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欣赏写作-体悟真情之两代之间(网友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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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占华

欣赏主题: 体悟·亲情之两代之间

欣赏目标:

一、通过阅读,了解什么是“爱”?

二、思考、体悟文中“爱”的体现;

三、联系自己的现实生活,说说自己生活中的“爱”;

四、学会感受 “爱”、理解“爱”、欣赏“爱”、报答“爱”;

五、用文字表述自己对“爱”理解和感悟。

欣赏文章一:

爸妈的午餐

我第一次离开家过住校的生活,起初还觉得挺新鲜的,学校的食堂每天都有花样繁多的炒菜,这可比家里每顿饭一两个菜要丰盛多了。可好景不长,一个月之后,我便有些受不了了。学校食堂的菜不是咸了就是淡了,油还特别少,吃起来一点滋味儿也没有。我只好去校门口的小饭店里吃炒菜,虽说价钱要贵一些,但毕竟味道还凑合。

大学的第一学期总算是熬过去了,终于盼来了第一个寒假。我心想:这次回家可一定要好好地补一补。到家之后的头几顿饭,母亲给我做了许多好吃的,我吃得别提有多香了。以后的每顿饭,虽然菜不多,可出自母亲的手,真材实料,吃起来比学校食堂的饭菜要可口多了。

父母同在一家小工厂里工作,工厂离家很远,他们每天都不回家吃午饭,有一天中午,家里临时来了客人,我骑着自行车去工厂找他们。一进厂房,见父母正在吃午饭。每个人手里一个馒头,一杯白开水。我惊讶地问:“爸,妈你们中午就吃这个呀?能咽下去吗?”父亲微笑着说:“中午就凑合凑合,等晚上回家了再多吃点儿。这馒头便宜,一元钱4个,我和你妈一人两个,吃饱就行。”听了父亲的话,我心里酸酸的。

后来我才知道,为了省钱供我读书,父母每天的午餐都是一元钱4个的馒头和免费的白开水!就这样,他们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寒假结束后,我再也没有去过校门口的馆子吃饭。因为每口饭菜都会让我想到父母手中的馒头和开水!

我们总是和许多人比,比吃穿,比玩乐、比酷、比靓,可是,我们和我们的父母比过吗?当自私的我们在大方消费、胡吃海玩时,他们正在吃的什么,用的什么,穿的什么呢?父母的午餐让我鼻酸,也让我记得一辈子,那个馒头与那杯开水让我懂得一份朴实而浓浓的爱。

选自《涉世之初》

欣赏文章二:

母亲的存折

林夕

那天,女儿放学回家,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妈妈,我们家有多少存款?”

不等我作答,她又继续说道:“他们都说咱家至少有50万元。”

我奇怪地看着女儿:“你说的‘他们’是谁呀?”

“我们班同学。他们都说你一本书能赚十几万稿费,你出了那么多书,所以咱们家应该有50万吧。”

我摇摇头,说:“没有。”

女儿脸上忍不住地失望,她两眼盯着我,有些不相信似的问:“为什么?”。

“因为……”我抬手一指房子,屋里的家具、电器,还有她手里正在摆弄的快译通,道:“这些不都是钱吗?钱是流通晶,哪有像你们这样只算收入不算支出的!”

女儿眨眨眼睛,仍不死心,固执地问道:“如果把房子、家具、存款都算上,够50万吧?”

我点点头。女儿脸上立即绽开笑容,拍手称快道:“这么说,我是我们班第三有钱的人了!”

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问这个,一定是同学之间攀比,搞什么财富排行榜了。

我立刻纠正她:“不对,这些是妈妈的钱,不是你的。”

“可我是你的女儿呀!将来,将来——”女儿瞅瞅我,不往下说了。

我接过话,替她说道:“等将来我不在了,这些钱就是你的,对不对?”

