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的丧失---读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札记 --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常识的丧失---读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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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国　萧夏林 1 、汪晖去年发表在《天涯》第五期上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引起海内外中国学者的关注，直到今天仍然是当代中国学界的一个“理论”焦点。并不是说汪晖这篇文章写的多么漂亮和深刻，相反这篇文章写得相当的肤浅和缺乏中国常识。汪晖在分析中国思想状况和中国问题时，所表达出的理论霸气和对中国问题判断的自信令人惊诧。这篇文章不仅深刻反映了汪晖当前的思想状况，也深刻反映了以汪晖为代表的一批海内关心中国问题的新一代教授，对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及中国问题进行分析的“理论”趣味。汪晖不仅是新教授们的代表人物，也是当代新“左”思想文化的领袖人物，而且为新一代年轻学者和学子所崇拜，所以，汪晖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引起海内外关注，就是必然的了。其实，这更像一篇学术综述，而且不合格的学术综述。看起来意义和价值非凡，其实是一篇故作思想大师高深毫无理论价值的东西。汪晖虽然由文学转向思想史多年，但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文学评论家的本质，但文学质感又丧失殆尽。此文被汪晖和其同党炒作，也只是炒作而已，就像明星的炒作一样。我读汪晖这篇文章，深为汪晖这么优秀的学者感到遗憾。我不知汪晖这篇文章谈论的是中国问题还是中国的国际问题，不知谈论的是当代中国问题，还是明天的中国问题。总之，我读汪晖这篇文章，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汪晖不仅对今日中国缺乏常识，而且对90年代的分析判断也十分可笑，他对当今世界当代问题的国际部分或中国与世界的交叉缺少基本知识。汪晖这篇文章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趣味和学术趣味，完全是一个盲人摸象式的中国思想意识和问题意识，令人想起夜郎自大的古老故事。这样必然导致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从而掩盖真正的思想和真正的问题，或者主次颠倒。当然，这也是汪晖一贯的学术风格。 2 、在汪晖的概念中，中国经过5 年的改革，中国的市场社会基本上形成，经济和文化活动已经加入到不可阻挡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之中，所以，汪晖认为，“中国社会的各种行为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都深刻地受制与资本和市场的活动。”中国社会已经市场经济化，已经资本主义化，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很显然，这是把中国问题国际化，把简单的中国问题复杂化，这样，汪晖笔下的中国已经不是今日中国，这也许是21世纪某一天的中国了。这种超前的中国意识显然与今天的中国现实没有多大关系。中国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许多观念也深刻地发生了变化，而且已经世界化，但是中国的政治结构基本上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政治结构没有发生变化，没有向政治民主社会转化，观念发生变化再大，其它方面的改革就不可能有进展，经济改革也不可能有大的进步。相反，经济改革将会更加艰难甚至已成负数，权力将会有更多的机会更多堂皇的理由抢劫国家财产。事实上，在今天这已经普遍存在，而且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危机。今天，影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导力量，仍然是来自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是体制的力量，是“政治”是政治资本从根本上影响我们的一切，影响我们的今天和明天，而不是市场也不是资本，资本和市场看似在主导中国的一切，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只是今日金钱至上道德沉沦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是大部分中国人都明白的常识。市场和资本在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但最根本最深刻影响中国的是我们的体制和体制不受约束是权力，而且它们操纵着资本和市场。我们能把官员们公开抢劫霸占国家财产，把他存在银行和床底下的钱当作市场经济的“资本”吗？我们既不能不能把北京部分的国际化当作资本主义，也不能把北京当成全中国，更为不能把市场文化、大众文化、城市的文化泡沫就看成中国已经形成市场社会，中国文化的主流已经资本主义化。北京的国际化程度到底有多大，在多大意义上真正西化，实在很成问题。我们在看到北京街头的《精品购物指南》，关于生活关于消费关于黄与黑的大报小报麦当劳和《泰坦尼克号》等美国大片，也别忘记了中国有《南方周末》《焦点访谈》，它们展示的沧海一粟的问题，才是中国人真正的生活，真正的问题。中国在市场化之时，没有权力制约的权力比过去更加强大更加贪婪和残暴，一个不讲法制只讲人治，不讲自由民主的社会，一个私有财产不受保护的社会怎么会是市场社会？