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言乡土文学作品的现代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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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兰传斌 摘 要：莫言的作品扎根于高密东北乡，在创作中他将现代主义手法和乡土文学进行了嫁接，运用审丑、荒诞、变形等现代主义文学手法书写乡土中国，加上自己独特的感觉和体验，创造出了“现代主义化的乡土中国景观”。这不仅同鲁迅、沈从文等人的乡土文学大异其趣，给中国的乡土文学带来了新变，也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开阔了新的天地。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特殊现象，也是莫言的特殊贡献。 关键词：莫言；乡土； 现代主义 莫言是一位出身农民的作家，有着很深的乡土情结，对故乡的回忆和由此生发出的想象是他创作的源泉；莫言又是80年代中后期先锋派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对现代主义手法的引进和实验做了大量的尝试。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莫言将现代主义手法应用到对乡土中国的书写中去，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现代主义化的乡土中国景观”，这一成就不仅使从20世纪开始的占中国新文学重要一极的乡土文学有了突变和崭新面貌，也为本就不太丰硕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开阔了视野，提供了新的书写空间。这种现代主义手法和乡土文学的碰撞结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颇为有趣的现象，也是绝无仅有的特例，或许惟其如此，才成就了莫言迥异于他人的创作风格。 一、“现代主义化的乡土中国景观”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兴起的向西方现代主义学习的潮流风起云涌，各种创作尝试层出不穷。在这一时期，莫言也写下了《红高粱》、《欢乐》、《红蝗》、《十三步》、《生蹼的祖先们》等重要作品，正是凭借这些作品，莫言开始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独特地位，也走出了一条只属于他自己的创作路子。然而在惊讶于莫言诡异的想象力和奇特的小说世界的同时，人们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因为莫言对现代主义文学手法的运用，才使得“乡土”这个传统题材产生了崭新的效果。我将这种结果称之为“现代主义化的乡土中国景观”，这是莫言的独特创造。 莫言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将“审丑”观念纳入到小说创作中，“他把丑的艺术形象作为正面反映的对象，扩大了艺术感觉和艺术表现的空间”[1]（P211）。审丑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主要艺术特征，波德莱尔、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都曾在作品中阐述了丑的意义，并以此表达罪恶、污秽、荒诞、畸形等情绪。莫言在文学观念和审美形式上突破了我国古典美学的禁忌，放弃了尽善尽美、美善相乐等和谐的审美理想，对抗长期以来形成的审美惯性。同以往乡土小说努力营造的和谐美不同，莫言不但不避讳丑，甚至还大张旗鼓地渲染描写一番。莫言小说中的丑大致可分为秽物的丑、恐怖的丑和比喻的丑，三种写丑手法交织使用，充斥在许多作品里，行成了一个颇为特别的景象。这让读者完全推翻了他们的“阅读期待”。秽物包括粪便、屁、尿、污水，等等。比如，《红蝗》中这样写粪便：“五十年前，高密东北乡人的食物比较现在更加粗糙，大便成形，网络丰富，恰如成熟丝瓜的内瓤。那毕竟适宜的令人向往和留恋的时代，麦垄间随时可见的大便如同贴着商标的香蕉。”[2](P20)《酒国》写六十多岁的岳母放屁有“糖炒栗子的味道”，《复仇记》写九香妇每天扭着屁股能放九阵“香气”，皇帝被熏得“晕乎乎”的。即便是环境描写，也往往充满了“丑”：“那是盛夏的上午，沼泽地里汪着铁锈色的水，水面上漂浮着铜钱大的油花子，深埋在地表下的昆虫尸体在进一步腐烂，草叶多生着白茸茸的细毛，九老妈卧在绿草上，像一条昏睡的大泥鳅。”[2]（P8）。恐怖的丑在莫言作品中也是数量可观的。《红高粱》中罗汉大爷被剥成“肉核”，还有后来的《檀香刑》将刑罚和暴虐描写得细致入微，让人毛骨悚然，“头发根发麻，喉咙里秽物翻腾，皮肤上起鸡皮疙瘩，好不舒服”[3]。莫言作品对丑可谓情有独钟，以至于连比喻都带着丑气: 《复仇记》中写女赤脚医生“两只肥滚滚的奶子上爆起一层疹子，像褪了毛的鸡一样”；《红蝗》中则有把“女人的嘴唇”比作“像一个即将排泄稀薄粪便的肛门”的比喻，这些比喻不仅没有起到美化语言的作用，反而是向丑靠拢的一种形式。 