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桩冤案
——浅议“委曲求全”与“委屈求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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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一直在强调：“委曲求全”之“曲”，不可误为“屈”，广大使用汉民族语言的人们，就是不听话，就是不买这个帐，“委屈求全”依然在使用，其使用频率，又可谓是惊人之高 —— 一位深受“委曲求全”之“曲”究竟是“曲”还是“屈”之苦的人，在电脑键盘上一敲，用“‘委屈求全’的7万多条，用‘委曲求全’的12万多条”（见《每日新报》2005.5.19.）——他，或者与他有过同样遭遇的人，他们内心之感受是什么，姑且不说，这7与12之比，7，还是处于“非法使用”的地位，——难道不令人深思么？我想，辞书注释，我们的汉语言学专家们是否也应该去反思一下：“委曲求全”之注释，是否稳妥？“委屈求全”，又是否应当有它合法地位，让其作为一个规范的语词，步入辞书之殿堂？ “委曲求全”，《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释是：“勉强迁就，以求保全；为顾全大局而暂时忍让。”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修订本《汉语成语词典》的注释是：“委曲：使自己受委屈。勉强迁就，求得事情的完成。”——这是颇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注释。其注释中的“勉强迁就”﹑“暂时忍让”和“使自己受委屈”，是用来解释“委曲”的，其余，是用来解释“求全”的，这样去理解，大概不会有错。 《史记》中的蔺相如，面对廉颇之宣言“我见相如，必辱之”，“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如出，望见廉颇”，就“引车避匿”，这是蔺相如的“委曲求全”。用《现代汉语词典》和《汉语成语词典》的注释去解释这个“委曲求全”，似乎没有问题：用“为顾全大局而暂时忍让”去解释，或用“宁可委屈自己还是勉力迁就，以保全‘将相和’，以保全赵国之安宁”去解释，似乎都可以说得过去；蔺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如出，望见廉颇”，就“引车避匿”，撇开客观背景和主观之动机目的，单从行为表象看，蔺相如的确是“使自己受委屈”了；作为一国之相的蔺相如，为求辅佐之责任得以完成，他也的确是在勉力地迁就廉颇，这似乎也可以说得过去。 然而，用来解释《水浒》中林冲之“委曲求全”，就似乎有点儿麻烦：《汉语成语词典》说：“委曲：使自己受委屈”，倒也罢了，既干脆又利落，——林冲是在委屈地求全，是在用委屈自己的方法去求全；两部词典的注释中，用来解释“委曲”的“勉强迁就”，在这里就只能解释为：不心甘情愿，自己不愿迁就也不得不迁就，这跟解释蔺相如之“委曲求全”中的“委曲”，是：宁可委屈自己还是勉力迁就，就迥然不同。客观事实，是不可回避，不可不尊的。蔺相如迁就廉颇之“委屈”，与林冲迁就高太尉高衙内之“委屈”，本来就截然不同：蔺相如自己，很可能并不认为是受了委屈，或者他自己还会认为，即使是受了点儿委屈也心甘情愿，委屈得对，委屈得值！而林冲，则的的确确是蒙受了莫大的委屈，尽管他“强忍”了，其怨愤之“火”是不会熄灭的。一个是出于自愿，忍而有情，一个是无奈强忍，忍而含愤，咋看上去，林冲之“迁就”，就是“屈服﹑屈从”的意思，而蔺相如之“迁就”，就只能是“依从﹑顺从”的意思，——这，不仅仅是分寸之别，且有“性质”上之讲究的；至于“勉强迁就”中的“勉强”，又不得不作如上之变通，否则，就无法说通。——就“勉强迁就”这个固定短语来说，固定短语中的“勉强”和“迁就”之内涵，又都并不固定，——该怎么说呢？——是否反正都能够说得过去，似乎也无防，也就罢了不成？ 然而，再看下例： 新华社2002年6月14日以“委曲求全还是无能？