中国也确实加入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之中，但是中国没有全球化时代应具有的受法律保护的市场体系，没有能够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规则，为了个人利益为了集团利益，中国人会毫不犹豫地出卖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所以，为了一块牛排，可以出卖整个中国的事件屡屡发生。在全球化过程中，由于我们缺少市场社会的法制体系，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总是不断遭受挫折，处于下风。由于汪晖把中国的大城市的国际部分中国化，把中国的问题国际化，把中国市场经济化和资本主义化，所以他必然得出“中国社会的问题”不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问题”，似乎中国已经西化，已经资本主义化，中国的问题是由于市场社会带来的，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中国的政治腐败所带来的社会危机等一切问题似乎都要由西方负责都要由美国负责都要由西方的政治自由、思想自由、经济自由、文化自由负责，似乎中国已经实现了西方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似乎政治腐败、社会腐败、道德败坏，人有多大胆，家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无法无天的体制性腐败问题，王宝森陈希同问题也要由西方负责、美国负责，这实在是太没有中国常识了（当然，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术，既能够获得主流意识形态和极左力量的青睐和支持，又能拉起学术的山头）。在汪晖那里，传统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现代资本主义对中国也道路不通。中国需要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偏离资本主义历史形式而产生的现代社会，或者对现代化具有反思意义的现代过程”，汪晖的中国现代理论追求显然是很完美的。这也就是汪晖所说的中国需要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这种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显然既不同于过去的传统社会主义，也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这种中国特色的现代道路是否存在呢？不就是东方特色吗？不就是专政制度下的平等吗？中国的理论家们应该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所谓的“创新”，只不过是中国式的“摸石头过河”的货色。试图再拿十几亿中国人在为专制制度作一次理想空想的伟大实验，我想这样的理论家是很值得怀疑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当然伟大当然令人敬佩，如果为了创新而创新，为了理论的霸权和标新立异而创新，这只能是纸上谈兵和理论上的可能而已，永远不会有实践的理论。如果仅仅为了创新而创新，放弃人类文明只有民主� ；� ；已经探求了几千年实践了数百年的文明成果，那将是荒唐可笑的。专制制度下决不会有平等。这样追求平等的学术是令人怀疑的。 3 、汪晖在对待现实问题中国问题时，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汪晖在评价中国新启蒙知识分子时，显然又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启蒙主义的历史，是使人成为人的历史，启蒙主义的现在和未来责任则是使“人成为人”和使“人不成为非人”的责任。使“人成为人”则是启蒙主义最初的使命，反对政治文化专制和宗教专制，强调人的自由和尊严，启蒙主义使“人不成为非人”的使命则使反抗科技等各种异化和新的政治文化专制。启蒙主义的核心是维护人的个人自由和尊严的人道主义。个人有自由有尊严，集体民族国家才有自由有尊严。她的国家理想，则是自由民主法制的社会。启蒙主义不论在什么时代，都是社会良心和社会正义的承担和发言者，并保持社会的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以捍卫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及国际自由民主法制的尊严。80年代中国的新启蒙主义开始当然是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但“五四”时代自由民主科学的精神，也是新启蒙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和社会批判的源泉；知识分子对国家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中所要求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特别是新闻自由），在新启蒙知识分子中一直强烈地表现着。很明显，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国家的利益，新启蒙知识分子必然成为改革的先锋，他们的思想的一部分必然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并且是重要的一部分。当时党和国家利益与新启蒙知识分子的立场也比较一致，新启蒙主义思想和立场成为80年代改革开放实践的意识形态，不仅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新启蒙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但新启蒙主义一直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和社会政治文化批判，这必然超越当时改革开放允许的思想范围。