对莫言作品当中的丑，批评界争议颇多。但争论往往忽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莫言将丑施加在“乡土”这个题材上，从而打破了沈从文等人的梦里故乡，从此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高密东北乡景观，这个乡土景观是在现代手法上建立起来的。 从风格上看，莫言与马尔克斯有不少相似之处，他的独特性情决定了他与异化、荒诞、超现实等写作手法将会一拍即合，于是，莫言成了“魔幻现实主义地描写中国农村”的第一人。日本评论家滕井省三说：“莫言作为一名诚实的小说家，在现实地描写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到现在的农村时，采取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从而写出了充满时空感和生命感的世界。而且正是这种充满想象力的文学，对于传统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深刻的。”[4](P351-352)莫言作品经常出现人因为“异化”而出现的魔幻场景，这些人物常常具有妖魔鬼怪一般的功力，像《酒国》中那个为了拒绝被吃，从而畸形地超自然生长的“小魔头”，可以飞檐走壁，让人匪夷所思；或者是人异化为动物，比如《幽默与趣味》中的大学教师王三因惧怕、拒绝城市文明而变成了猴子；或者人出现了类似变异的现象，比如《生蹼的祖先们》中很漂亮的梅老师有“生着粉红色蹼膜的手”，《红蝗》也写到近亲的交媾导致了家族的衰败，手脚上粘连着蹼膜的孩子不断出现，由于手足生蹼，他们游泳技术高超……这些荒诞的写法是超现实的，为作品增添了神秘和魔幻的色彩。 这些手法的运用和嫁接也备受指责，认为这多少有些故弄玄虚的味道，运用过多导致不知所云，等等。不过，如此描写中国乡村的，还鲜有其人。 莫言是一个感觉发达、心理敏感的作家，他的作品里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主义色彩，并且常常通过色彩、声音、影像等调动读者的神经，再加上对心理反应的细致表现，使作品具有了打动读者心灵的力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有评论家将莫言列为“新感觉小说”的代表。莫言以敏感的心去触摸童年的故乡，得到了细腻而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感觉，使之幻化成独特的小说世界。毫无疑问，《透明的红萝卜》是这一风格的代表作，其对“革命年代”农村的描绘、对人心美丑的发掘、对美丽幻想的憧憬，都是通过小黑孩的童年感觉予以展示的。“感觉”在那只“透明的红萝卜”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他看到了一幅奇特美丽的图画：光滑的铁砧子，泛着青幽幽蓝幽幽的光。泛着青幽幽蓝幽幽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的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５］（p29）。除了感觉，这篇小说的心理刻画也让人印象深刻。小黑孩不仅爱幻想，还对菊子姑娘有一种朦胧的感情，为此他不惜故意砸伤手指以获得菊子的呵护；他对和菊子亲近的小石匠有天然的敌意，在打斗中他帮助欺负他的小铁匠对付小石匠。此外，《金发婴儿》里的瞎眼老太婆凭着那灵敏的听觉与嗅觉获得对外界的感觉；军人孙天球则从望远镜里看裸女雕塑是产生了独特的生理和心理感觉；《球状闪电》写国国在雷雨中看到黄中透绿的大火球的感觉……这些都表现了作家创作中对感觉的重视。 二、乡土文学的新变 莫言执著于对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世界的建造，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以此为背景，可以说，莫言是新时期乡土文学的重要代表。然而，肇始于鲁迅的中国乡土文学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沿革后，进入20世纪末期却在莫言独特的书写下发生了一次巨大而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除了受作家本人的气质习惯影响之外，也是时代变化和文学观念更新的结果。市场经济和消费时代的到来使得作家姿态不得不做出调整，以往的启蒙者的身份被放弃；另一方面，更为崭新的西方文学观念带给中国作家们创新的机遇，在传统题材上加以实验之后自然就产生了有别于从前的成果。 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作品打破了沈从文等人营造的乡土文学的和谐美，不再将故乡和乡土作为梦中的家园和理想的世界，放弃了将乡土理想化的努力，致力于展现农村生活的原生状态，甚至故意用审丑、变形、荒诞等手法去描绘乡土，高密东北乡也便不再如湘西世界那般和谐美丽。