交警给违章者下跪引发争议”为题报道（见中国网）： “ 2002年5月24日中午1时许，包头东河区巴彦塔拉大街加油站转盘处，两条主干道——西脑包大街、巴彦路发生拥堵，往来车辆和人群排出了五六百米的‘长龙’，道路陷于瘫痪状态。 此时，东河区交警大队交警温永胜中午下班途经此地，职业习惯趋使他向人群最密集的地方靠近。他一边示意被堵车辆绕行，一边劝阻（劝阻，宜改为‘劝导’或‘劝说’，笔者）群众离开路口，同时紧急联系中队，请求增派警力疏导。温永胜一人周旋在人潮之中，无法疏导拥塞的交通。面对越来越长的被堵车辆和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突然‘扑通’一声，温永胜跪在了人群当中！他说：‘大家不要再堵路了，你们站在这里半小时，这里的交通至少要堵上两个半小时……’人群里不时传来谩骂声、还有人扔进饮料瓶……温永胜没有躲闪，跪在那儿有10分钟。这时一位长者对着人群喊：‘男儿膝下有黄金呐，他是一个警察，我们不要再让这位同志为难了！’随后人群开始骚动，道路渐渐被腾开，拥堵的车辆开始缓缓前行。” 其争议之焦点是“下跪”，议者，对交警给违章者下跪之行为，有褒有贬，众说纷纭，姑且不论，“下跪”是“委曲求全”，似无争议；就题中“委曲求全还是无能？”这个句子看，“委曲求全”与“无能”，二者必选其一，命题者的意思“下跪是委曲求全”，也是十分明显的。——如果，用《现代汉语词典》和《汉语成语词典》之注释去解释，即用“勉强迁就”或“暂时忍让”去解释这个“委曲求全”中的“委曲”，就无论如何也说不通：交警温永胜向围观群众“下跪”，是“劝导围观群众离开”之劝导的延续和发展，劝导不成便下跪，说明他是抱定了一个宗旨，铁了心地一定要让围观群众离开！他对围观群众之没有离开，是绝对不去“勉强迁就”，也绝对不去“暂时忍让”的，他“下跪”之目的，就是要让围观群众一定得离开，而根本就没有一星半点儿地迁就或忍让的意思！尽管，他下跪，的确“使自己受委屈”了，也的确是“为顾全大局”，或的确是为“求得事情的完成”，但是，他对围观群众之没有离开，是坚决不迁就，坚决不忍让，毕竟是不可否认的。诚然，下跪，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求”，难免有点儿乞求﹑哀求的意思（议者之议的焦点就在于此），尽管如此，下跪，绝不是对围观群众之围观行为之屈服或屈从，而是一种非常规的“进攻”，可谓“不择手段”了，也应当是不可否认的。——辞书注释中的“勉强迁就”或“暂时忍让”，遇到了交警温永胜的“委曲求全”，难道不是有点儿尴尬么？ 还用过多地举例么？将“委曲求全”中的“委曲”，解释为“勉强迁就”或“暂时忍让”，能说得过去，自圆其说么？ 如果，这样地去理解蔺相如之“委曲求全”，林冲之“委曲求全”，和交警温永胜之“委曲求全”，又是否可以呢？ 作为赵国之相的蔺相如，面对这位对赵国存亡安危有着举足轻重之要的廉将军的“必辱之”之“恶言”，他所求之“全”，是“将相和”，是赵国之安宁；“称病”，“避匿”，是他“求全”的具体行为，其行为之特征是“忍让”或“迁就”，表现在具体行为上是曲折委婉，诚心诚意。——正因为蔺相如之“委曲”的行为，是“委婉”的，是“诚心诚意”的，才会使廉颇心悦诚服地负荆请罪，才会令将与相“卒相与欢，为吻颈之交”，才会最终实现“求全”之愿望。也正因为此，蔺相如便被千古传颂，说他是具有“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之高风亮节，是具有宰相肚里能撑船之宽阔胸怀的了不起的英雄人物；同时，廉颇也被誉之为知错能改﹑知错敢改的刚直不苟的英雄。——这就是蔺相如的“委曲求全”。 《水浒》中的林冲，面对高太尉﹑高衙内一伙的侮辱﹑欺凌和百般加害，林冲所求之“全”，从发配沧州始，就是在求人之最起码的生存权。——小说从“误入白虎堂”到“风雪山神庙”，故事，就是紧扣林冲之“生与死”来展开的；被发配沧州，林冲就执意休妻，其理由就是“今小人遭这场横事，配去沧州，生死存亡未保”——在那个时候，林冲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命安危——说明林冲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其后，林冲将如何保住自己的生命当着头等大事来思考和抉择应对措施，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林冲“求全”的行为特征，一是“忍”，逆来顺受，二是“狠”，杀人上山。