女儿脸涨得通红,转过身,掩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都是我们同学,一天没事瞎猜,无聊!不说这个了,我要写作业了。”说完,女儿急忙回自己房间去了。望着她的背影,我若有所思。

没错,作为我的法定继承人,我现在所有的财产,在未来的某一天,势必将属于女儿,这是不争的事实。只不过国人目前还不习惯、也不好意思和自己的继承人公开谈论遗产这样十分敏感的事,而同样的问题在西方许多家庭,就比我们开明得多,有时在餐桌上就公开谈论。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以前中国一直实行计划经济,一切财产都是国家的。我的父母工作了一生,一直都是无产者,直到退休前才囚房改买下自己居住的房子,终于有了自己名下的财产。但是,和我们这些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生活的子女相比,他们那点有限的“资产”实在少得可怜。也因此,我从未期望父母给我留下什么,相反,我倒很想在金钱方面给予父母一些,我知道,他们几乎没有存款。但是固执的父母总是拒绝,没办法,我只好先用我的名字存在银行,我想他们以后总会用上的。

那年春节,我回家过年,哥哥、妹妹也都回去了,举家团圆,最高兴的自然是母亲。没想到,因为兴奋,加上连日来操劳,睡眠不好,母亲起夜时突然晕倒了!幸亏发现及时,送去医院,最后总算安然无恙,但精神大不如前。时常神情恍惚,丢三落四。所以,尽管假期已过,我却不放心走:母亲虽然舍不得我走,但是一向要强的她不愿意我因为她的缘故耽误工作,她强打精神,装出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说自己完全好了,催促我早点走。我拗不过母亲,只好去订票。

行前,母亲把我叫到床前,我一眼就看见她枕头旁放着一个首饰盒,有半块砖头大小,用一块红绸缎布包着,不禁一愣。小时候有一次趁父母不在我乱翻东西,曾见过这个首饰盒,正想打开却被下班回家的母亲看到,被严厉地训斥了一顿,从此再没见过,不知道母亲把它藏到哪儿去了。我猜里面一定装着母亲最心爱的宝贝。会是什么呢?肯定不会是钱或存折。母亲的钱总是装进工资袋放在抽屉里,一到月底就没了,很少有剩余。最有可能的是首饰,因为祖父以前在天津做盐道生意,家里曾相当有财势,虽然后来败落了,但留下个金戒指、玉手镯什么的,应不足为怪。

我正猜测不解,母亲已经解开外面的红绸缎布,露出里面暗红丝面的首饰盒。她一摁上面的按钮,“叭”的一声,首饰盒开了!母亲从里面拿出一个小绸布包,深深地看了一会儿,像是看什么宝物,然后,慢慢抬起头,看着我,缓缓道:“这里面装着你出生时的胎发,5岁时掉的乳牙,还有一张百日照,照片背面记着你的出生时辰。我一直替你留着,现在,我年纪大了,你拿去自己保留吧。”

我接过来,小心翼翼地打开-于是,我看到了自己35年前出生时的胎发,30年前掉下的乳牙,和来到世界100天时拍的照片,照片已经有些发黄了,背面的字迹也已模糊,但依然能辨认出来。一瞬间,我泪眼模糊。我意识到:这就是母亲的“存折”,里面装着母亲的全部财产,没有一样贵重的东西,但是对我,每一样都珍贵无比。

带着母亲的“存折”,我踏上归程。一路上,感慨万千。我知道,和母亲相比,我是富有的,母亲这一生永远不可能有50万元存款了!对她来说,那是一个天文数字,她想都不曾想过。和我相比,女儿是富有的,她一出生就拥有的东西,是我拼搏多年才得到的。但是,女儿却永远也不可能像我一样,拥有自己的胎发、乳牙了。这些记载她生命的收据,让一路奔波的我遗失在逝去的岁月里,再也找不回来了!

(摘自《读者·红版》2005年第1期)

欣赏文章三:

一个活得最苦的父亲

上世纪60年代,他是一个政治上的“疵品”(五七年反右时戴上了一顶右派帽子),但他想娶妻,仅仅为了生子。60年代,她经过婚姻的失败.精神走向崩溃的边缘,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他。一个是政治上的“疵品”,一个是遭遇了生活的不幸,凑合着过日子。没有婚纱,也没有鞭炮;没有娘家人,也没有婆家人。在一个废弃的鸡舍里成了一个家。

