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教学生“拎鞋”,还是教学生求真?(网友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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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拾鞋进履”的故事,人们也许并不陌生。作为汉初三杰之一的留候张良,年少时曾得奇遇:因接受一老父的特殊“考验”,为其拾鞋进履,并连续三次早起赴约,终于得到了黄石公的首肯――“孺子可教”,因而得其神助,获得了《太公兵法》这部“武学秘笈”,遂成就一代“王者师”。据说在山东平阴县东阿镇北的黄石山上,至今还留有“黄石仙踪”一景,景中有“黄石仙洞”,洞中有张良塑像,面对着依崖壁立的黄石公尊像,单膝而跪,双手捧履,面目恭敬,神态虔诚。故事流传至今,后世之人多藉此来教育少年。显然,张良跪履几成了尊师重道,虚心好学的典范。

的确,从情感的角度来看,师徒之间,或是师生之间,往往是“爱其人,惜其才”方能“倾其心,授其业”。某校一位资深班主任,平时有一句话常挂在嘴边:“宁可给在行人拎鞋,勿可给偐子挂帅”。这是一句绍兴的地方俗语,意思是说“只为知好歹的人服务,而不可替不识时务的人出头”。基于这样的观点,结合到具体的教育工作中,该如何身体力行呢?

情景一:张三平时工作积极,但因成绩平平,够不上评先进的条件。于是老师找到有关领导:张三对集体贡献不小,评不上先进恐怕影响他的工作积极性,能不能鼓励鼓励他?!对这样要求和建议,学校当然应该必须可以考虑。

情景二:李四在晚上就寝后讲话,被值班老师发现,因而要扣班级的纪律分。老师得知此事,心里纳闷:要说赵六违反纪律倒有可能,这李四平时挺听话的,该不会是值班老师搞错了吧。于是经过一番认真调查,原来,李四说话,是在提醒其它同学遵守纪律。这样的情况,自然也情有可原。当然,对李四也应该个别进行严肃批评。

情景三:某日,学校组织学生外出活动。老师因家人生病无人照料,一路上闷闷不乐。倪七戴八赶忙上前关切询问。老师推说没事,并依然认真地做好组织工作。事后,老师在谈话时不小心泄漏了天机,学生不禁大为动容。

……

情景n:赵六是班上一个不大听话的学生,你批评他,他还不诚恳。几次下来,老师越看越觉得不顺眼。这样的行为如果不加治理,势必要发展蔓延。于是制订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是统一认识,通过晨间谈话和组织专题班会,进行批评,使学生明确:赵六的这种不良行为,不但阻碍了他个人的进步,而且使同学的努力,化为了乌有,危害了整个班级集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到动情处,老师不禁热泪盈眶,于是也换来了一部分同学的感情认同。二是重点帮扶。设立帮扶小组,二十四小时跟踪督促,发现问题,及时汇报,并可用掌握的情况,作为进行再教育的教材。三是狠抓落实。具体操作上,可以安排单独座位、适当的床位等,以减少对同学的影响;还可有针对性地安排开展具体的实践活动,用实践来进行检验,在细节中发现问题。久之,在同学中逐步强化这样一种共识:老师辛辛苦苦地为了我们,而同学却这样伤害老师和同学,真是班级中的害群之马。这种情形下,赵六要抬起头来,看来也难了。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毋庸置疑,这样的老师,工作如此的细致踏实,用心如此的良苦深切,实在让人感动。但是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

