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向何处去——由高中语文新教材引出的对话 --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语文教育向何处去——由高中语文新教材引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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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杰腾李节随着新的语文教学大纲的出台，曾在两省一市试用的高中语文教科书（试验本）的修订版和周正逵先生主编的高中语文实验课本，也即将在今年秋季入学的高一学生中推荐使用。新修订的大纲、新修订的教材，仿佛让我们看到了新世纪语文教育的曙光。这一系列高中语文教学改革举措的背后，隐含着研究者对语文教育的重新思考。而教师期待的东西可能更具体。我们希望看到广大语文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和课堂教学的改进，相信这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共同理想。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我们对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语文教育学专家饶杰腾教授的进行了书面访谈，旨在对这次改革进行深入的探究，希望能够对于一些实践做法进行全面而深刻的理论疏理。李节（以下简称李）：与旧教材相比，这两套教材各有特色。但它们有一个最突出共同点就是，加大了文学作品和文言文的比重（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占课文总数的60%以上，文言占50%左右。），强调语文教育所具有的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文学鉴赏能力和通过经典文言作品了解传统文化的教育功能。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对于高中阶段的语文教育所具有的教育价值，有了重新认识呢？或者说是对于高中阶段的语文教育目的有了重新定位呢？饶杰腾（以下简称饶）：你说的高中阶段语文教育价值的重新认识，教育目的的重新定位，合起来说，就是高中语文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问题。这个问题在高中语文教育领域中是首要的，带根本性的。探讨这个问题，要作一番历史的考察，从发展的轨迹中正确地把握它。 1922年，“6、3、3”新学制颁布，初等教育6年，中等教育分为初、高两段，各3年。我国教育开始有了高中阶段。近80年的发展，从语文学科的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明文规定的教学目的、教学任务或教学要求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五四”后，从1923年的《初中国语课程纲要》、《高中国文科学程纲要》和1932年《初、高中国文课程标准》可以看出，高中语文教育，除继续发展自由运用语体文的能力外，注重培养欣赏中国文学名著，读解古书的能力，并力求运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文化。第二阶段，解放后，除50年代汉语，文学分科要求外，从1963年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可以看出，注重继续提高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并养成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第三阶段，开放后，从1980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1990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修订本）》，1996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供试验用）》可以看出，除注重继续发展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听说能力外，逐渐重视初步的文学鉴赏能力、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力以及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情的培养。循着历史的发展轨道，不难发现，高中语文教育从“五四”后侧重人文教育，解放后转向工具教育到开放后回归人文教育。发展是曲折的，但大致走向为此。当前，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高中语文教育是以继续发展现代语文能力为主兼顾人文教育呢，还是以人文教育为主，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我想，可能是后者。李：在以往的语文教育教学的研究中，培养审美能力、了解传统文化也一直是教师、学者所极力提倡的。新教材真正能够做到突出语文教育内容中文学和文化的方面，可以说是恰恰体现了几十年来语文教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周正逵先生主编的一套教材，则更加鲜明地突出了文学和文化的内涵，他们将其教科书直接命名为《文言读本》、《文学读本》、《文化读本》，等等。这使我想起五十年前，叶圣陶先生所一直重视的国文科具有传递固有文化的教育价值，固有文化凝结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可不可以说，文学和文化这两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很难划清截然分明的界线？