还真灵,他如愿以偿,第二年生了一个姑娘,第三年生了一个儿子。

孩子的降生,没有带来欢乐。妻子总是愁眉不展,想着痛心的往事,精神恍惚,特别关注男人与女人的那种事。她紧盯着自己的男人。

妻子不能照料孩子,他把两个孩子抱到了自己工厂的托儿所。冬天,在敞着篷盖的通勤车上,他用棉大衣裹着两个冻僵了手的孩子,背着奶瓶、饭盒、尿布,用自己的脊梁挡住呼啸而过的寒风。夏日,他带一块雨布,为孩子挡烈日遮风雨。在车间里,他既是技术员又是挡车工,一到哺乳时间,他像孩子妈妈一样,飞快地走进托儿所,手执奶瓶,喂了女儿再喂儿子。他是工厂里惟一的一个哺乳父亲,是车间主任颁发的特别许可证。

孩子在长大,进了小学。正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季节,也是人性疯狂的季节。该是孩子们参加红小兵的年龄。由于父亲的右派身份,他的孩子没有参加红小兵的资格,他无奈地对女儿说:“是爸爸对不起你们。”愧疚的心情超过女儿委屈的眼泪。女儿天真地说:“爸爸,你不当右派好吗?同学们也不会叫我狗崽子了。”他的鼻子酸了,心却碎了。

为了孩子有一个好的前程,他拼命地劳动,用汗水冲洗灵魂。甚至想像王杰、欧阳海那样舍己救人,以明心迹。他常常于了一个八小时,又干:一个八小时,还要千方百计搞技术革新。工人师傅最善良,看到他这样地改造,评选他为“学习毛选积极分子”。军代表说:“你们车间没有人了,评他当积极分子?”他不气馁。

为了生活,他要挖菜窖、脱泥坯、盖煤棚。这是60年代每一个普通人家都要做的家务事。他来自上海,是一个标准的文弱书生,却熟练地操起了那些重活。一次,他刚垒起一垛泥墙,被一夜的暴雨冲塌了,看到辛辛苦苦脱好的泥坯浇成了泥饼,他哭了,对着还不到5岁的儿子说:“儿子,快快长大吧!爸爸实在太累了。”他的身体难以支撑政治和生活的两座大山,但心中燃烧着期望的火把,就是:“儿子,快快长大吧!”

没有钱,不算苦,80年代以前,大家都穷,反正凭票买东西。政治的歧视,才是真正的苦,右派属于敌我矛盾,人人与你划清界限的日子并不好过,连夫妻吵架也骂:“你个臭右派,想翻天?”他就是经常听到这些捅心窝的骂声,出自睡一铺炕的妻子的口。

生活的折磨,常常使他提心吊胆,妻子得了幻觉性精神失常,有时把菜刀压在枕头底下,说是为了驱鬼,他就不敢入睡,怕妻子把他也当成了鬼。睁着眼睡觉劳心又劳神,他终于成了瘦骨嶙峋的小老头,只有深陷的眼窝里那双明亮的眼睛,证明他刚刚进入而立之年。

工厂的党委书记出于怜悯,劝他离婚,很同情地对他说:“快离了吧!看把你折腾成那个样子,我们看不过去。”他摇摇头,看着幼小的女儿,低声说:“兴许岁数大了会好一些,待孩子长大了再说吧!”就这样,他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

斗转星移,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万恶的“四人帮”垮丁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掀起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1979年2月,错划右派通知书和一张迟来的文凭送到了他的手里,他一手拉着女儿,一手拉着儿子,高兴地逢人便说:“共产党好!华主席英明。”这个迟到的信任,在他生命的历程中,整整晚来丁22年。

孩子们在长大,女儿考进了厂部管理学院,两个星期没有回家了,杳无音信,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他乘公共汽车到很远的市郊,再徒步好几里到学校看望女儿,手里拎着女儿爱吃的咸菜。女儿正趴在床上写入党申请,高兴地对父亲说:“爸爸,你帮我写一份吧!”回到家,他冥思苦想,站在女儿的角度,写出了一份人党申请,第二天就送到了女儿手里,还叮嘱:“自己抄一份吧!要工整地写。”

儿子下决心要留学日本,每天下班后去学习日语。不管春夏秋冬,不管夜多深,他总是等着,儿子进了家,看着儿子狼吞虎咽地吃晚饭,他才安心地躺下。儿子考上了日本国立福井大学,真的要远走高飞了。那是一个细雨濛濛的早晨,儿子背起行李下了楼,车开走了,他却急速上了楼,摸摸儿子温热的被褥,泪水流了下来。不会抽烟的他,第一次拿起了一支“红塔山”,在烟雾缭绕中麻醉着自己。父亲的牵挂永远和儿子一起飘飞,一年一度的祈祷和着极乐寺悠扬的钟声也飞到了东瀛。