因此一些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和思想家常常遭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极“左”势力的批判就更不用说了。新启蒙在为改革开放提供思想动力之时，也不断地开拓自己的思想空间和民间立场及民族理想目标，并非仅仅为改革开放提供意识形态。新启蒙主义以人道主义为根本的、以现代国家为目标的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理念并非是抽象的。任何人道主义都不是抽象的，它都是具体的。关于人道主义关于自由民主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讨论和张扬，除了对传统文化和封建主义（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之外，还以西方作为一种现实实践的参照。但中国的新启蒙主义并不就是汪晖所批判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它比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包含了更多更痛苦更复杂的内容。而且，自由民主法制的精神理念和市场经济是否就是西方的，它是不是世界的人类的？我们不能把人类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念进行简单的东西划分和中国和西方的划分。难道西方的就不是世界的人类的中国的？我们不能因为西方走在了世界前面就把它排斥在人类之外使之成为中国的敌对物。汪晖对西方的看法显然是有问题的，它夸大了西方现代性的危机。汪晖认为，新启蒙政治批判“把改革千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践比作为封建主义传统，从而回避了这种历史实践的现代内容”这种指责也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封建主义这个问题是没有必要讨论的。当然在汪晖的现代性理论中，文化大革命也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反现代性也是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理论令人费解。现代性的理念虽然包含了科学精神，但并不是科学技术及其科技社会形态，它的理念仍然是自由民主的理念。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形成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它并不是因为反对资本主义而建立起来的，相反建国之初的一些理论口号也都是非常西方化和资本主义化的。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它是封建主义的，反现代性的，它毫无现代内容，实践已经证明了一切。它与康有为的大同思想、章太炎的平等观念、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毫无共同之处。近年来，学界流行的“现代性”观念，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视为“现代性”的一种表现，认为它推动了资本主义向好的方向发展。反现代性也是现代性的。这看似很学理，但它实际上取消了现代性的本质精神：自由、民主、科学的理念。当现代性成为怎么说都行的时候，“现代性”就不存在了。否则，扼杀自由也是自由，杀人犯也是为中国计划生育做贡献。当然，这为新知识教授们提供了理论运用的便利和抢占理论霸权的一种“强有力的武器”. 事实上，当文化大革命成为“现代性” 之时，文化大革命从学理上就有了一种历史的合法性，这也就取消了启蒙知识分子对文革的批判的合法性。现在国内外一批知识分子，认为无论从历史和现实，只要是反西方的就是好的，并一律冠以现代性和理论创新的桂冠。所以，他们现在寻求一种他们也不知道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这种所谓“创新”的背后是理论空想的话语霸权和一种新的排斥人类文明的文革现代思维。新启蒙知识分子在寻求建立个人主义的社会伦理和价值标准时，从来也没有把整个自然界视为人类的对立面。相反，启蒙知识分子一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一直强调保护生态环境。新启蒙知识分子在引进尼采萨特等人的思想理论时，主要用来发展和丰富中国的现代性理论，它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革专制的批判是主要的，他们本身包含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到达中国之后并没有消失，因为他们的思想与他们的时代是不可分割的。中国启蒙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不加分析地把西方的东西全盘接纳，从来都是有保留的，但这种保留和批判，是次要的，因为我们的任务是为了中国的思想解放，推动历史的进步，而非主要批判资本主义。我们不能批判我们没有的东西，或盲目批判西方而忘记自己的责任，启蒙重要从来就具有批判精神，而且也天然具有反思的基因。汪晖显然在这个问题上颠倒了主次，不是无限夸大现代性的危机弊端，就是无限夸大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它对新启蒙的一些分析批判采取了简单否定，甚至无中生有的办法。汪晖对当代启蒙主义的批判更是错误的。他认为“中国启蒙主义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是当代中国市场社会的文化先声”. 