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民歌的特色与文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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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文学的主流是文人创作,文人创作的主流是辞赋。乐府民歌作为民间的创作,

是非主流的存在。它与文人文学虽有一致的地方,但更多不一致之处。这种非主流的民

间创作,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影响了文人的创作,最终促使诗歌蓬勃兴起,取代了辞

赋对文坛的统治。所以,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现存的汉乐府民歌数量不算多。但是,在到汉为止的中国文学史上,它显示出特异

的光彩。下面,我们对其主要的特色与成就,逐一介绍。

    第一,汉乐府民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尤其是第一次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下

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痛苦。在汉代文人文学中,政论散文、辞赋,都不涉及社会下

层的生活;《史记》也只记述了社会中下层中某些特殊人物的特殊经历,如医师、卜者、

游侠等。至于汉代以前,只有同为民歌的《诗经》中的《国风》部分,与汉乐府民歌较

为相近。但是,《国风》虽然也有比较浓厚的生活气息,它反映社会下层生活的特征并

不显著,更没有具体深入地反映出这种生活的艰难与痛苦之处。《国风》中大量的关于

婚姻、爱情的诗篇,我们只能说它写出了包括社会中下层在内的人类生活中一个具有普

遍性的方面,而无法确定所写的一定是下层的或“劳动人民”的生活。反映士兵征战之

苦与怀乡之情的诗篇,也只是写出了下层人民生活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方面。只有《豳风

·七月》,反映了奴隶们一年四季的劳作生活,但它又只是概括性的陈述,而不是具体

深入的描写,而且也仅有这一篇。因此,汉乐府民歌中的许多诗篇,读来就有耳目一新

之感,如《妇病行》: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

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乱曰:抱时无衣,襦

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买饵,对交啼泣,

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

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诗中写一个妇人久病不起,临终前再三嘱咐丈夫要好好养育孩子,不要打骂他们,

可是她死了以后,孩子们无衣无食。父亲到市上去乞讨,碰到熟人,同情地给了他几个

钱。回到家,见小孩子不懂母亲已经死了,还一个劲地哭着要母亲抱。这是最普通人的

最普通的生活,又是充满苦难与辛酸的生活。这样的诗,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诗中那

位母亲临终之际对自己的孩子死不瞑目的牵挂,真可以催人泪下。同样写孤儿的,还有

另一篇《孤儿行》。诗中的孤儿,原是一个富人家的子弟。但父母死后,却成为兄嫂的

奴隶。他被迫远行经商,饱经风霜,归来后“头多虮虱,面目多尘”,也不能稍事休息:

“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使我早行汲,暮得水来归”。平日“冬无复襦,夏无

单衣”,从“三月蚕桑”,到“六月收瓜”,什么都得干。使得这位孤儿发出了“居生

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的悲痛呼喊!这实际上也是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景象。

    《东门行》写了一个城市贫民为贫困所迫走向绝路的场面: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

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餔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

“今非,咄!行!①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①此处语义费解,汉乐府中常有类似情况。通常标作“今非,咄!行!”似乎可通,

但作为歌辞,恐怕很难演唱。

 

    无衣无食,又无任何希望的岁月,使得这位男主人公再也不能忍受,宁可铤而走险。

女主人公则苦苦解劝,希望丈夫忍受煎熬,不要做违法而危险的事情。这个场面,也是

非常感人的。

    《艳歌行》写了远离家乡谋生的流浪者生活中一件细琐的小事,情感不像上述几篇

那样强烈,但同样浸透了人生的辛酸: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

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绽。夫婿从门来,斜柯西北眄。“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

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

    在异乡为别人家干活的兄弟,有幸遇上一位贤惠的女主人,愿意为他们缝补衣衫,

她丈夫回来看到了,心怀猜疑地斜视着他们。这使流浪者深感“远行不如归”。然则归

又如何呢?倘非为生活所迫,也就不会出门了。

    其他如《十五从军征》写一个十五从军、八十始归的老人,千辛万苦回到家乡,却

再无亲人,只看到累累荒冢;《战城南》写战死的士卒,横尸战场,听任乌鸦啄食。凡

此种种,都写出了孤苦无助的人在人间的悲惨遭遇。这种生活事实从来就存在,而且后

来也长期存在下去。在汉乐府民歌中,它第一次被具体而深入地反映出来,显示了中国

文学一个极大的进步,同时,也为后代诗歌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内容极其广泛的题材。

