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 文 不 悲 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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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 生

(原载青岛日报《 当代教育》第十一期) 

    读了贵报4月22日邵竹君先生的文章《语文的悲哀》后,顿感万分悲哀,没想到自己十几年语文教学竟是在进行“八股教育”,做了十几年的悲哀角色尚不自知,岂不哀哉痛哉!冷静下来后,心平气和的想了想,觉得人家说的也不是全没道理,但总觉得骨鲠在喉,还是说说的好。

    语文不悲哀,首先教材不悲哀。以初中语文教材为例,所选文章从内容上说,有叙说历史事件的,有抒写人间真情的;从体裁上讲,有散文、小说、戏剧、诗歌;从表达方式上有记叙、抒情、议论、说明、描写;从语言形式看,有古文、现代文;从背景看,古今中外各个不同的时期都有;从文章的作者来看 ,除了革命家,便是文学家、诗人或科学家、学者。可以说,篇篇文章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精品,都是感情上、语言文字上、逻辑结构上的典范,如果把这些文章结成一部文选出版的话,我想比社会上泛滥的那些“集”、“选”要强百倍。学这样的文章,能悲哀吗?

    学习,就是要学陌生的知识,会了,熟悉了,谁还会去学呢?文章对学生来说陌生,这是很自然的。人们的知识来自两个途径:一是间接经验,二是直接经验。学生通过 学习课本上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经验积累,将来指导自己的工作、生活,这是很正常又很自然的道理。况且,学习过程本来就是一个沟通思想、情感的过程,困难肯定存在,但也不至于“明知不能为而为之”。就教材所选的文章为例,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吴晗的《谈骨气》、陈毅的《梅岭三章》、臧克家的《有的人》、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等等,这些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可都是我们过去倡导、现在倡导、将来肯定还要倡导的思想,学生怎么能进入不了“思想的吸收”呢?又如,鲁迅的《藤野先生》所记叙的严谨治学的老师,朱自清《背影》那感人的父子深情,朱德《回忆我的母亲》中对勤劳善良母亲的热情歌颂,还有魏巍的《我的老师》,杨朔的《荔枝蜜》等等,这些文章所表达的父子、母子、师生之情,从古到今,时刻伴随着每个人的一生历程。对于学生来说,这也是他们生活中切切实实接触到的,学这样的文章,又怎能进入不了“情感的激动”呢?再如朱自清的《春》中那嫩绿充满生命力的小草,鲁彦《听潮》中那梦一般的意境,冰心《小桔灯》那提着小桔灯的小姑娘,更有古代的《出师表》、《陋室铭》、《岳阳楼记》、《石壕吏》、《卖炭翁》,现代的《天上的街市》、《海燕》等等,这些作品所描绘的优美的意境,学生又怎么能无法进入“审美的愉悦”呢?如果硬说进入不了,我想那也是方法的问题,与教材何干?

     说教材有“大量无用的内容的介入”,我真弄不清这一结论是从何而来,作者只是举了“语法”一例来加以说明,说是“全无用处”。为此我也不想多费口舌,也仅举语法一例:复句中分句间的关系,如果不明就里把因果关系弄成转折,把条件弄成递进,这样说的话,作的文,谁人能听懂读懂?诚然这里面有个语言习惯问题,即读的多了,形成了一定的语境,便不太会出现这类情况。但通过学习,再来指导你的阅读,不是更好吗?

语文考试不悲哀。标准化考试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也不想说,单说考试的内容。第一,考试的内容有背诵,也有阅读理解的,还有作文,并非单单一个“背”字。第二,背诵应不应该的问题。字不应该背吗?如果不记准那些字的音、字的形,又怎么能形成读与写的能力?我不明白《悲哀》一文的作者是怎么写此文章的,是“背”着写的呢?还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查字典写的?同样,词语也要背,课文要背,文学常识也要记住一些,这不是因为考试要考,而是培养语言能力的一种有效手段。而且有些东西作为“常识”来说,也是应该记住的,如其不然,就让关公去战秦琼,让高尔基加入中国籍,又有什么可笑的?当然,我们反对一味的死记硬背,我们要求的是理解基础上的记忆。但如果说背诵就是没有必要的,我想这也未免太绝对了。

     作文教学也不悲哀,就以那“几个高度雷同的题目”而论,《我的老师》何止千万,《一件小事》又何止亿万。雷同的题目并不表示雷同的内容。我们的学生白天在校上课,晚上回家写作业,他们所经历的也就是这么“两点一线”,肤浅的阅历,使他们很难写出深刻的作文来。我想,这是个如何看待、评价学生作文的问题。是用成人的眼光、文学家的眼光、评论家的眼光去审视,还是用孩子的眼光、儿童的心理去理解?这是值得研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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