儿子去了日本,他调到了北京,天各一方。女儿不甘心守着精神不正常的母亲,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表示也要出国留学,信中说:“爸爸,你尚有5年的辉煌,可是,我们还有一辈子的路要走,你不能把母亲这个包袱甩给我们。”他的眼湿润了,是妻子的病闹得女儿心烦意乱,还是预见到她所在公司的衰败,女儿是铁了心,非出国不可。他绞尽脑汁把女儿、女婿送到了大洋彼岸。当他与女儿挥手告别时,意识到自己的孤独,在打发身边无亲人的日子的同时,要陪伴精神病的妻子一起走向老态和死亡。

他走马上任中纺物产集团的总裁,这是中国纺织行业最大的公司之一。他夜以继日地:正作着,公司上市A股证券市场,又操持着上巾H股证券市场;公司盖起了一座10层办公大楼,他看到资产增值的报表,甜在心头。于是,每当回到空旷的家,一种思念儿女的孤独袭击着他的心;一份惦记牵挂妻子的负疚使他惶恐不安。他明白,若妻子也到北京,他的工作就干不成了,四邻也别想安宁。他不得不让一个残疾的侄儿陪伴着,度过6年的老总生涯,

退休,对他是一种解脱,像驾辕的一匹老马松了套,可以自由自在地漫步嚼草,可以闲适地俯视世界。他回到了妻子的身边,指望用自己的柔情似水化开妻子幻觉连连的心,但他失败了,妻子的病更重了。一天,她自己提出要去精神康复医院治疗,期望医生把身上的鬼揭下来。他护送她住进了精神康复中心的病房,买了医院食堂的小灶饭卡,又不放心,天天从家里端着菜,裹在大衣里贴在心口上,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送到医院的病房。每当迎着早春的寒风,踏着待融的残雪走出医院的大门时,他幻想着自己为什么不得精神病呢?又一想,他真的得了精神病,谁来照顾她?又有谁来照顾自己呢?他蹒跚着在车流中穿行,看着男男女女们急匆匆地向各自的目标走去,他迷惘地、机械地走着,直到华灯初上、家家团圆晚餐的时刻,还不想回家。其实,他早已失去了“家”的感觉,他常常对人说:“什么是家?有温馨的地方才是家。”这是他渴望中的呐喊。

妻子的住院,给女儿带来丁牵挂。女儿问父亲:“是不是爸爸你硬把妈妈送到精神病院的?”一句话刺痛厂他的心,他高声地对女儿说:“是你母亲自己要去的,我可以把她病房的电话号码告诉你,你和你妈直接通话嘛。”当大洋彼岸的女儿第二天告诉他,是女儿冤枉了他的,他哽咽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放下电话,他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放声大哭。他厮守着、期待着,残酷地阉去一切欲望,竟换来女儿对父亲的疑虑。

儿子的女儿在美国出生了,皆大欢喜,他逢人便说:“我有了一个美国籍的孙女。”大洋彼岸的儿子也戏谑地张扬:“我是一个大孝子,为我爸爸生了一个女儿,抱回国内让我爸爸妈妈照看,免得他们孤独。”他像欢迎外宾那样亲自到北京接孙女,他的朋友们列队在哈尔滨机场上等候,家里早有一班人等着,包括新雇的保姆。他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喝厂两杯啤酒后,踉跟跄跄地送走了客人,指望从此历史翻开新页,妻子看到隔代人会回心转意,精神上驱病除鬼,老夫妻守着孙女,过不吵闹的日子。

愿望常常变成失望,孙女刚刚回国4天,保姆坚持要回家,说是晚上老奶奶喊鬼,疹得她毛骨悚然。孩子的啼哭是正常的运动,他的妻子硬说是得了邪病,要把孩子撵走。他失望到了极点,匆匆忙忙把孙女抱到朋友家,;为了避免妻子的无理取闹,他只好说:“孙女去了姥姥家。”从此,他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一颗心掰成了碎块。小孙女要照看,精神病老伴的折磨要承受,大洋彼岸儿女的苦和累几倍地压在他心上。小孙女感冒发烧,他情愿不是孙女而是自己;精神病老伴幻觉有鬼,他多么想把自己变成厉鬼为妻子驱邪除鬼;儿女们在国外睡地铁、当苦力,他怨恨自己没有给儿女积攒出国深造的学费。他常想只要儿女们能活得好,哪怕自己去死也行。他明白,做父亲的代替不了儿子,儿子的路让儿子自己去走。这样一个父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父亲。