进入90年代，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大大缩小，发言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并且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报刊上被枪毙和不能出版发行的文章和书籍，主要是启蒙知识分子的。虽然，启蒙知识分子支持市场经济的改革，在邓小平南巡时紧紧坚决反“左”，但启蒙知识分子的声音与一些官员对市场经济的支持是不同的。启蒙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承认中国今天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成汪晖所说的市场社会。恰恰相反，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坚持批判汪晖的这种市场社会。因为，中国仅仅有市场经济的口号，市场社会远远没有形成。因为市场经济必然是法制社会法制经济，必须有政治民主文化民主做后盾。而我们现在仍然是人治的社会，人治社会确实已经通过权力，把中国国家资产和私人资产、把权力官职的大小市场化了货币化了。但真正的新启蒙知识分子追求的从来就是一个政治自由、经济自由、文化自由的市场社会。一直对当前的政治腐败金钱至上、道德败坏、社会无序持批判态度，从来不承认今天的丑恶现实是过去理想目标的一部分。汪晖的这种判断实在太肤浅了。 90年代，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实质上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金钱至上、道德败坏、政治腐败、改革停滞而进行的一次自觉的批判和自我反省，是基于知识分子责任和良心的一种发现和反省。人文精神的讨论由于缺少讨论的空间而被迫停滞。当然，它自身也有许多问题。但人文精神的讨论不是汪晖所说的，是由于人文精神的失落而引起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是因为改革的停滞、政治的腐败而带来的国家危机，使人文精神失落了。汪晖把这个问题的前提和结论搞颠倒了，启蒙知识分子一直是清醒的、目标明确的，它从来就不是汪晖所说的是暧昧的。所以，当汪晖把启蒙主义等同于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的时候（一个是市场社会的先声，一个是市场知识形态的有效部分），我们知道，汪晖的努力仅仅是为了否定新启蒙知识分子。实际上，他自己已经完全后现代化了，完全张颐武化了，特别是对待启蒙知识分子上与后现代主义们是多么惊人的一致。今日，中国启蒙知识分子早已超越了所谓改革/ 保守、西方/ 中国、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计划/ 市场的二元思维模式，中国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改革与保守等二元对立模式所能解释的。90年代的“改革” 概念，还有多少实质意义，经济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还具有改革的意义，启蒙知识分子都是非常清楚的。汪晖说当代启蒙知识分子有改革/ 保守的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显然是个错误，倒是汪晖自己一直在使用这种模式批判启蒙知识分子。汪晖对启蒙知识分子的批判和否定，不仅是无理的而且是野蛮的。他的目的当然是认为启蒙知识分子应该Pass了。所以，他说启蒙主义只剩下了神圣的道德姿态（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有一种社会道德的批判原则），已“无力对无处不在的资本活动和极为真实的经济关系做出分析，从而丧失了诊断已成为全球市场社会一部分的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能力”. 这是为什么呢？汪晖分析：“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新启蒙主义’的批判视野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事物，特别是国家行为；对内，它没有及时地把对国家专制的批判转向在资本主义市场形成过程中国家� ；社会的复杂关系的分析，从而不能深入剖析市场条件下国家行为的变化；对外，它未能深刻理解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而不能一如既往地援引西方作为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批判的资源。”这是汪晖为中国启蒙知识分子下的死亡判断书。在汪晖这里，启蒙知识分子在中国已经不合时宜，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是因为启蒙知识分子丧失了认识中国分析中国问题的能力。丧失这种能力的根源，没有把对中国政治文化专制的批判转化为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是没有把中国问题全球化国际化。在汪晖这里，中国是不需要政治民主文化民主和经济民主，或者就是中国已经实现了这些东西。当汪晖宣告“历史终结了”、 “新启蒙过时了”的时候，中国人是否像美国鬼子那样就过上了资本主义生活了呢？ 4 、汪晖在这篇文章里大谈中国问题，但由于他把中国北京化，把中国国际化部分普及化，并把中国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化，他当然不可能关注中国的农民问题。如果谈中国问题，不谈农民问题，那么他就没有资格谈中国问题。中国农民问题在中国问题中所占的地位任何中国问题研究者都必须心中有数的。