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与杀子 --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孝道与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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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话推荐　何友晖、彭泗清原载《方法》99年第3 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孝道是一种传统美德，舜是一位古代圣贤，而杀子却是一个让人心惊肉跳的字眼，将它们放在一起，未免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嫌。但是，它们之间确实存在一种看不见的关联：杀子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并不少见，孝道是造成这个现象的根源之一，而舜的传说恰好包含了这两方面的主题。在中国人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化的人际关系中，这种关键至今还若隐若现，因此有必要作一番认真的探究。一、杀子与自我牺牲虞舜出身低贱，幼年丧母，父亲瞽瞍是一个盲人。年轻时，舜就是有名的孝子。父亲却只知宠爱后妻和后妻的子女，对舜很坏并经常打骂；后母凶狠嫉妒，想杀死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粗野自私，常常欺负他。尽管如此，舜还是一片真心敬孝父母，爱护弟妹。尧帝在寻找合适的人选继承帝位时听人介绍舜的事迹之后想考察他是否胜任。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做妻子，又叫自己的9 个儿子和舜生活在一起，以此来考察舜的品行。尧还让舜担任官职，给他严酷的考验，以此来考察他的才干。虽然做了尧的女婿，舜在家庭中的处境却没有改善。他的家人还是想害死他。一次，他们叫舜帮助修理谷仓，等到舜登上仓顶时，却撤梯放火，想烧死他；又有一次，他们叫舜帮助淘井，等舜下井后，却投石填土，想活埋他；还有一次，他们请舜喝酒，想等他喝醉后杀死他。在妻子们的帮助下，舜每次都死里逃生，家人的谋杀没有得逞。按照孟子的说法，舜明白自己在家庭中悲惨甚至危险的处境。在去修理谷仓、淘井、喝酒之前，他都知道暗藏着杀机，妻子也劝他不要去。要不是得到神助，他必死无疑。但是，他还是去了。为了履行孝道，他别无选择。行孝与杀子的联系并非只出现在舜的故事中。事实上中国流传甚广的许多传说和戏剧都包含了这个主题。在《二十四孝》中还有一个 “为母埋儿”的故事，其主题与舜的传说相同：子女有被自己的亲生父亲杀死的危险。故事是这样的：“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妻子不敢违巨。巨掘坑三尺余。忽见黄金一釜。上云：天赐孝子郭，官不得取，民不可夺。”郭巨的儿子能够活命，也靠的是上天有眼。应该指出的是，在这个故事的早期版本中，郭巨并不穷。在父亲去世后，他把家中的所有财产分给了两个兄弟，自己独立承担奉养母亲的义务。准备埋掉的儿子刚刚出生不久。郭巨之所以要埋儿，是因为考虑到养育儿子可能会妨碍他履行供养老母的孝行。由此看来，并非只有穷人家的婴儿才可能遭遇被埋的危险。遇到饥荒年份，杀婴的现象就更加普遍。由于中国历史上饥荒颇为频繁，所以，杀婴在中国人的集体经验中是很突出的一件事。也许有人认为，这类行孝的伦理，其根源在于物质上的缺乏。但是，这种说法无法解释为什么要牺牲婴儿，而不是老人。正是孝道将饥荒时的杀婴合理化。薛仁贵的传说是又一例杀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已经成为京剧的传统曲目。薛仁贵是唐朝时一个箭法高超的将领，他被调遣到遥远的边疆去执行军事任务，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有一个版本的传奇中，故事是这样的：薛仁贵在戍边18年之后，第一次回家。就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一个年轻人正在射杀野鹅。年轻人的箭法很好，薛仁贵便向他提出挑战，要比赛箭法，声称自己可以用一支箭射死两只野鹅。年轻人接受了挑战，但是，薛仁贵没有射野鹅，而是射死了这个年轻人。薛仁贵说：“我本来可以给这小子留一条命，但是，象我这样的军人，永远都不能让箭法超过我的人活下来”。故事的结局是悲剧性的：被射死的不是别人，正是薛仁贵的儿子。他于18年前在薛仁贵离开家不久后出生。在《红楼梦》中，宝玉也差点被他父亲贾政打死。有一次，宝玉接二连三做了几件坏事，贾政听了非常愤怒，他喝令侍从们将宝玉 “堵起嘴来，着实打死！”贾政还嫌侍从打轻了，就“一脚踢开掌板的，自己夺过来，咬着牙狠命盖了三四十下。”要不是王夫人及时阻止，宝玉就可能小命难保了。宝玉被打得“面白气弱”，“由臀至胫，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无一点好处”（第三十三回）。当然，这些故事之间有一些重要的区别。舜的传说是胜利者的故事。薛仁贵的传奇却是可怕的悲剧。在舜的故事中，主人公已经长大成人，可以养活自己；在“为母埋儿”中，那个婴儿却是完全无助的。按照儒家的标准，舜是孝的典型，而宝玉则是一个不守规矩、荒疏学业、辜负了父亲期望的不孝之子。“为母埋儿”的父亲心中想的是孝道；贾政的行为也以孝道为基础。俗话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如果宝玉被宠坏，成为无用之人，贾政就没有对祖先尽孝——他应该管教好孩子，保护家庭的名誉。舜的父亲则毫无理由来杀舜。因此，父亲们相似的行为背后有着不同的情况和动机。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的行为都是有意识的，都对其儿子的生命构成了危险。父亲的杀子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与此相关的现象是子女为了父母而作自我牺牲。