林冲，一忍再忍，“求全”无望，终于由“忍”而“狠”，弃“逆来顺受”而取“杀人上山”，终于求得了生存，——“逆来顺受”和“杀人上山”，是林冲性格之两面：既能“忍”，又敢“狠”；“忍”和“狠”，又是林冲性格的统一体，都是为了求生存，这是绝对不容否认，也是谁也否定不了的。林冲在山神庙手刃陆谦，雪夜上山，正是林冲为求生存，由“忍”而“狠”，由“逆来顺受”到“杀人上山”整个艰难而曲折的“求全”历程之关键一步，重要一招，不可小视的行为举措：没有“杀人上山”，林冲就是个窝囊废，就是个任人宰割的羔羊，有了“杀人上山”，他就是个既“忍”得可怕又“狠”得可怕的人物，就是个为求生存而能屈能伸的英雄好汉。——这就是林冲的“委曲求全”。 交警温永胜，面对“道路陷于瘫痪”之状态，他所求之“全”，就是交通安全，就是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这应该是无可置疑的。下班，本当回家休息，交警温永胜能主动留下来，这是他为“求全”所采取的果断举措；接着，一边示意被堵车辆绕行，一边劝导群众离开路口，同时紧急联系中队，请求增派警力疏导，这是他为“求全”所采取的一系列的具体行为举措；后来，“面对越来越长的被堵车辆和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而“下跪”，这又是他在情急的情况下为“求全”所采取的为常人所难以预料的行为举措。他这一系列行为举措，包括人民交警值勤时常规性的措施，也包括“下跪”这个非常规性举措，都是随着客观情况之变而变的“委曲”做法，都是为了“求全”，求交通安全，求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我们总不该去说交警温永胜“下跪”是“求全”，而放弃休息主动留下来，指挥车辆绕行，劝导围观群众离开，和紧急求援，就不是“求全”，就不是为了交通安全吧？——正是这一系列“求全”的行为举措，正是这一系列的为求交通安全的行为举措，才体现了一个普通交警为交通安全勉力而为之的敬业精神；才体现出交警温永胜为了交通安全，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安危，也是个能屈能伸的汉子。——这就是交警温永胜的“委曲求全”。 蔺相如﹑林冲﹑温永胜之“委曲求全”，具有如下一些共同点： 他们所求之“全”，都是对的，正确的，为情理和事理所认同的；他们所求之“全”，都是他们委曲求全的唯一宗旨，不可动摇的唯一宗旨。因为有了“委曲”这个修饰语，“求全”之“求”就独具特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追求或力求，而是不顾一切地，拼死拼活地在“求”，这样的“求”，有着一股执著劲，有着不求得所求之“全”就决不罢休之韧劲，具有进攻性：林冲忍而不济就杀人，交警温永胜劝导不成就下跪，蔺相如“称病”“避匿”，一举成功，我想，廉颇，若依然故我，执迷不悟，顽固坚持，蔺相如是决不会善罢甘休，听之任之的——因为，蔺相如“求全”之宗旨，即赵之安宁这个宗旨，是决不会轻易放弃的。还有，他们所求之“全”，只要是锲而不舍，坚持不懈，且措施得当，就应该能够如愿以偿，虽然，不一定指日可待，但是，绝对不会是妄想或者是奢望。 于是，我就敢于认定：蔺相如“委曲求全”之“委曲”，决不是“使自己受委屈”，也决不是“勉强迁就”或“暂时忍让”所能解释得了的。 事实上，蔺相如对廉颇之“恶言”，是绝对不会迁就，也不会忍让的，这跟交警温永胜对围观群众没有离开，绝不迁就，绝不忍让是一样的：因为，围观群众没有离开，已经在直接地影响着交通安全，廉颇之“恶言”，如不加制止，就必将会直接地威慑着赵国之安宁。交警温永胜对围观群众之没有离开，劝导不成就下跪，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求围观群众自己离开，他是坚定不移地一定要围观群众离开；蔺相如之“称病”和“避匿”，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要廉颇自省，自悟，自认其错，蔺相如也是坚定不移地一定要扼制以避免廉颇之“恶言”将要酿成的恶果。