他明知苦海无边,却默默地等待着更苦的日子。

到浴池里,他看人家儿子携扶老爸洗澡,一遍又一遍地擦洗着。嘴里还喃喃叮咛,像哄小孩子一样的温柔。他想到了自己,羡慕的眼光里渗出浑浊的泪,独自走向滚烫的水池。

他在医院的长廊里,看到很多老年人安详地坐在那里,望着儿女们为他们排队、挂号、候诊、划价、交款、取药,他却独自一个人排在长长的队伍里,排完一处又一处。两条站得麻酸的腿多么希望有一根拐杖支撑起他疲惫的身心,他在透支着生命。

在除夕之夜,家家围着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除旧迎新,喷香的饭菜,大馅的饺子,蜜一样的年糕,还有说不尽的祝福,发不完的压岁红包。他只能等候在电话机旁,有话对自己的儿子女儿说,话到嘴边就哽咽,他望眼欲穿地等待祝福,手里捏着发不出去的压岁红包。

他渐渐地感到了老的沉重,等待着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他喃喃地告诫自己,下一辈子只当儿子,不做父亲。

(摘自《北方文学》2004年第10期)

欣赏文章四:

与众不同的妈妈

[美]珍玛丽·库根 汪新华编译

小时候,妈妈简直就是我的“心腹大患”,因为她太与众不同了。我很早就知道了这一点。

去其他孩子家玩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开门后,说些“把你的脚擦干净”或“别把垃圾带到屋里”之类的话,不会让人觉得意外。但在我家,却是另外一种情形,当你按响门铃后,就会有故做苍老的孩子的声音从门里传出来:“我是巨人老大.是你吗,[h羊格拉弗?”或者是甜甜的假嗓子在唱歌:“是谁在敲门呀?”有时候,门会开一条缝,妈妈蹲伏着身子,装得跟我们一样高,然后一板一眼地说:“我是家里最矮的小女孩,请等会儿,我去叫妈妈。”随后门关上大约一秒钟,再次打开,妈妈就出现在眼前——这回是正常的身形。“哦,姑娘们好!”她和我们打招呼。

每当这时候,那些第一次来的伙伴会一脸迷惑地看着我,仿佛在说:“天哪,这是什么地方?”我也觉得自己的脸都让妈妈给丢尽了。“妈——”我照例向妈妈大声抱怨。但她从来不肯承认她就是先前那个小女孩。

说实话.大人们都很喜欢妈妈,但毕竟与妈妈朝夕相处的是我,而不是他们。他们一定无法忍受“观察家”的存在。这是个隐形人,妈妈经常跟他谈沦我们的情况。

“你看看厨房的地面。”往往是妈妈先开口。

“哎呀,到处是泥巴,你才把它擦干净,”“观察家”同情地答道,“他们就不知道你干活有多累?”

“我猜他们就是健忘。”“那好办,把污水槽的抹布交给他们,罚他们把地面擦干净,这样才能让他们长记性。”“观察家”建议。

很快,我们就人手一块抹布,照着“观察家”给妈妈的建议开始干活了。“观察家”的语调和妈妈如此迥异,以致根本没人怀疑那就是妈妈的声音。

“观察家”注视着家庭成员的一举一动,不时地挑毛病、出主意,所以我的朋友们经常问我:“谁在跟你妈妈说话?”

我真不知如何来回答。

时间流逝,妈妈的言行没有丝毫变化,但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有厂改善,一个偶然事件使我第一次意识到,拥有与众不同的妈妈是很不错的事。

我家住的那条街,有几棵参天大树,孩子们喜欢沿着树爬上爬下。如果一个妈妈逮到哪个孩子爬树,马上就会引来整个街区的妈妈们,然后是异U同声的呵斥:“下来!下来!你会摔断脖子的!”