其一,“宁可给在行人拎鞋,勿可给偐子挂帅”,虽然包含了“助人者人助”和利益双赢的积极理念,也许它在人们的立身处世中,不失为一条十分实际而又实惠的诀窍。譬如张良故事,试想黄石公他身怀旷世绝学,平常之人自然难入他的法眼,既然人家看重自己,自己当然应该“在行”一点,于是对他俯首听命,黄石公才甘心地反哺于他;倘若张良当时梗一下脖子,很有可能得不着宝书不说,恐怕还得背上一个“偐子”罪名,岂不可惜?当然这是个人妄测,也不足为古人担忧。现在把它引入学校教育,拿来作为引导学生“学会做人”的指导原则,那是否也是合情又合理呢?如前所述,老师之于学生,由于多种因素,形成关系的远近,感情的亲疏,以及对心仪学生的偏爱,本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问题是,当老师简单地以这种个人的感情好恶来评价学生的行为,并将它与学生的品德相等同,进而把自己鲜明的爱憎感情,物化为具体的教育行为:你“在行”,我“客气”;反之,就没你的好果子吃。亲亲疏疏,甚至不惜把看不入眼的学生“搞臭”。这里,我们且不说老师的情感标准是否失当,或者他的思维模式有没有“亡鈇者”之嫌,单就学生的情形看,又何至于让老师如此“爱之深,恨之切”呢?所以,这种贴着“师爱”标签的情感捆绑,就如同一把撑起的文明伞,你只有努力地钻到里面,才可以享受它的庇护,而且越靠近中心,就越是风雨无忧;倘若不知好歹,自然只能站在伞檐底下,去忍受风吹雨打了。

其二,按照“宁可给在行人拎鞋,勿可给偐子挂帅”的逻辑来指导教育,受惠最深的应该是被圈定为“在行人”的学生。因为得遇恩师,是最大的幸运,尽管也有被宠坏之虞,但毕竟有人“罩”着;但是要赢得这样的青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时候可能还是十分痛苦的。我们还是以张良的故事为例,他原来与黄石公素昧平生,而被要求所做的又并非高尚之举,而张良居然照着做了,可见黄石公之所以为神人,果然没有看走眼。然而,张良在接受拾鞋考验的当初,心里也老大不情愿,甚至“欲殴之”,但“为其老,强忍”。后来他拾了鞋,并“长跪履之”,却看到黄石公坦然“以足受,笑而去”,张良更是感到“大惊”,因此一直目送他走出一里之外。可见,在他为老人拾鞋时,也曾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或者可以说是反感,但是张良的聪明,在于以理智克制了感情的冲动,虽心有不甘,但行动上还是遵从了老人的吩咐去做了,说白了,他当时的顺从也是违心的。再拿这个例子来反观学生,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在被老师认为是“在行人”的当中,是不是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情况:除了一部分真正对老师的感情亲合之外,也不排除一部分表面的作秀。这种内心与行为,当面与背后,对甲老师与对乙老师态度的不一致,其实就是表现了学生的双重人格。而小小的少年,就拥有了如此的心机,学会了如此的“做人”技巧,是可喜,还是可悲呢?

其三,现代教育倡导崇高的师德。有道是“身正为范”,自身正,才可当得“为人师表”。老师视生如亲,关心爱护学生,以至把自己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甘为学生提茶端汤,问寒掖被,这固然体现的是崇高的师情,也是履行了崇高的师职和师德,值得赞叹和敬佩。但它的前提是必须面向全体学生。而“宁可给在行人拎鞋,勿可给偐子挂帅”,本身就包含了一种感情的倾斜,一种人为的取舍。设若黄石公遇到的是一个“偐子”,弃之而去,别人也说不得什么;但作为一个老师,因为个人的感情好恶,而采取相异的态度,就值得商榷了。至少,这种师情是掺杂着杂质的,是狭隘的。再说,如果自身在日常生活中就奉行这样的做人原则,身体而力行,那给学生作出的师表,也就可想而知了。

联合国21世纪教育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本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即: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据此,许多学校都把它作为学生发展的目标,而且,为了突出德育,因而将“学会做人”放在首要位置。体现了现代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和今后发展的重视和关怀,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在实践这一教育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又有意或无意将其曲解,往往搬用社会生活中的处世法则,来评判学生的行为,来处理师生的关系,来作为学生的人生第一课。上行下效,看眼色行事,见风向使舵,讲求投桃报李,相互利用,丧失自我的意识,凡与自己亲者、近者,则可以“你说它是,不是也是”,而与自己疏者、远者,当然就是“是也不是”,说话心口不一,待人因人而异。显然,这是与学校倡导的“学会做人”目标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说过: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因此,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应该正确引导青少年“形成一种独立自主的、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识,以及培养自己的判断能力,以便由他自己确定在人生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去培养那种肯为自己“拎鞋”,但也善于“作假”的学生。我想,这不仅是理想层面的师德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教学生“学会做人”的根本,而且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2006 .05.20

作者邮箱: x_uean@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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