这，应当是不容置疑的。 前文，我在理解蔺相如之“委曲求全”时，尽管也用了“迁就”和“忍让”这样的语词，然而，我所说的“迁就”或“忍让”，并不是指蔺相如对廉颇之“恶言”，“迁”而“就”之，“忍”而“让”之；我所说的“迁就”和“忍让”，是对宣言“我见相如，必辱之”的廉颇其人之迁就和忍让，即常言所说的：就这件事，我坚决不让，就你这个人来说，我还就必须让你一码的意思。这样的迁就或忍让，是对对方之错误的谅解或体谅，是“解”而“谅”之，是“体”而“谅”之，所迁就或忍让的是其人，而不是他的错误言行。就廉颇而言，他是“赵之良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勇气闻于诸侯”，是对赵国之存亡安危有着举足轻重的人物；用蔺相如自己的话说：“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蔺相如十分地明白，欲求赵之安宁，其关键是“将相和”，而廉颇又是不可或缺的“将才”。蔺相如“称病”“避匿”，意在避正面冲突，意在避“两虎共斗”，他是用“称病”“避匿”之行为举措，以委屈自己为代价，来扼制廉颇之“恶言”，以求“将相和”，以求赵国之安宁。——是具有进攻性的。如果只看到蔺相如因此而“使自己受委屈”了，所看到的，就仅仅是行为之表象，并未看到其实质；蔺相如为了求自己所求之全，“委屈自己”，是他心甘情愿地所付出的代价——其实，付出必要的代价，也是手段或方式方法之一种。我还敢这样去设想：如果“称病”“避匿”无济于事，如果廉颇骂上门去，蔺相如也不至于反目，他还依然会以退为进，以柔克刚。故而，说蔺相如对廉颇的“忍让”，是暂时忍让，或是勉强迁就，或是委屈地忍让和迁就，都是站不住脚的。 同样的道理，交警温永顺下跪，也是如此，是诚心诚意的。温永顺是人民交警，围观的是人民群众（尽管，他们一时还不觉悟，尚未认识到围观行为之危害，但是，他们毕竟还是人民群众）。温永胜所迁就或忍让的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围观群众的围观行为。在那样情急的状况下，谁还能有别的高招，请说说看？我想，温永胜能置自己之尊严于不顾，以委屈自己而下跪为代价，去求交通安全，去求人民的生命财产之安全，是难能可贵的。“报道”中说：“坐在记者面前颇显腼腆的温永胜平静地回忆：‘当时我很着急，因为在东河区的巴彦塔拉大街至西脑包的交叉路处堵上半小时，相连带其它道路就要堵上两个半小时，左劝右说不顶用，焦急万分的我便一下子跪了下去。其实我也没过多想什么，几百人站在我的面前，而且多是一些老者，跪在人民面前，就算是跪给我的父母，不算什么。我是警察，只要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就行了，我这样做无怨无悔！’”，这发自肺腑的朴实话语，不能不让人动容。我想，你现在去问温永胜，他一定会说：我跪得值！ 交警温永顺，赵相蔺相如，他们都是把“求全”放在首位，“求全”，是他们不可动摇的宗旨。 然而，林冲之“忍”就有所不同：他是在避对手之锋芒——为求生存，不得不付出“强忍”之代价，他就并非诚心诚意。高太尉等人既能设下圈套构陷林冲白虎堂行刺，从求全之宗旨出发，精明谨慎的林冲不会不知道，如果卤莽行事去硬碰，那就等于自己去送死。金圣叹说，林冲“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此说颇有见地。“熬得住”，是为了“把得牢”，“把得牢”，方可“做得彻”，我以为，林冲就是在如此行事的：林冲“买把解腕尖刀，带在身上，前街后巷一地里去寻（陆虞候）”，“寻了三五日，不见消耗，林冲也自心慢了”，这就是林冲能“熬得住”的行为表现，也是林冲要“把得牢”的心理体现。如果，陆虞候真地被林冲寻着了，“只教他骨肉为泥”，不是没有这个可能，但是，若果真如此，他就不是精明谨慎的林冲而是别的人。在山神庙，他亲自听到了陆虞候等三人的对话，从高衙内想要霸占己妻说起，明说是高太尉“特使”“火烧草料场”，一定要置他于死地，——来龙去脉，清清楚楚，曲折原委，都摆在面前，林冲在这个时候杀人，他就是“把得牢”，所以，也就能“做得彻”。