有—天,我们一群孩子正待在树上,快活无比地将树枝摇来摆去。刚好我妈妈路过,看到厂我们在树上的身影。当时,大伙儿都吓坏了。“没想到你还能爬这么高,”她大声冲我喊,“太棒了!小心别掉下来!”随后她就走开厂。我们趴在树工:一言不发,直到妈妈在视野中消失¡,“哇!”一名男孩情不自禁地轻呼。“哇!”那是惊讶,是赞叹,是羡慕我拥有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妈妈。

从那天起,我开始注意到,同学们下午放学回家的时候,总喜欢在我家逗留一段时间;同学聚会也经常在我家举行;我的伙伴们在自己家里沉默寡言,—到我家,就变得活泼开朗,跟我妈妈有说有笑。后来,每当我和这些伙伴遇上成长的烦恼时,总愿意向我妈妈求助。

我庆幸自己是妈妈的女儿,我终于喜欢上了妈妈的与众不同,而且为有这样的妈妈感到十分自豪。

(摘自《环球时报》2004年10月25日)

欣赏文章五:

一份特别的礼物

崔修建

得知我春节要回乡下老家过年,在省城打工的老乡大军委托我给他捎点儿东西,我痛快地答应了。

没想到,他那天送到车站要我带回去的,竟没有一样稀罕的东西,都是乡下也很容易买到的,无非是一袋袋的速冻饺子、汤圆、豆包,还有几袋酱油、味精、洗衣粉,装了满满一大纸箱。

“怎么往家带这些东西?还不如捎点儿钱呢。”我一脸的困惑不解。要知道从省城到老家,要坐上千里的火车,还要换乘公共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4个多小时呢!为此,我每次回家都带极少的东西,常常是塞点儿钱给父母,要他们随便买点儿自己喜欢的东西。

大军见我自己轻装简行,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我:“这半年我没挣到多少钱,最近才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春节就不回去了。你把这些东西给我妈带上,就说我这些东西都是单位分的,吃用不完的。”

没办法,我只得一路小心地呵护着大军并不珍贵的新年礼物,生怕它们化冻了、挤坏了、碰碎了,一路上在心里不停地埋怨大军害我受累。

一下车,我就扛着纸箱直奔大军家。大军母亲高兴地打开纸箱,把那些东西摆了一炕。她边摆边兴奋地告诉我:“大军好几次写信回来,说他找了一个好单位,什么东西都分,吃都吃不了,让我们别惦记着他。起初我还不大相信呢,以为他怕我挂念他,看到他拿来的这些东西,我就放心啦。”

看到老人家满脸的喜悦,我的心倏然一动——真是难得大军的一番孝心了。

随后的几天里,在大军母亲慷慨的分赠和充满自豪的讲述中,我看到了左邻右舍那羡慕的目光,看到了大军母亲那无法形容的幸福……

我要回省城上班了,老人家依然满怀欣喜地让我转告大军:其实家里什么都不缺,要他好好工作,别对不住单位对他那么细心的关照。

归途上,我的眼前一再浮现出那一纸箱东西,浮现出大军母亲脸上整天挂着的灿烂笑容,心中不禁一颤——除夕,我塞给母亲2000元钱,母亲也只是淡淡一笑,其带来的快乐,远远不如大军那些不值钱的东西。是的,钱和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真诚的爱与爱的巧妙表达。即使最简单的爱,因为慧心的选择,也会诞生许多难以形容的幸福啊。

(摘自《黄河黄土黄种人》2004年第10期)

欣赏文章六:

母爱与肝脏透析

刘海滨 编译

施特凡¡阿尔丁格从小性格倔强。高中毕业时他一心想考化工学院,钻研化学,而母亲坚持让他考文学系将来继承父业当个作家。争执不下,他一生气便离家出走。在外流浪两天,口袋中的马克花光丁。第三天他饿得两眼冒金星,无奈站在卖“热狗”的摊前目不转睛地盯着新出炉的“热狗”,垂涎欲滴。卖“热狗”的大娘看透他的心思:“想吃热狗吧?给你两个……”