由于很多诗人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反映民生疾苦渐渐成为中国诗歌的一种显著特

色。

    生活气息浓厚这一特点,主要表现于上述反映下层人物生活的作品,但也不是仅有

这一类作品才具备。譬如《陇西行》,赞美一位能于的主妇善于待客和操持家务,也很

有生活气息。

    第二,汉乐府民歌奠定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基础。中国诗歌一开始,抒情诗就占有

压倒的优势。《诗经》中仅有少数几篇不成熟的叙事作品,楚辞也以抒情为主。到了汉

乐府民歌出现,虽不足以改变抒情诗占主流的局面,但却能够宣告叙事诗的正式成立。

现存的汉乐府民歌,约有三分之一为叙事性的作品,这个比例不算低。《汉书·艺文志》

说汉乐府民歌有“缘事而发”的特色,主要当是从这一点来说的。前面所说汉乐府民歌

的第一个特色,即生活气息浓厚和深入具体地反映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艰难痛苦,也是

因为采取了叙事诗的形式。这些叙事性的民歌,大多采用第三人称,表达人物事件显得

自由灵活。在结构方面,也有显著特点。汉乐府民歌中的叙事诗大都是短篇,这一类作

品,常常是选取生活中一个典型的片断来表现,使矛盾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既避免过多

的交代与铺陈,又能表现广阔的社会背景。如前面说到的《东门行》,只是写了丈夫拔

剑欲行、妻子苦苦相劝的场面,但诗歌背后的内容却是很丰富的。《艳歌行》同样只写

了女主人为游子缝衣、男主人倚门斜视的片断,却使人联想到流浪生活的无数艰辛。

《十五从军征》在这方面更为突出: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

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

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一面是六十五年的从军生涯,苦苦思乡;一面是家中多少天灾人祸,亲人一一凋零。

一切不说,只说老人白头归来,面对荒凉的庭园房舍和一座座坟墓,人生的苦难,社会

的黑暗,乃至更多人的同样遭遇,尽在其中了。这首仅十六句的诗不仅涵量大,而且写

得从容舒缓,绝无局促之感。

    中等篇幅的如《陌上桑》,长篇的《孔雀东南飞》,则是另一种写法。这里有更多

的描叙,情节的展开和矛盾冲突的起伏,具体的我们放在后面一节再谈。

    中国古代的叙事诗,可以说完全是在汉乐府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代的叙事

诗,在分类上一般都归属于乐府体。许多名篇,直接以“歌”、“行”为名,如唐代白

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这是表示对乐府民歌传统的继承,因为“歌”、“行”

原来是乐府诗专用的名称。在写作手法上,无论短篇和长篇,也都受到汉乐府民歌的影

响。

    第三,汉乐府民歌表现了激烈而直露的感情。在先秦文学部分我们分析了《诗经》

的情感表达,指出它的总体的特征,是有所抑制而趋于平和含蕴。古人以“温柔敦厚”

四字来概括,并没有怎么说错。屈原的作品中,情感是相当激烈的;但作为一个失败的

政治人物的抒情,又有其特殊性。汉乐府民歌可以说既接受了楚文化传统的熏陶,同时

又在更广泛的生活方面和更强烈的程度上表现这一特点,无论表现战争、表现爱情,乃

至表现乡愁,都尽量地释放情感。叙事诗是如此,抒情诗更是如此。如《战城南》这样

来描述战争的惨烈: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

能去子逃?”水声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激战过后的战场上,尸体横陈,乌鸦在上空盘旋,准备啄人肉,又想象死者要求乌

鸦在吃他的肉体之前,先为他嚎叫几声。如此描绘战争之惨烈,在《诗经》中完全看不

到踪影;楚辞中的《国殇》,也有所不及。

    《上邪》是热恋中的情人对于爱情的誓言: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

合,乃敢与君绝!

    这首诗写得很简单,却有令人惊心动魄的力量。诗中主人公连用了五种绝不可能出

现的自然现象,表示爱对方一直要爱到世界的末日。《诗经》中即使最强烈的表达,如

《唐风·葛生》所说的“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比较之下,也显得

平静而理智了。

    对于背叛爱情的人,《有所思》又是毫无留恋,毫无《诗经》中常见的忧伤哀怨,

而是果断地愤怒地表示决裂: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瑇瑁等,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

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想思与君绝!

    诗中主人公听说对方“有他心”,立即把准备送给对方的宝贵的爱情信物折断摧毁

并烧成灰,这还不够,还要“当风扬其灰”,以表示“相思与君绝”!