我们看林冲，千万不可忽略：林冲之“忍”与“狠”，都是为了“求全”，“逆来顺受”与“杀人上山”又是有机整体，他是“忍”而不“让”，“屈”而不“从”，他之“忍”，才是“暂时忍让”，“勉强迁就”，即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忍”之背后藏“狠”，“忍”字背后藏着“杀机”，——不然，他的“花枪”和“刀”为什么总是带在身边？否则，他又怎么会杀人？ 社会实践告诉我们：委曲求全，求全的宗旨不可动摇，求全之锐意不可没有，求全的方略亦不可小视，——没有以“委曲”为特征的具体行为或举措，有时候就往往不可以或很难达到“求全”之目的，故，求全之方法或做法，是不得不讲究的。《辞源》给“迁就”的注释是：“舍此取彼，委曲求合”。我理解，这个“委曲求合”之“委曲”，就是“舍此取彼”；“舍此取彼”，就是“曲折委婉”的意思；这种“舍此取彼”之抉择，或“曲折委婉”之抉择，又必须是“诚心诚意”的，蔺相如对廉颇，温永顺对围观群众就是如此，所以，才能求得所求之“全”。 社会实践还告诉我们，委曲求全，有时候还就不得不用迁就或忍让之手段或方法，付出必要的代价，然而，又绝不可一味地迁就或忍让；当出手时就出手，当忍让或迁就时，还就得必须迁就或忍让；有时，迁就或忍让是心甘情愿的，是诚心诚意的，有时，迁就或忍让又是被逼无奈，或者是以退为进，伺机而动的策略。“出手”和“忍让”，往往又是相辅而行的，即所谓“软硬兼施”。林冲之“忍”与他的“狠”，温永胜之“下跪”与他之前的劝导等一系列行为，都是统一体，都是为了“求全”，所以，林冲和交警温永胜的“委曲求全”中的“委曲”，又有曲曲折折的意思，是指他们求全之历程是：曲曲折折，颇费周折的。——他们“求全”之“求”的那股执著劲﹑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那个韧劲，和“求”这个动作行为的进攻性，就是在这曲曲折折，颇费周折的求全历程中体现出来的，他们之人格魅力也是在这曲曲折折，颇费周折的求全历程中表现出来的。 归结起来说，“委曲求全”，就是委曲地求全，就是以委曲的做法或手段去求全。“求全”，是“委曲求全”之宗旨，是“委曲求全”之“眼”；“求”，是锐意而求，是眼中之“睛”；“委曲”，是求全的行为特征：或曲折委婉，或曲曲折折，或兼而有之。——这就是蔺相如﹑林冲﹑温永胜之“委曲求全”。 天有阴晴，月有圆缺，人间万般事，谁不求其全？欲“求全”，就得努力，奋斗，拼搏，不怕道路之曲折艰难；有时，又不得不“委曲”自己，调整，取舍自我之决策和方略，变更，选择，采取上乘的行为举措，亦含做出一些必要的让步或牺牲，付出必要的代价。小至家庭﹑邻里的和谐相处，是是非非之安排处理，大至集团﹑国家的交往和共处，政治﹑经济﹑军事等等之运筹帷幄：是对垒抗衡，还是斡旋谈判，是据理力争，还是妥协让步，是流血牺牲，还是化干戈为玉帛，——无不是为了“求全”，无不是在“委曲求全”！中国处理大使馆被炸还有“撞机”事件，是“委曲求全”，为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国费尽周折从中斡旋，亦是委曲求全，国际贸易磨擦问题，台海问题，等等，也无不是在委曲求全——我想，这大概是一个常识性问题。我们理解和把握“委曲求全”，亦当本于此，对“求全”这个宗旨，绝不可有稍微之疏忽或丝毫之偏离，对求全之手段或措施又不可过于拘执而不知权变，而应该随客观之变而适时地变。——可是，这样的“委曲求全”，在我们的辞书中，你是找不到的，被辞书之相关注释给湮没了。 “委屈求全”， 跟“委曲求全”全然不同： 1．“张道藩确是真情实意千方百计追求蒋碧薇的，也赢得了蒋对他的相应的爱情。徐蒋离婚后，他们就同居了，可是蒋从不以张太太的名义作任何活动，二人始终没有办结婚手续，原因是张还有个法国妻子在巴黎。蒋碧薇就这样委屈求全地过着，从无半句怨言，一直默默地过了三十来个寒暑，直到张道藩逝去前一年才分开。”（画网•艺海拾贝《蒋碧微与廖静文》）。 2．“台湾当局在涉及对日事务中，都低人一等，委屈求全”（海峡军事网•今日要闻 《“迎原住民祖灵”未果 台湾当局对日本委屈求全》）。 3．