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煜与李贺：乱红飞去碾作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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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南唐后主，江南词人，汴京檐下囚。繁华被碾碎在北上的囚车里，几度夕阳只作前尘，了断一段帝王豪奢才子风流，唯人生长恨水长东，往事只堪哀。生于深宫中，长于妇人手，是其为君之短，而为词人之所长也。所以后人慨叹一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 即位十五年，苟安于江南一隅，在赵匡胤的铁甲下瑟瑟笙歌。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屡次遣人诏其北上，均辞不去。十月，宋兵南下攻金陵。次年十一月城破，后主肉袒出降，被俘至汴京。赵匡胤恨其抗诏，于是封“违命侯”而辱之。刹那之间，仿佛四时倒序，阴阳颠倒，人生无常，芳华成空，君与囚的落差一泻千里，宛若天上人间。似是一梦惊醒，黄粱已熟，面目全非。经年之后，朱颜已改，梧桐深院，寂寞清秋。临楼怀想，瑶池花影，画堂琴音，恍如隔世，却是年复年年堆积的意象恰愈发清晰。唯有填词以塞残余之身。他的词没有成就了一个江山，却成就了后世词人的梦想。赵匡胤恨他“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于是鸩毒之。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夕。喜鹊搭桥，佳人相会，他在一片霓裳燕歌的喧闹里寂寞死去，死时痛苦万状。 李煜。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开一代词风之境界。 王国维《人间词话》语：“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李词上承“花间”，下启“苏辛”。前期词作绮丽柔靡，不脱“花间”习气，后期因身世境遇陡转，泣血歌尽亡国之痛，词风摆脱了“花间”镂金刻翠的作风，以白描手法直接抒情，语言接近口语，善用对比以加强词的抒情色彩，大大加强了词的抒情功能，使词由宴乐娱兴之物转向文人抒怀之作。 李煜后期所作的这些词，是过往文人词从来不曾有过的作品，这不仅是李煜个人作品的大转变，也是晚唐五代整个文人词的大转变。 晚唐五代词至后其抒情倾向越来越显著，这决定于文学演进的趋势，也决定于作者的身世境遇。李煜晚年的生活经历是温庭筠、韦庄等人所未曾经历的，所以他的作品也恰恰超越了他们。民间词自晚唐转入文人手中之后，一二百年以来，逐渐向丽词雕琢的方向发展，几乎走向末路。把它救拔出来，以词作为抒情的工具，带它重新走上抒情的道路并提高词的地位的，韦庄以后，是为李煜。如其《浪淘沙令》。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蔡绦《西清诗话》语：“南唐李后主归朝后，每怀江国，且念嫔妾散落，，忧忧不自聊。尝作长短句（《浪淘沙》）云，含思凄惋，未几下世矣。” 此词上片倒叙。“帘外雨”是梦后事，“一晌贪欢”是梦中事，梦里梦外，今昔昨昔，那堪相比。潺潺春雨，阵阵春寒，梦醒时分，繁华不见，只见凄清。李煜《菩萨蛮》词有句：“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所写情事与此差同。但《菩萨蛮》写得直率，此词则婉转曲折。下片首句“独自莫凭栏”的“莫”字， 有入声与去声（暮）两种读法。 作“莫凭栏”，是因凭栏而见故国江山，将引起无限伤感；作“暮凭栏”，是晚眺江山遥远，深感“别时容易见时难”。两说都可通。一个“独”字凄苦无边，曾经的君王落为囚徒，无限美好的江山只能凭栏而观，别时易见时难，家国不在，连叹息都被融化在赵宋王朝的铁权之中。于是年华老去，感叹“流水落花春去也”，与上片“春意阑珊”遥遥呼应，暗示四时交替，人生无常，仿佛昨夜一场雨凋落了无数的红花，无人知会命运。春意已尽，如己一般，生命早已颓败，只是残喘而已。“天上人间”，语出白居易《长恨歌》“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这天上人间的永隔，实是长恨不已的痛苦，肝肠寸断的悲凉。这痛是道不出的，宛若一根刺，深深地扎在心上，痛彻心扉，而拔出来却更痛。想起桓温的话：“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李煜的一副锦绣心肠又何以堪？水流尽矣，花落尽矣，春归去矣，而人亦将去矣，相见无期，一处作结，于是泣血呕心，饮恨千古，全词莫不写一个大大的“绝”字。这绝是将心死之绝，而哀莫大于心死，心死矣，力竭矣。李煜消失了对生命的幻想，令人不忍卒读。《南唐二主词汇笺》引郭麟云语：“绵邈飘忽之音，最为感人之至。李后主之‘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所以独绝也。” 王国维语：“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李词是有境界之词。