中国农民在20多年的改革中，不仅没有进入市场时代，而且大部分中国农民越来越被计划经济所垄断和强暴，他们的生活和收入水平越来越低，他们不仅被剥夺了在土地上耕种的自由，而且他们收入的50% 到70% 都被剥夺，他们一年的劳动常常成为负数，他们生命财产比20年前更加没有保障，他们成为社会不公最大的牺牲品。在改革开放中，他们贡献最大，获益最少。苛政和腐败已经使农民破产，大批农民因苛政和腐败无法生存，已大量抛荒弃家而去！农民的忍耐可以说到了极限。近十亿农民的问题难道可以忽略不计吗？显然忽视严重的农民问题，是谈中国问题的人最不应该犯的错误。 5 、汪晖这篇文章展示了知识的力量和理论的气魄。汪晖在把中国资本主义化全球化之后，使用了后现代理论。他用美国后现代知识分子批判美国的方式批判中国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关键是中国不是美国，中国没有汪晖所说的资本主义，难道政治腐败与权力掠夺国家人民财产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这种分析中国的理念显然与中国背道而驰。如果采取一种后现代的理论对中国的问题进行一种历史的、问题主义的思想分析，也不至于这么远离中国。汪晖在操后现代的理论对中国的问题作为知识来做，当作学问来做，而没有从问题出发，进行问题的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没有进行问题的研究，因而就不会有思想家的高度，没有思想家宏观把握问题的能力和微观分析问题的能力。由于知识的有限性和局限性，他对问题的知识化过程和学问化过程，只能是局部的盲人摸象式的和坐井观天式的，而且常常把芝麻当成西瓜，把西瓜当成芝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常常把原因和结果搞混，甚至完全离开问题，进行一种知识的推理和理论的想象。不是大思想家或生活在中国的思想家，就没有能力对中国问题进行一种历史的分析和判断。只有思想才能对问题进行问题的分析理论的论证，才能进入到问题的内部，而知识只能看到问题的影子，而不能进入问题内部对问题进行一种现实和历史的体验。仅仅靠从理论到理论、从知识到知识的逻辑论证，必然割裂问题，使问题为知识服务，为了达到理论和知识的要求，问题就被伪装或被切碎。问题被知识化和理论化之后，我们就会看不到真正的问题，或看不到问题的本真和整体。我们只有把问题当作问题来做，才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知识和理论才能成为我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有力武器，这样我们才会有思想诞生，才会有洞察力，才会有一种高瞻远瞩的眼光，在一种大的整体的把握和体验中，使知识和理论为问题服务，从而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和境界，找出问题的症结，从而解决问题，而不至于陷入一种理论的虚空。 6 、汪晖在文中常常使用“国家”的概念，这一概念应该是国家和民族的内涵，而不是政党或体制的代名词。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理想，显然不一定是执政党的利益和理想。启蒙知识分子的利益和理想是与国家的利益和理想是一致的，而不是冲突的和对抗的。汪晖这篇文章显然把国家的概念与执政党的概念等同起来。不知这是汪晖的疏忽还是汪晖的策略。 7 、世界在日益一体化，知识也在全球化，但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问题。新的知识贵族理论权贵，在通过计算机和外语掌握了最新世界知识和理论消息时，对新理论新知识缺少这种新理论新知识诞生的基本文化环境体验，他们的外语只是工具的而非文化的，他们的理论和知识的获得是新闻记者式的，而非文化的思想的学术的，他们对本土和世界却越来越不了解，特别是中国新教授们越来越不知道中国是什么了。他们在拥有知识和理论时，也越来越国际化（从北京到香港到纽约），越来越城市化知识理论俱乐部化，成为知识和理论的既得利益者，从而丧失了本土现实的体验。他们对于世界和中国的看法，可能就不如一个下岗工人和去粮站交“税”的农民。因为，下岗工人和农民还有在中国土地上艰难生存的常识，他们知道什么叫今日中国，什么是中国人的生活。 8 、常识先于学理，学理存在于常识。自古事实胜于雄辩。而今天似乎“雄辩胜于事实”，大批中国国际知识分子丧失了中国常识本土化生命体验后，争先恐后谈学理谈规范，甚至中国问题。常识丧失后的学理、规范，还是不是学理规范，丧失了常识的中国问题还是不是真问题，中国问题？我们只有拥有常识，才能拥有理性，才能产生追问真理的勇气，才能抵达和逼近真理。我们还是先把常识弄明白才好。 9 、汪晖这篇文章似乎显示了知识的力量和理论的气魄，但细读之后伫立，我们只感觉知识和理论的霸气，而没有知识的思想含量真理探求和理论的分析论证到处是真理般的结论断语而没有真理诞生的过程。这样的理论这样的学术除了是一种文革理论法西斯学术之后，它还能是什么？汪文中一些以偏概全的分析判断，除了显示它对中国缺少基本的把握和体验之外，相反倒显示了他知识和理论上的窘迫。这是让人没有想到的。 10、汪晖这篇文章最大的特色似乎是晦涩。他文章的每一句都很明白，但合在一起，就晦涩，就艰深难懂了。今日中国新教授们流行晦涩。晦涩似乎是大师气度，是理论风范，是学术标本。事实上恰恰相反。晦涩掩盖了他们对中国对本土的基本体验，掩盖了他们知识理论的舶来性，掩盖了他们思想上的匮乏。晦涩不是大师不是自信，而是恐惧，缺少信心缺乏思想理论勇气的一种恐惧。大师从来是简洁的朴素的从容的勇敢的一往无前的，而不是躲避掩饰；从来是直面现实，让知识理论为问题为思想服务，而不是放弃思想，让问题为知识服务让问题成为妓女，成为所谓理论的奴隶，从而让一切暧昧起来，晦涩起来。晦涩不是大师的象征，不是理论高深的标志。晦涩是一种故作的高深。当然，它是一种学术政治策略、一种中国特色，但它埋葬的是理论追求真理的勇气，埋葬的是光明磊落的胸怀。 1998年8月相关链接：备课资料		·语文课件下载 ·语文视频下载 ·语文试题下载 ·语文备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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