“成为美国围堵中国大陆重要一环的台湾，已经为了不开罪华盛顿而常要委屈求全；于此，奉劝亲日诸君千万别再幻想日本会因为对‘正常国家’的渴望，而对台湾‘同病相怜’”（唐人茶馆•唐城网络2005.5.31. 冯瑞杰：《莫成日本抗中马前卒：中日关系低潮中的台湾》）。 例1，蒋碧微，是著名画家徐悲鸿的第二任夫人，张道藩是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文中“委屈求全”，是委屈地求全。蒋碧薇对张道藩不“办结婚手续”，不让她“以张太太的名义”参与社交活动这些行为，是“迁”而“就”之，“忍”而“让”之，这与蔺相如坚决不迁就，坚决不忍让廉颇之“恶言”，与温永胜坚决不迁就，坚决不忍让围观群众之围观行为，是截然不同的；蒋碧薇对张道藩不“办结婚手续”，不让她“以张太太的名义”参与社交活动这些行为，是“屈”而“服”之，“屈”而“从”之，这与林冲对高太尉高衙内的迫害“屈”而不“服”，“屈”而不“从”，最终“杀人上山”，又是截然不同的。委屈求全，经“委屈”修饰之后的“求全”，被淡化了；“求”，也不再有进攻性了；“全”，只局限于保全或成全这个被动境地，甚至，还有“将就”﹑“凑合”的味道，分明是“苟全”。如果，我们将“求全”舍去，原句说成：“蒋碧薇就这样委屈地过着，从无半句怨言”，无关大碍。蒋碧薇是为了“保全”与张道藩之“同居”关系而心甘情愿地在承受着委屈，这样的委屈求全，只能让人同情或反感，而并不为情理和事理所认同；这样的“委屈求全”，往往很难求得其全，抑或求得了所谓的全，所负出的代价必然是十分惨重的，就更为情理和事理所不取或不齿。例2，是新闻报道，例3，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者冯瑞杰先生撰写的短文。其“委屈求全”，也是委屈地求全，与蒋碧薇之“委屈求全”是一样的，是指台湾当局对日本，对华盛顿都是心甘情愿地承受着本不应该承受的委屈，是“屈”而“服”之，“屈”而“从”之，是在“苟全”。 如此看来，“委曲求全”和“委屈求全”是全然不同的两个词，是不可混同，更不可相互替代的两个词，我们的辞书却偏偏要将“委曲求全”统统地规范为委屈地求全，舍去“委曲求全”以“求全”为宗旨的内涵，去替代“委屈求全”，又置“委屈求全”于不规范，不合法之地位，这不能不是一桩“冤案”。 郭沫若先生写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战声》中的诗句“委曲求全的苟活决不是真正的生”，郭老的这个“委曲求全”，和蒋碧薇的“委屈求全”，并没有区别，蒋碧薇也是在为求全而“苟活”。郭老的这个“委曲求全”，完全可以，也应该用“委屈求全”去置换。这就说明，“委曲求全”就是委屈地求全，委曲，义同委屈，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源远而流长——是不白之沉冤。 我以为，其症结就在于对“委曲求全”之“委曲”的理解上，更在于对蔺相如之“称病”和“避匿”，对交警温永胜之“下跪”，和对林冲之“忍”或“逆来顺受”，我们只是看到其表象，而没能吃透其本质，因而，就忽略了“委曲求全”之宗旨是“求全”，或者说，是因为忽略了“求全”是“委曲求全”的唯一宗旨，而专注于行为之表象，看不到行为之实质所致。蔺相如之“称病”和“避匿”，他的门客就曾经这样说：“君畏匿之，恐惧殊甚”。这些目光短浅的门客，看不到蔺相如“称病”和“避匿”之实质，看不到这是对付廉颇之“恶言”所采取的曲折委婉的方略，这是蔺相如高人一筹的理性决策，还犹可一说，两千多年后的今人，还在说蔺相如是委屈地求全，是感情上受了委屈，未免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 按照严复“物竟天择，适者生存”观，人，无不是在与人的共处和互动中，求生存，谋发展。为自己，为集团，或为国家民族求生存与发展的具体行为，无不具有自己的主观动机和目的，而载有自己主观动机和目的的人之行为，又无不是与客观环境中的人在互动，并受其制约。故此，评说一个人的具体行为，如果离开或看不准其行为之具体客观背景和他自身的动机目的，恐怕，就往往要出错。 