李煜词的风格，和唐诗，尤其是和绝句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他的词风和唐人绝句风格有很近似的两点：一是声调谐婉不作拗体；二是词意明畅不作隐晦语。李词所造的境界实以其善用对比手法所得。观其之《浪淘沙令》：梦里对梦外，主对客，别对见，易对难，春意阑珊对春去也，天上对人间。在意象的对比中李词造成了一种回环呼应，承上继下的结构，使得词人的情感在其中跌宕盘旋，于看似明白简单的语词中蕴涵大悲大喜交相涌动的情感，仿佛平静的海面下波涛汹涌的洋流。而对比的反差效果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很快地激起读者的共鸣，使得词作的抒情性大大加强。词人的情感也同时通过对比的手法直接而强烈地渲泄出来，仿佛告白，而不故作深沉。所以，王国维语：“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李词是不以形式取胜而以境界见长的，所以我以为三者之中以李词为上，而“《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 李词是性情之词。在一落千丈的人生境遇里，李煜已经没有太多时间浪费在雕工琢巧上，也无心过问这些不合实际的虚幻把戏，于是性情所至，下笔即成。他是长在深宫里而不知世事险恶的，他是没有体会过生死残酷的，直到命运开了他一个大玩笑，于是他才算有了一点阅世的经历。所以他是不适合做皇帝的，他只是一个江南秀水里养大的词人。所以，后人有云：“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词不若小说，词是讲性灵的，没有了性灵犹如丹青无墨，不知所云。 在虞美人腥红的花期里／一位天才的诗人／无可奈何地／用凄美的词藻／把无限江山／提炼成／一首沉郁苍凉的诗／一江春水／流不尽哀叹／诗人的君主／慷慨悲歌／写一些感伤的诗词／唱不绝 多少风花雪月／吟不尽 千疮百孔的河山／在裙裾翻飞的美人的眼睛里／颓败绽开了花朵／阳光斟满金色的酒杯／无数枝头绽开过黄昏／目光碎成漫山的野花／无限江河的残屑已变成了满天的星光／也道不出有言无言／都在述说疲惫的憧憬／天才的诗人／把江山丢在诗里／把诗遗落在／无限江山 一日偶见一记李煜的小诗，放在此处作结。记起欧阳修的句子“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乱红飞去之后，不过零落成泥碾作尘，也许留一丝残香，似若李煜。 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 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金铜仙人辞汉歌》 那天听到隔壁的小女孩背唐诗，背到“天若有情天亦老”，其实她是还不懂其中意义的，孩子只是求背个顺口，然后去讨大人的奖赏。就这样突然想起李贺，心中有一些歉疚，有一些为他不平，因为他总是被人遗忘或是根本不被记住。整个唐代文学在厚厚的中国文学史起起落落的轨迹里骄傲地占据着一处耀眼的波峰，而在这一气势宏大的潮涌里多少满腹锦绣的中国诗人希图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终于有一些在历史的烟尘里化去，有一些留下来被传诵千古。而就是在被传诵的名字当中，依然分出煊赫与轻微。历史如潮，永远都有落差，终难论清太多的孰是孰非；但历史是不会停下的，它只能向前，于是那些落差便留在中国诗人纤敏的心灵深处，纠结了悲喜哀怨后的重重思索再一次潮涌成一行行文字在发黄的书页里熠熠生辉。唐代如果没有了诗人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想大概没有人敢想象。 有一个人，只有二十七岁，这个年龄还只是人生的一个开头。但是那个人在人生刚开了头还没有展开的时候便枝枯花落，随风凋零。有人说因为他太聪明，老天也妒忌了；有人说因为他诗写得太好，上天惜才，招他去永享极乐了。妒忌也好，极乐也罢，我总以为这个人其实是不愿去的，他的诗还没写完，假如他活到李白的年纪，唐代文学史大概会被改写了。一个天赋才华的人，一个要“呕出心乃已耳”的诗人，却为人所毁不得举进士，这便又重复了一个怀才不遇的故事，重复了中国诗人在出仕与归隐间抉择不定，不可兼得的精神痛苦。于是，“终军未乘传，颜子鬓先老”，鸿鹄之志却只能在悠悠光阴里抑抑而终。也许天意弄人，他在那里低头苦吟“天若有情天亦老”，一个满腹才华的人却面对着他最不能容忍的才华被埋没发出一声感叹。中国诗人是不喜挖心掏肺地呼喊的，他们把所有奔涌的激情与苦难冲淡成一声悠悠长叹。放眼望去，背景里是一片天长地久的苍凉。 这个人就是李贺，字长吉，系出郑王后。七岁能辞章。为人纤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辞尚奇诡，所得皆警迈，绝去翰墨畦迳，当时无能效者。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徐渭有赞长吉语：“世惟法高、岑、王、孟，固是布帛菽粟。卢仝、孟郊、韩愈、李贺，却是龙肝凤髓，不得而舍。” 李贺诗以奇诡险怪著称，色彩艳丽，想象瑰奇。