同样是依靠对故乡的记忆进行写作，莫言和沈从文却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沈从文塑造了一个湘西世界的佳话，那里无比纯朴、自由、溢满了生命力；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却是一个藏污纳垢、鱼龙混杂的地方，那里不仅有蝗虫、大便、吃青草拉无臭大便的生蹼的祖先，还有通奸、交媾和杀人越货，这里不再和谐，不再单纯美丽，这里是一个野性十足、鬼魅奇妙的土地。沈从文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边城》，写渡船老人与孙女翠翠相依为命的生活和一个爱情故事，“小说达到了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下层人物形象三者描写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地，像一颗晶莹剔透的珠玉”[6](P278)。这一脉乡土文学作家作品蔚为大观：废名的黄梅故乡、京西城郊世界，芦焚的河南果园城世界，萧乾的北京城根的篱下世界，一直到后来的汪曾祺，他们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乡土文学的美学品格和人们针对乡土文学的审美习惯，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乡土文学的代言者。莫言打破了这种和谐，他采用“暴力叙事”的方法，写作上大起大落，粗犷凌厉，语言狂欢，叙事向着个人经验、向着语言和感觉层面转向，肆意打破和谐和静谧，并对传统道德观念加以反叛。比如，《透明的红萝卜》没有写乡下人们对小黑孩的脉脉温情和农村生活的恬适自然，倒是多了不少人情冷暖，更多的则是把笔墨放在小黑孩独特的感觉和敏锐的心理上。那只透明的红萝卜将个人体验推向极至，小黑孩对红萝卜的渴望和对菊子姑娘的感觉才是重点，然而，一切都已与和谐无关。莫言还将丑、荒诞、变形、非理性等现代主义元素注入到作品中去，让他们与高密东北乡的神秘色彩结合，从而让这片神奇土地摆脱了安详和舒缓，增添了狂乱、畸变和躁动不安，甚至故意造成一种不和谐。《红高粱》一开头便写道：“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7](P2)莫言“魔幻现实主义地描写中国乡村”确实可算独树一帜。 在这背后，是作家的写作姿态发生了变化。受鲁迅影响，文学研究会乡土作家群王鲁彦、彭家煌、台静农等人的乡土文学创作是20世纪20年代重要现象。这批作家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启蒙的使命，他们以道自任的精神还是很强烈，用知识分子的眼光俯视苦难的农村，用启蒙的眼光对待大众，因此作品里所多的是对闭塞愚昧农村的揭露和批判。沈从文等人则在接触了现代文明之后，退回到书房，着意建造具有理想色彩的“希腊小庙”。沈从文虽然声称自己是“乡下人”，但他理想化的书写方式毕竟回避了乡下人生活的许多方面，从而还是在一种想象中与现实拉开了距离。莫言不一样，他出身农民，并声称“作为农民写作”，这一创作姿态的转变让莫言有了更新的视角。与文研会众作家对农村的落后痛心疾首不同，也与沈从文等人对乡村美好的想象有别，莫言多了一种对乡土中国苦难的体验，更多了一层对这些苦难的认同：这是乡土大地上本来就存在着的，有美好，也有肮脏。 不仅如此，莫言的出现还给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带来了变化，将从其从洋场和都市的局限中牵引出来，引入到乡土的广阔世界，并在自己独特的感觉中发展了现代主义的手法，这些都是具有建设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张学军.中国当代小说流派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2]莫言.食草家族[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 [3]蔡毅.赞成不赞成都说[N].文艺报，1986-08-30. [4]贺立华，杨守森.莫言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 [5]莫言.透明的红萝卜[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 [6]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7]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 作者/兰传斌，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04级硕士研究生 （济南，邮码：250100）。 相关链接：学生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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