我们不妨这样去思考： 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打交道，蒋介石非“剿灭共匪”不可，红军被迫长征，其处境和林冲相似。你如果认清当时之历史背景，你如果把握住“求全”之宗旨，就不难理解红军为什么要长征，林冲为什么要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被逼长征北上，求生存，谋发展，有人说是狼狈地逃窜，有人说是委屈地逃跑，中国共产党自己说是战略转移，北上抗日。说红军是狼狈地逃窜者，不是敌人就是不友好者之幸灾乐祸，这姑且不论；说红军是委屈地逃跑者，往往是自己队伍中的人，或同情者，他们就是因为只看表象，没有看到或并不理解长征的伟大意义，即长征之实质，才那么去认为，那么去说的；林冲之“忍”与“狠”，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林冲杀人并非是一时冲动，是由“忍”而萌发，是在一忍再忍中孕育，发展，是由“忍”而不济才痛下决心的；林冲之“忍”，是退中谋进，忍中藏狠，是“忍人之所不能忍”，以便“为人之所不能为”，——没有“忍”，林冲就不会有杀人上山之举。说林冲之“忍”是在“委屈自己”，甚至，有些评论大家还说林冲之“忍”，是“忍辱苟全”或“苟活求全”，将林冲与蒋碧薇之“忍”等同起来，是极其错误的。 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劝说各界人士力主释放蒋介石，尔后，又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隶属于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这与蔺相如迁就廉颇相似。如果不忘当时的历史背景，又把握住“求全”这个宗旨，你就不会去说中国共产党之对于蒋介石，即如蔺相如之对于廉颇，是在委屈地“求全”，是委屈了自己。人，最大的敌人莫过于自己，战胜自己最为不易。蔺相如战胜了自我之感情，不仅忍了廉颇之“恶言”，而且宁可“常称病”和“引车避匿”，我想，蔺相如一定会以自己之所作所为而自得自喜，岂会有自己委屈自己之念？ 中国共产党，最终，将蒋家王朝推翻，坚决地不迁就，坚决地不忍让，这与交警温永胜对围观群众之围观行为坚决不迁就坚决不忍让，与蔺相如对廉颇之“恶言”坚决不迁就坚决不忍让，与林冲对陆虞候一伙坚决不迁就坚决不忍让，又都相似，你只要把握住当时的历史背景，你只要把握住“求全”这个宗旨，也就不难理解，因为，他们所坚决不迁就不忍让的人或事，都超出了各自的“求全”之地线，已经威胁着或必将威慑着他们各自“求全”之宗旨。 “委曲”的行为是“求全”之手段或方略，一经被行为的表象所蒙蔽，一经牵缠在或局限在感情是否受了委屈上，就难免偏离或忽略“求全”之宗旨，而有悖于客观语言实际！可是，两部词典或更多的辞书都将“委曲求全”之侧重点转移到“委曲”上去，且又将“委曲”定格在感情受了委屈上，甚至，将“委曲”视为“委屈”——淡化或湮没了“求全”之宗旨，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 辞书注释，总是把自己的目光锁定在“委曲”上，总是把自己的目光聚焦在“委曲”上，总是将“委曲”与情感的委屈与否纠缠在一起，弄得“委曲”与“委屈”难辩，似乎有了“委曲求全”就不可以再有“委屈求全”，所以，“委屈求全”也就始终没有一个合法的地位！ 广大语言使用者，那样地不听话，那样地就是不买你的帐，依然“肆无忌惮”地在使用“委屈求全”，我以为，这就是对辞书注释曲解“委曲求全”之“委曲”之现状的抗议！这就是对不让“委屈求全”有个合法地位之现状的抗议！ “委曲求全”中的“委曲”，注释为“勉强迁就”﹑“暂时忍让”﹑“使自己受委屈”或“义同委屈”等等，其依据，大概是《汉书•严彭祖传》中“何可委曲从俗，苛求富贵乎？”中的“委曲从俗”。我们不妨将《汉书•严彭祖传》中相关文字抄录于下： “彭祖为宣帝博士，至河南东郡太守。以高第入为左冯翊，迁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权贵。或曰：‘天时不胜人事，君以不修小礼曲意，亡贵人左右之助，经谊虽高，不至宰相。愿少自勉强。’