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序》里写到：“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筹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邱垄，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因此，李贺的诗继承了屈原开创的《楚辞》骚体诗的艳丽风格，同时将这种艳丽更推至幽缈空灵。所以，李贺的诗与李白的诗在风格取法上有一致之处，只是太白诗的格调明朗多豪情，因其处于唐极盛时期，故诗歌意境宏远，气度万千；而李贺所处已是中晚唐，唐王朝经过安史之乱已经颓势毕露，社会矛盾层层加剧，所以在诗歌上诗人们希图为自己构筑一个个人世界来远离现时的残酷，因而诗歌追求艺术上的奇特之美，故李贺诗晦僻冷艳，格调幽寂带一点虚颓之气，以表达他的哀怨与愤激。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七录王思任语：“贺以哀激之思，作晦僻之调，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幽冷溪刻，法当得天。”譬如他的《苏小小墓》，幽幽的调子，深深的情，读来心思仿佛都飞到了西泠桥，望见小小的杏红单衫在风里红成桥头最艳的一朵。这是一个埋没风尘的女子，一段无望的眷恋，“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诗人在凭吊一个女子的永恒的十九岁，也在慨叹自己的青春。“西陵下，风吹雨”，一个王朝的荣耀已经过去，像是一间漏了雨的屋子开始走向倾坍。这就是晚唐诗，通过诗歌语言的魔杖，顾盼之间，出现了一个浓郁缤纷的世界，成为风靡一时的诗风。它离开自然离开现实逃入一个神秘绮丽的世界里，艺术与现实开始分离，诗歌开始从高潮走向低潮，这是诗歌的集中力量开始涣散的表现，诗已经不再是一切。于是，言情的齐梁体又开始抬头，加上李贺的推崇与提倡，词便产生了。所以也解释了词之所以发源与齐梁而至中晚唐才成熟的原因。于是，至宋，词的时代开始了。 李贺诗用一种强有力的彩绘般的笔触加入神秘之感，有如油画之于水墨，是更形象也是更暧昧的。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里说：“余常谓长吉文心，如短视人之目力，近则细察秋毫，远则大不能睹舆薪。故忽起忽结，忽转忽断，复出旁生，爽肌戛魄之境，酸心刺骨之字，如明珠错落，与《离骚》之连犿荒幻，而情意贯注，神气笼罩者，同不类也。”他的奇险是由于对盛唐格律中和的反动，和社会在动乱之后需要一种强烈的刺激；他的冷是社会衰败，政治疲颓的反映，是他对自己的际遇的无望和消极，也是他体弱多病而造成的孤僻；而艳是他青年的情调和乐府曲词的需要。他是个积极的反格律者，在他的诗作中竟找不出一首当时盛行的七律，但是他的诗并未因此而失去了诗的特性，他成为创造反格律反骈偶的最彻底最纯熟的诗体的诗人。同时，他的这种诗体将诗引向了词。明代许学夷在《诗源辨体》卷二十中说：“李贺古诗或不拘韵，律诗多用古韵，此唐人所未有者。又仄韵上去二声杂用，正合诗余。”严羽在《沧浪诗话》里说：“大历以后，吾所深取者，李长吉、柳子厚、刘言史、权德舆、李涉、李益耳。” 二十七岁便早早而逝。我们常说一句老话，说聪明的人短命，况且他又是个神童呢。想来这些论调其实就是世人吃不到葡萄反嫌葡萄酸的心思。他当年总角荷衣而出，作《高轩过》，惊韩、皇甫二公，以所乘马联镳而还；他讥刺元稹“明经及第，何事来见”，有一点轻狂与张扬，但有才者必自傲，其实我们无需计较什么。世人言其将死之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板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了不能读，下榻叩头，言阿奶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了不苦也！”他独泣。他实是不愿去的，他要留下来给人间作诗而不是给上天作文。所以，后李义山为贺作小传慨叹曰：“苟信然，则天之高邈，帝之尊严，亦宜有人物文才愈此世者，何独眷眷于长吉而使其不寿耶？”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里有一段评论，我以为甚为精到。他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不因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着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长吉是活在梦里的，二十七年就仿佛一场惊梦。在这看似淡淡郁郁的梦里谁曾想包裹了一个怎样锦绣精致的内心，包裹了一种怎样澎湃涌动的诗情。一个朝代的盛世结束了，但在长吉的内心里他的盛世才刚刚开始。 江山代代无穷，许多年后诗人都隐到那些书页的背后，隔着异元时空拈须而笑。许多年后，我们希图逃离城市的虚疲，于是在照过秦汉唐宋的明月之下再一次击节而歌：“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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