尊称“荀卿”，赵人，儒家最后的代表人物。 （4）《墨子》：墨家重要著作。墨子及弟子著，反映墨子思想（兼爱），53篇。 墨子，名翟，鲁国人，墨家创始人。 （5）《老子》：即《道德经》，道家经典。老子著，反映老思想（无为）81章。 老子，名耳，字伯阳，道家创始人 。 （6）《庄子》：即《南华经》，道家经典，反映庄子思想（清净无为），33篇 庄子，名周，宋国人，道家学派重要人物。 （7）《韩非子》：法家重要著作。韩非著，反映韩非思想（法治），55篇。 韩非，先秦法家集大成者。 （8）《孙子》：即《孙子兵法》，孙子著。我国第一部军事理论著作，13篇。 孙子，名武，字长卿，齐国人，我国古代军事家。 （9）《吕览》：即《吕氏春秋》，杂家代表著作。吕不韦集门人编写，160篇。 吕不韦，韩国商人，曾为秦的相国。 三、相关介绍 中国远古至秦统一前的无韵文。先秦散文的形成和发展，有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社会基础。中国文字的起源可上溯到6000年前。 半坡遗址 中陶器上刻划的类似符号的图案，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文字的孑遗。直至商代，中国才有了比较成熟的文字，这就是 甲骨文 和青铜铭文。商周之际 ，中国出现了一部以卜筮为主要内容的巫书《周易》。《周易》是巫官文化的代表，它驳杂零乱，仅处于散文的萌芽阶段。 先秦散文形成的标志是《尚书》。《尚书》是中国第一部历史文献的汇编，是记言文之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4部分。主要内容是记录殷商、西周时期王公的言辞、政令 。是史官文化的代表 。现存的《尚书》已几经聚散，真伪杂糅。其中《盘庚》三篇和《周书》部分，分别保存了商、周二代的重要文献，具有较强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先秦散文的成就，主要集中在春秋战国时代。这个时代既是社会制度大变革的时代，也是文化学术空前辉煌璀璨的时代，出现了偏重于论说的诸子散文和偏重于记述的历史散文。 诸子散文 春秋时期，奴隶制的衰落和封建制的兴起，使阶级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而打破了贵族官府垄断文化的局面，使文化由贵族转移到了“士”这一阶层手中。私家著述和私人讲学的风气随之兴起。由于“士”阶层比较复杂，在讲学和著述中所代表的阶层利益不同，出现了不同的学派。各家学派相互展开辩论 ，活跃于政治舞台 ，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学派为宣传自己的主张纷纷著述立说，遂产生了九流十家丰富多采的诸子散文著作。 据《汉书•艺文志》，先秦诸子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其中儒家著作有《论语》、《孟子》、《荀子》；道家著作有《老子》、《庄子》；法家著作有《韩非子》；墨家著作主要有《墨子》 ；杂家有《吕氏春秋》等。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主要经历3个阶段：①春秋战国之交以《论语》、《老子》为代表，以简短的不成文的语录体或格言体为主要形式。其中《论语》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 。全书没有完整的体系和篇章结构；风格温文尔雅、雍容和顺；语言简明深刻、语约义丰，往往在一两句话里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人生经验，不少成为常用的成语或格言。②战国中叶，以《孟子》、《墨子》、《庄子》为代表，以富有文学性的对话体为主要形式。其中《孟子》以善辩著称，多带驳论性质。其论辩，高屋建瓴，锐气逼人，机锋百出，喷薄有力，往往有一种“其锋不可犯”的气势，使对方理屈词穷，无以置辩。《孟子》虽尚未脱离语录体，但无论从篇章结构，还是文采言辞来说，都较之《论语》有了很大发展。《墨子》成书略晚于《孟子》，在形式上仍属记言，但已不是只言片语而是首尾完整、富有逻辑性的论文了。它质朴无华 ，以逻辑严密著称。《庄子》虽然也未完全脱离对话论辩的形式，但已实现了向专题论文的转化。它行文汪洋恣肆，想象奇特，寓说理于形象之中，极富于文学色彩。③战国末期 ，以《荀子》、《韩非子》为代表。它们已完全摆脱了以驳论为主的对话体，成为讲究逻辑、注重修辞的学者个人的论文集，以正面论说为主。其中《荀子》可称为长篇专题学术论文集。它论点突出，比喻繁富，注重修辞，表现出高度的组织和驾驭文字的能力和技巧。《韩非子》多为长篇议论文 ，有立论，有驳论，峻峭挺拔，切中要害，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这是百家争鸣不断深入的结果，也是先秦论说文体成熟的标志。 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没有巫、史之官的文化垄断，也没有秦朝“以法为教”的文化专制和汉儒经学的禁锢，作家思想解放，敢于发表各自的见解和主张，这正是诸子散文争奇斗艳、风格各异的原因。 历史散文 春秋战国时代，周王朝及各国王者身旁都设有史官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书•艺文志》）。大事记于策，小事记于简。把简策按时间顺序编列起来，就成为史书，或称“春秋”，或称“史记”。据《墨子•明鬼》记载，当时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所谓“百国春秋”。只可惜这些诸侯国的“春秋”后来大都亡佚了，只有“鲁春秋”流传下来，这就是儒家经典之一《春秋》。 《春秋》相传为孔子所著。它记事极为简略，用字严谨、措辞隐晦，暗喻褒贬。这种写法被后人称之为“春秋笔法”或“孔子的微言大义”。正是由于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相继出现了各种解释《春秋》的书。现存的有《春秋公羊传》、《春秋偲梁传》、《春秋左氏传》，世称春秋三传。 《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尽完整的 编年体 史书，它以《春秋》为纲，兼采了各国的史书文献、野史逸闻，具体地展现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活动，形象地反映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及其趋向。突出地表现了作者的“民本”思想。《左传》特别讲究叙事艺术，善于描写战争和“行人”辞令，注重文采、修辞和合理的铺陈夸饰，标志着历史散文的重大发展，也创立了中国历史撰述的优良传统。 除此之外，记载春秋历史的散文著作还有《国语》。《国语》是中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分别记载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8国的部分史实 ，以记言为主。所记内容残缺不全，无论从史学还是文学的角度看都远不如《左传》，但比《尚书》、《春秋》等历史散文还是有所发展和提高。 继《国语》之后，又出现了一部国别体史书《战国策》。《战国策》是战国时代纵横家的言论总集。它铺张扬厉、纵横驰骋；指陈利害、危言耸听；极富于雄辩夸饰的特点，有说服力和鼓动性。比起《左传》来，《战国策》更注重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如苏秦、张仪、鲁仲连等等，都写得神采奕奕、栩栩如生。《战国策》的出现，标志着历史散文已由纲目式的大事记发展到了以多采的文笔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形象生动的刻画，标志着历史散文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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