“我……我没……没有钱!”“白送你的,不要钱!”他接过“热狗”,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大娘从家里端来一杯饮料递给正在打嗝的阿尔丁格:“小伙子,喝杯饮料,我就住在摊后面的旦丁街18号。看样子,你是离家出走的吧?”阿尔丁格点点头,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我和母亲吵架,我想学化学,她非叫我学文学不可,一赌气我就……”

大娘语重心长地说:“我给你两个热狗、一杯饮料,你就感动得泪流满面;你母亲给你十八九年的物质和情感的关爱,你不但无动于衷,反而狠心地离开她!她会—十分伤心的!唉,可怜天下父母心!”大娘这几句话让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悟到母爱的伟大。

阿尔丁格回到家中,投入母亲怀抱痛哭一场。他万万没想到,母亲同意了他报考化工学院!他百感交集:“谢谢,谢谢妈妈!您真好……”

他大学毕业时,母亲患丁肝硬化腹水。他查资料,到处求医。医生说,目前全世界大约有160万人患有肝脏疾病,对于你母亲这种严重肝病患者,生存的惟一可能就是器官移植。但这很困难,一则是很难找到捐献的、与患者能匹配的器官;二则费用也过于昂贵。阿尔丁格跪下来求医生:“我给母亲移半个肝吧!求求您!”“傻话!你母亲需要换整个肝脏,一命换一命有何价值?”

不久,母亲去世了。临终前她握住儿子的手说:“我从医生那里得知,你和你父亲都恳求用你们的肝脏移植给我,谢谢,我死而无怨!孩子,你能不能发明一种肝脏透析机,像肾脏做透析那样,滤出肝脏中的病毒?”阿尔丁格跪在母亲床下,挥泪发誓:“儿子一定完成您的重托!您放心吧!”

阿尔了格为实现母亲的遗愿,刻意考入罗斯托克市医疗设备研究所。他刻苦钻研,用化学与物理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肝脏透析机。功夫不负有心人,他31岁时与物理学家瓦尔特¡格里吏一起同罗斯托克市的医学家合作,经过上百次实验,终于研制成功“Mars”(玛斯)分子吸附循环系统——肝脏透析机。它可以对肝脏血液进行体外净化,将滤去病毒后的血液再输送回肝脏内,如同吸尘器那样吸除有毒分子。“Mars'’的科技成果已获德国和国际:专利权,现已批量生产,引起世界医学界极大关注。据医学家估计,全世界需要两万台“Mars'’透析机,每年可治疗十几万肝病患者。

阿尔丁格把“Mars'’专利证书及德国卫生部颁发的荣誉证书放在母亲墓前,并献上康乃馨跪拜道:“母亲,儿子看您来了!感谢您用母爱给我创造发明的动力!您为解除肝病患者痛苦的遗愿实现了!安息吧,阿门……”

一天,阿尔了格从《罗斯托克报》上看到一则惊人的,“征肝启事”:萨比娜老人患严重肝病,有献肝脏者及掌握相关信息者请与旦丁街18号联系。

阿尔丁格心里一颤,立即想起12年前讨“热狗”的往事,他驱车前往萨比娜老人的家中。只见老人面色蜡黄,静静地躺在床上,她的女儿叫醒她:“有人看您来丁!”阿尔丁格走过去:“老妈妈,您还认识我吗?我叫阿尔丁格,在我最困难时,您帮助过我!我可以给您献出半个肝脏!”老人坐起来:“谢谢!千万使不得!听女儿说有人发明了什么透析机,可以不换肝脏,你能找到这位先生吗?”“巧得很.我就是发明透析机者之一,我已为您请好医生,您可住院治疗!”老人又惊又喜:“啊,我有救了!你真是位有心人!天下的大好人!”

(摘自《海外文摘》2004年第1l期)

欣赏文章七:

有一种情感永不泯灭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妇女,她的儿子三岁那年,被人贩子拐走了。她受不了这个打击,精神崩溃,神经错乱,半疯半傻的。她有时候很平静,有时候见人就打,见东西就摔,弄得家里不得安宁。家里人实在没有办法,将她送进了市郊的精神病医院。