彭祖曰：‘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苛求富贵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终。” 文中“不修小礼曲意”之“曲意” 就是“委曲从俗”之“委曲” 的注脚，“曲意”是违背自己之本心的意思。《辞源》给词目“委曲”的注释③是“屈身折节”，所用的书证也是《汉书•严彭祖传》中的“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这个句子。如果，将这个“委曲”解释为“委屈”或“使自己受委屈”，都可以说得通，是没错的。 然而，请看这样一些注释： 委曲求全，解释：委曲：曲意迁就。勉强迁就，以求保全。也指为了顾全大局而让步。出处：《汉书•严彭祖传》：“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 示例：～的苟活决不是真正的生。（郭沫若《战声》诗）——这是网上《成语宝典》的注释。其中，“曲意迁就”就是“勉强迁就”，就是委屈地迁就。他们，是依据《汉书•严彭祖传》来注释的。 委曲求全：委曲：使自己受委屈。勉强迁就，求得事情的完成。《汉书•严彭祖传》：“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这是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修订本《汉语成语词典》的注释。其“勉强迁就”，就是使自己受委屈的迁就。他们也是依据《汉书•严彭祖传》来注释的。 委曲：义同委屈。曲意求全。《汉书•严彭祖传》：“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这是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辞海》给词目“委曲”的注释。此注，特有意思：委曲，义同委屈。——是从书证中“委曲从俗”之“委曲”而来；难道，委曲，又有“曲意求全”的意思？——稍稍留意便知：这又是在为用来做书证的句子作注，是说严彭祖不愿委曲从俗是为保全自身名节，不愿委曲从俗，就是不愿曲意求全。——终于与“委曲求全”之“求全”挂上了钩，殊不知这样的“委曲求全”，就是“曲意求全”，还是“委屈地求全”，跟蒋碧薇的“委屈求全”一样，侧重点不在“求全”而在“委屈”；蒋碧薇是愿意委屈自己去求那个“同居”之全，严彭祖是不愿委屈自己去求“富贵”之全。 更何况，《汉书•严彭祖传》中仅有“委曲从俗”，“委曲从俗”，岂可与“委曲求全”等同？尽管严彭祖绝不委曲从俗是为了保全自身之名节，这，已经绕了一个弯，总不该去生拉硬扯，牵强附会才是。《成语宝典》说“委曲求全”语出《汉书•严彭祖传》，是否有点儿荒唐！ 《辞源》给“曲全”的注释是“委曲求全”，且援引“《老子》上：‘曲则全，枉则直。’《庄子•天下》：‘人皆求福，己独曲全。’疏：‘委曲随物，保全生道。’”为左证。邱继宗先生2001年9月5日撰文《“曲全”不是“委曲求全”》，认为“曲”是“缺”之误，“‘委曲求全’只是在前人错误理解‘曲则全’下所创造的一句成语”，所见不无道理。然而，邱继宗先生也承认“委曲求全”是语出于此，既已约定俗成，仍按“曲则全”去解释恐怕也无妨。老子所说的“曲则全”，其“曲”与“全”，是对立并存的两个概念，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两个概念，并不去牵扯感情之委屈与否——是蔺相如之“常称病”﹑“引车避匿”之行为，令将和相“卒相与欢，为吻颈之交”，达到“求全”的目的；是林冲之“忍”和“狠”，“逆来顺受”和“杀人上山”之行为，终于求得了生存权，实现了“求全”的目的；是交警黄永胜之劝导﹑下跪之行为，终于让围观群众开始骚动，腾开了道路，达到了“求全”的目的，还是可以说得通的。 是否还有别的“探源”之说？不才孤陋而寡闻，尚有待大家指点。 2005年5月10日初稿 2005年12月6日修改稿 相关链接：教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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