叶老曾经主张用一整部经典文学作品作为语文科的教材，这是不是体现了叶老对祖国文学经典的认知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一种认同呢？这一思想对于我们的教材编写以及教师的课堂教学有什么启发呢？饶：你提到叶圣陶先生对祖国文化经典的认知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认同，使我自然联想到他的挚友朱自清先生。朱先生在1946年出版了一本《经典常谈》，1980年由三联书店重印。他在序言中谈到中等以上的教育经典训练的必要性。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校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教育部制订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照学生的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进步。当时，叶老读了《经典常谈》，非常赞成，充分肯定经典训练的教育价值：一些古书，培育着咱们的祖先，咱们跟祖先是一脉相承的，自当尝尝他们的营养料，才不至于无本。若讲实用，似乎是没有，有实用的东西都收纳在各种学科里；可是有无用之用，这可以打个比方。有些人不怕旅行辛苦，道路几千，跑到峨嵋金顶看日出，或者跑到甘肃敦煌，看石窟寺历代的造像跟壁画。在专讲实用的人看来，他们干的完全没有实用，只有那股傻劲倒可以佩服。可是他们从金顶下来，打敦煌回转，胸襟扩大了，眼光深远了，虽然还是各做他们的事儿，却有了一种新的精神。这就是所谓无用之用。读古书的得其道，也会有类似的无用之用。叶老关于学习经典的“无用之用”的思想，对我们编写教材，特别是高中语文教材是很有启发的。教材的选编，要重视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文化积淀。以两省一市试验的高中语文课本（修订本）为例，文言诗文共48课，按《经典常谈》的分类，13类中占39类；诗经1课，春秋三传（国语附）2课，四书6课、战国策2课，史记·汉书6课、诸子2课、辞赋2课、诗11课、文16课。语文教育要重视文化传统的教育。所谓文化传统，概指一个民族各种思想规范、观点形态的总体特征，它大体可分为：价值体系、知识经验、思维方式、语言符号。语文学科要把文化传统作为教育“主色调”，在教育过程中给文化传统注入活力，使它焕发出勃勃生机。语文教育，作为祖国语言教育，这一方面表现得最为鲜明、突出。怎样使其文化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呢？叶老强调，要了解传统文化，享受传统文化，首先必须面对它本身，涵泳得深，体味得切，才会得益。我们学习祖国文化经典，当然包括文学经典，必须在“涵泳”、“体味”上下功夫。附带说明一下，叶老在1980年重印《经典常谈》的序言中，对30多年前的观点有所修正，他说：“中学阶段只能间接接触，就是说阅读《经典常谈》这样的书就可以了。”由此看来，在普通教育阶段，学习祖国文化经典，是直接面对好呢，还是间接接触好？能否将二者结合起来，妥善安排，这些都有待于探讨与实验。李：从同时推荐使用的这两套教材的编写思想来看，二者所体现出的编者对语文教育的价值判断是共同的。语文教育作为祖国语言的教育，它与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体现于语言以及作品中的文化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完美的语文教育必然不能忽视祖国语言与传统文化、文学艺术与审美情趣之间的微妙联系。一句话，语文教育必须将祖国语言的学习与学生精神领域的丰富紧密的联系起来。您认为接受这样的语文教育观念，对于目前广大语文教师的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饶：对于广大语文教师来说，语文教育观念的转变的确是关键。当前，最大的问题是要准确、全面地认识语文教育的目的，深刻了解语文教育干什么，能干什么，怎样才能干得好。去年年底，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下达了《关于当前语文教育语文教学工作的指导意见》，我看了以后，有这样几点想法：第一、《指导意见》指出，语文教育应该立足于促进人的发展，为学生终身学习、生活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所有学科都是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打基础的，作为普通教育最重要的语文学科当然应与整个教育目的相协同。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第二、《指导意见》强调，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是语文普及教育，既要面向全体，也应重视个体差异，发展学生个性。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语文素质。所谓语文素质，正为陶本一先生所说，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人的认知、情感、操作等几种因素在学习、交际、创造与自身发展中的综合体现。语文学科作为具他学科（包括外语）的基础，应与其他学科协同起来。同时，如同《指导意见》所规定的，要着力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和中化文化的思想感情”、“民族共同语的规范意识”和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文的基本能力。第三、现代社会是开放的社会，“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传播手段多样化”，因此，在发展学生语文能力，提高语文素质的同时，要使学生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增强创新意识，讲求学习效率。第四、要完成语文教育任务，必须切实认识语文教育不仅仅“限于文字语言的范围”（穆济波，1923），不应“只从国文去学国文”、“只将国文当国文学”（夏丐尊，1923），不能“一味在读、写本身上来学习读、写”（陶行知，1943），不要狭隘地把语文教育简单化为语文技能训练课。