妇女入院的第三天,就从精神病医院跑了出来。离精神病医院不远,有一家乡里办的鞭炮厂,此时正接近中午,大门口的保安恰好进屋去接一个电话,就在这一会儿的空当,疯女人跑进了厂里。她径直闯进了生产车间,顺手抓起一些东西就往地上摔,等车间里的几个工人和保安跑来制止她时,她正举起一个小铁箱,要往地上摔。几个工人和保安看到这个场面顿时都吓傻了,一个个目瞪口呆.甚至忘了往外逃跑。因为这个疯女人举起的小铁箱,是一箱用来做鞭炮的火药,这箱火药一落地,强烈的撞击很可能会引起火药的爆炸。而这箱火药一爆炸,一定会引发周围更多成品和半成品的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有人反应过来向她叫喊:“放下它!放下它!”可是疯女人只是看了他一眼,反而更高地举起了火药箱。保安急得大叫:“别动!那是火药,摔下来,你自己也会没命的!”但疯女人显然不明白他们的话,看着他们又格格格地笑起来。

情况万分危急!保安和工人们想拼命冲上去夺下疯女人手中的火药箱,但他们又不敢动,怕这样做反倒激发这个疯女人迅速把火药箱扔下去!眼看着一场惨烈的灾难就要发生了,车间里的人们纷纷跑出来,往工厂的大门外跑。就在这时,一直在追寻疯女人的精神病医院的医生赶到了,医生看到这些工人一边跑一边大喊大叫:“疯女人要摔炸药了……”医生从这个混乱的场面和人们惊慌失措的喊叫声中猜到疯女人可能在这个鞭炮厂里,医生立即冲进了厂里并迅速冲进了车间。果然不出所料,医生看见几个工人远远地围着那个疯女人,而那个疯女人的手中正举着一个小铁箱,医生顿时意识到那个小铁箱的危险性和重要性,说时迟那时快,医生灵机一动立即冲疯女人叫了起来:“别摔坏了你的孩子!”

医生刚说出这句话,只见那个疯女人顿时愣住了,她睁大一双无神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医生,那箱火药却仍举在头上,没有立即落下。医生又大声而和蔼地说了一句:“你手上举的是你的孩子。”疯女人的神情立即安定了许多,她将举在头顶的火药箱放了下来,紧紧抱在怀里,低头打量着怀里的东西。就在这一瞬间,保安和工人们冲了过去,夺下了那箱火药。

所有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时,有两个人紧紧抓住了疯女人就往外走,而疯女人还在呜呜吼叫着要抢回那个小铁箱,一场重大的血腥的灾难就这样避免了!人们把目光投向了那位医生,人们感激他,又钦佩他。在他们看来,医生“别摔坏了你的孩子”和“你手上举的是你的孩子”这两句意思一样的话具有无比神奇的力量,因为疯女人什么话也听不明白,也听不进去,却“听懂”了这两句话的“含义”。

医生一边告诉人们把疯女人送回精神病医院去,一边对大家说:我能说出这样两句管用的话,是因为我知道她的病根,我能找到她心灵深处最牢固,也是最能唤起她的记忆的一丝东西——那就是她当年丢失孩子的苦痛和她对自己孩子的深厚的母爱。虽然她现在疯了,她神经错乱了,但是她有时候是平静的,她还没有病到完全丧失母爱的程度,只要那一丝尚未泯灭的母爱还存在,她的病还是有希望治好的。

是的,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还有一点点爱心,就能启动他的心扉,唤醒他爱的本能,就可以制止他的“疯狂”和“错乱”,就可以让他学会“理智”和“善良”……

(摘自《做人与处世》2004年第11期)

欣赏感悟:

有人说“三代情深”,又说“亲如一家人”。的确,血浓于水的真情永远不会被淡忘掉!走到天涯海角我们仍然会说:“我们是一家人。”

那就让我们把那埋藏于心底许久,想说却又没有说的饱含我们真情和深情的话说出来吧!

让我们共同对我们的至爱亲人说一句:“你是我的至爱亲人!我爱你!”

通过经上几篇文章的阅读与反思,你心中一定会对挚爱着我们的每一个亲人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感悟,对至爱亲人对我们的“爱”有了更深的理解,对我们该怎样去“爱”我们的至爱之人也有了自己的想法,那么现在说拿起手中的笔,围绕“至爱亲朋”或“亲情”写一篇文体自定,字数不限的文章,要求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字迹工整,卷面清洁。

【作者:周占华 地址:砀山县果树职业高级中学(235317) QQ:365711527】 作者邮箱: 36571152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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