    《古歌》和《悲歌》抒发乡愁,又是那样浓厚沉重,无法排遣。前者如下: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飙风,

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综上所述,可以说:汉乐府民歌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次情感表现的解放。《汉书

·艺文志》说汉乐府民歌是“感于哀乐”之作,便是指这一特色而言吧。对于诗歌的发

展,这一点同样是很重要的。后代情感强烈的诗人,常从这里受到启发。李白的《战城

南》,就是对汉乐府民歌的模仿。

    第四,汉乐府民歌中,不少作品表现了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哀。汉代两首流

行的丧歌《薤露》和《蒿里》,就是这样的作品: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前一首感叹生命就像草上的露水很快晒干一样短暂,却又不像露水又会重新降落;

后一首感叹在死神的催促下,无论贤者、愚者,都不能稍有停留,都成了草中枯骨。应

当指出,汉代人并不是只在送葬时唱这种歌;平时——甚至在欢聚的场合,也唱它们。

《后汉书·周举传》载,外戚梁商在洛水边大会宾客,极尽欢乐,“及酒阑倡罢,续以

《薤露》之歌,座中闻者,皆为掩涕”。这似乎常常在提醒自己:乐极生悲,欢尽哀来。

从中可以感受到汉人普遍的感伤气质。

    生命的短促,是人类永远无法克服的事实。出于对美好人生的珍爱,因此而感到悲

伤,也是自然的感情。而同样从这种伤感出发,人们又表现出不同的人生态度。《长歌

行》强调了努力奋发: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百川东到海,何日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诗人以朝露易晞、花叶秋落、流水东去不归来比喻生命的短暂和一去不复返,由此

咏出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千古绝唱。而面对同样事实,在《怨歌行》中,

得出的结论是“当须荡中情,游心恣所欲”;《西门行》更进一步说:“昼短苦夜长,

何不秉烛游?”从今天的眼光看,《长歌行)所提倡的,或许更为积极可取。但《怨歌

行》、《西门行》所提倡的及时享乐,也包含着紧紧抓住随时可能逝去的生命的意识。

汉乐府民歌中还有一些游仙诗,也是以一种幻想的方式,来反抗生命短促的事实。汉乐

府民歌的这一种特色,与同时代的文人诗大体上是一致的,只是民歌中表现得更为强烈

而直露。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感叹人生短促,并由此出发寻求各种解脱的途径,更成

为文学尤其是诗歌的中心主题,游仙诗也进一步发展。所以,在文学史上,这也是值得

重视的现象。

    第五,汉乐府民歌表现了生动活泼的想象力。如《枯鱼过河泣》中的枯鱼(鱼干)

竟然会哭泣懊悔,并会写信给其他鱼类,告诫它们出入当心;《战城南》中的死者,竟

会对乌鸦说话,要求乌鸦为他嚎丧;《上邪》所设想的一连串不可能之事,都有“异想

天开”之妙。它的比喻也常常出人意表。如《古歌》以“腹中车轮转”喻忧愁循环不息;

《薤露》以草上之露喻人生之短促;《豫章行》以山中白杨被砍伐运走、与根相离,喻

人被迫离乡,等等。这种生动活泼的想象力,是先秦诗歌和汉代文人诗中较少出现的。

陈本礼《汉诗统笺》评《铙歌十八曲》说:“其造语之精,用意之奇,有出于《三百》、

楚骚之外者。奇则异想天开,巧则神工鬼斧。”其实,这也是整个汉乐府民歌的普遍特

色。这一特色也给后人以一定的启发。

    第六,汉乐府民歌使用了新的诗型:杂言体和五言体。其整个趋势,则是整齐的五

言体越来越占优势。

    杂言体诗在《诗经》中已有,如《式微》、《伐檀》等篇。但《诗经》中这种诗为

数甚少,在大量的四言体诗中,显得很不起眼,而且就是杂言体的诗,句式的变化也较

小。楚辞中的多数作品,句式也不是整齐划一的,但总是有些规则,大体上以五、六、

七言句为主。汉乐府民歌则不然,它的杂言体诗完全是自由灵活的,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一篇之中从一二字到十来字的都有。应该说,民歌的作者,只是按照内容的需要写诗,

并不是有意要写成这样,也就是说,并不是有意要创造一种新的诗型。但它的杂言形式,

确实有一种特殊的美感,和艺术表现上的灵活生动之便。所以到了鲍照等诗人,就开始

有意识地使用乐府的杂言体,以追求一定的效果;到了李白手中、更把杂言体的妙处发

挥到极致。于是,杂言也就成为中国古诗的一种常见类型。

    西汉的乐府民歌中,《铙歌十八曲》全都是杂言,《江南》则是整齐的五言。另外,

像《十五从军征》等也有人认为是西汉作品。但不管怎样说,到了东汉以后,乐府民歌

中整齐的五言诗越来越多,艺术上也越来越提高,是没有疑问的。这个过程,大概是同

汉代文人诗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在东汉中后期,文人的五言诗也日趋兴盛。

而且,一般所说的“民歌”,尤其是上述语言技巧相当高的“民歌”,也难以排斥经过

文人修饰甚或出于文人之手的可能。在汉代乐府民歌中和文人创作中孕育成熟的五言诗

体,此后成为魏晋南北朝诗歌最主要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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