生活的体验，文化的积淀，思想的训练都是语文能力培养有之义。李：目前整个中小学教育界都在经历着一场变革。义务教育阶段语文大纲也已经全面修订，在一份初中语文大纲的修订报告中，我看到编辑者特别指出了初中大纲的修订要与小学、高中的大纲一并考虑，以体现教育观念的统一和内容安排的相互衔接。这是不是反映了以前的小学、中学语文教育互不通气的局面将有所改变？您认为小学语文教育与中学语文教育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呢？还是它们之间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饶：我先介绍全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吕型伟的有关看法。1989年，他在《集中力量，攻克语文教学这个千古难题》中，回顾了改革10年来语文教学研究的进展。其中谈到从小学与中学两个阶段的分割研究，发展为把整个普通教育阶段联系起来的系统性研究，重视了小学校与初中，初中与高中之间的衔接与联系。随后，提出了一个应该引起注意的观点：应把重点放在义务教育阶段，就是把小学校和初中联系起来进行整体性研究，改变目前作为一个独立阶段，初高中联系起来作为一个阶段的做法。普通教育，相对于“专业教育”，在我国包括小学和中学。至于义务教育，也称“普及义务教育”，在我国为9年制，是对适龄儿童实施的普及的、强迫的、免费的教育。所以把普通教育中的基础阶段（小学、初中）和提高阶段（高中）分别进行研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下面，我打算谈谈这两个阶段语文教育的异同。本质上，它们是相同的，那就是培养现代中国人应当具备的语文素质。由于有基础与提高之分，它们之间也就有所不同。在义务教育阶段，侧重在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养成现代语文的基本能力与习惯，具有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与态度。正如人们常说的，初中毕业，语文过关。而高中阶段，除继续提高语文能力外，侧重通过文言诵读、文学鉴赏和文化积淀，使学生具有基本的文化底蕴。当然，两个阶段的语文教育是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新修订的大纲，即使体现了教育观念的统一，注意到内容安排的衔接是不是就能使不同阶段的语文教育互不通气的局面有所改变？我国幅员广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只靠统一的教育观念与教学要求，要改变前后阶段互不通气的局面，是相当困难。首先，要把教育观念转化为教师的自觉的行动；第二，要把教学要求与学生的实际相结合，寻找衔接的结合点，第三，要发挥教师群体相互配合，密切合作的精神。说到这里，我想起二十年代的春晖中学，夏丐尊、朱自清、王任叔（巴人）、冯三昧等都担任过语文教师，他们不仅对学生的读写知识和能力的各个方面在课内和课外进行全面的调查了解，还亲临县内十余所后进小学，摸清高年级学生实际程度，随后进行分析、研究，采取措施，做好中小学之间的教学衔接工作。老前辈应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李：我注意到小学和初中的语文大纲的修订版都十分强调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和独立阅读、独立思考的能力，鼓励学生的创新意识。这对于语文课堂教学而言，是否要彻底摆脱目前仍十分普遍的课文分析的教学模式、以所谓的标准答案和统一的并非高明的文学解读来束缚学生头脑的局面，还学生的思想以自由，使语文课堂真正能够成为发展学生想像力、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养成学生独立思考和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的天地。您认为在学校教学中实现这一转变有难度吗？关键的问题在于什么？饶：你说的目前仍十分普遍的课文分析的教学模式，以所谓的标准答案和统一的并非高明的文学解读来束缚学生头脑的局面，早就存在。 40年代，罗常培先生就说过，要讲一篇文章，先得介绍作者的略传，说明他的时代背景，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这篇文章的价值等等。然后解释字句，尽分段落，指示篇章结构的法则，研讨文法修辞的奥妙；末了综览全篇的大意，看它的风格跟前一时代有什么异同？对于后一时代有什么影响？费的时间虽然较多，对文章的剖析却无微不至，罗先生认为，这种教法完全采取灌输式，使学生没有自动的机会，不合教育原理。阅读教学如此，写作教学呢？30年代，孟起先生谈到当时的命题作文：学生拿到题目，实在没有什么话要说，不说又不成，只能“胡诌”、“乱说”一阵，于是废话、空话满纸都是，害得教师看了摇头，叹气。本来写不出的，硬要写一些出来，这已经很不容易，再要写得好，不是难上加难！再看，现在很有一班人关心青年的思想，学生的作文本便好似检察、清查的根据，一经发觉思想有什么不甚妥善之处，轻则申斥，重或有妨修学的进程。中学生还是“人之子”呢？读了书是要交代给家里的爸妈的——怕没有人忍心质问中学生为什么不大胆地照自己所想的写下吧？——吃了几次亏，自然只好乖乖地依着题旨撒谎了，能说的不许说，不能说的偏要说，哪里会写给教师看得上眼的东西来！孟起先生认为，离开了写作的活水源头，蛮加训练，却还是无用的。像以上两个例子，非常典型。阅读时，没有自动的机会；写作时，没有抒发的可能——请问，学了语文，有什么用？我看，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语文教学转变到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态度、学习惯和独立阅读、独立思考的能力，鼓励学生创新上来，关键在于创设相应宽松的学习环境。此文刊于《中学语文》2000年第7期相关链接：教学论文		·语文课件下载 ·语文视频下载 ·语文试题下载 ·语文备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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