在儒家看来，一个人长大以后，就有责任铭记父母的恩情，将他们的幸福摆在比自己的幸福更重要的位置。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子女不能让父母处于那种很痛苦的情境：要决定是牺牲子女的幸福，还是牺牲他们自己的幸福。因此，子女应该主动地为了父母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用心理学的话来说，这样做就是将外在的文化要求内化为自觉的行动。在中国的传说故事中，一再出现那种为了尽孝而做自我牺牲，不惜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的事迹。故事越曲折，自毁性越大，就越受到称赞。在《二十四孝》中，这类故事很多。例如，一个8 岁的孩子为了防止蚊子咬他的父母，宁愿让蚊子恣意咬他自己；孝子王祥受后母虐待，但是，当后母想吃鱼时，他却不顾天寒地冻，卧冰求鲤；一个孝子听从医生的指示，尝父亲的粪便，以判断父亲的病情，知道父亲病危时，就祈祷上天让他替父亲去死；年仅14岁、手无寸铁的杨香 “扼虎救父”，“惟知有父而不知有身”。二、孝道的神话与实质孝道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它代表了一整套思想和行为模式。第一，按照孝道，亲子关系是“绝对密不可分的”（杜维明语），因而是无法逃脱的。夫妻关系可以破裂，但亲子关系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中止。所以，行孝要贯穿一个人生命的始终。事实上，在父母死后，还要继续孝敬他们：为他们报仇雪恨，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遵循他们生前坚持的原则，祭奠祖先。第二，行孝意味着维护父亲的权威地位。父辈的权威是不可挑战的，在某种程度上，薛仁贵的故事就表明了这一点。当亲子关系出现问题时，按照孝的伦理，子女必须从自己身上去寻找原因，想办法修补关系。子女首先要问的是，“我做错了什么？”“我有什么缺点？” 而不是问父母有什么错。正如俗话所说：“天底下没有错误的父母。” 舜就是反躬自省的典范。对于家人对他不好一事，舜责备自己，而不是责备家人。他认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自己不完美，而不是由于他父亲和弟弟的恶毒。哪怕得不到善意的理解，甚至遭到敌意的拒绝，也要坚持不懈地行孝，实际上，正是敌意的拒绝突出了孝行的伟大。在这方面，儒家的英雄颇象那种“别人打你的左脸，再把右脸伸给他” 的基督徒。但是，应该注意到，基督徒理应对所有的敌人都这样做，而儒家的英雄只有对自己的家人才以孝报怨。第三，行孝还意味着子女的一切行动都要为父母的幸福着想。一方面，子女应该努力争取生活上的成功，给家庭带来荣耀。越成功，荣耀越高，孝行就越大。在谈到舜时，孟子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孟子》，万章上）另一方面，为了父母的幸福，子女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此外，在某些条件下，一个孝子可以违背父母的意愿。如果顺从父母的某些意愿会导致对父母不好的结果的话，违背这些意愿就甚至成为行孝的义务。因此，虽然瞽瞍想谋杀舜，舜却不让他得逞，否则就会使他的父亲更不配当父亲。孔子指出，当父亲发怒要打人时，孝子应该保证自己的身体少受伤害。正如《孝经》所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而且，如果父亲对子女体罚得太厉害，也有违父慈的伦理，所以，躲开父亲的体罚是有利于父亲的行为。舜的婚姻大事也没有事先告诉父母。在正常情况下，这种不遵守 “父母之命”的行为，会被认为是不孝之举。但是，孟子为舜做了这样的辩护：“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他又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孟子》，万章上）不管是躲开父母的体罚，还是背着父母结婚以延续香火，孝子都遵循着一个基本原则：一切行动都要为父母的最终利益着想。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孝道并不只是敬爱父母的人之常情，而是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行孝的结果可能并非和谐的天伦之乐，而是相当残酷的人间悲剧。那么，为什么还要行孝呢？儒家的辩护是：示范性的孝行符合天意，终将得到善报。对舜来说，这种善报就是继承帝位。一开始，使尧注意到舜的正是他孝子的名声。孔子说：“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大德者必受命。”（《中庸》，第十七章）与此类似，孟子认为将天下交给舜的是天，而不是尧：“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 孝行不仅符合天意，而且可以感动人心。舜的传说就表达了一种乐观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孝行具有将悲剧转化为喜剧的力量。《孝经》中记载，舜坚定不移的孝行起到了一定的道德感化作用。三、对孝道的现代争辩当代中国对于有关舜的传说而引发的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是传统主义的，一是反传统主义的。杜维明是传统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舜是儒家倡导的自我修养的典范。舜所面对的极其艰难的逆境，为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机会。他的观点可以简述如下：自我修养是儒家思想的中心内容，它是实现人性潜能的必经之路。尽管家庭是儒家思想的中心，但是，它却并非儒家思想的终点。家庭是个人成长和相互支持的自然的、必需的最合适的环境。自我修养是规范亲密关系、使之和谐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尤为重要的是，父子关系具有绝对密不可分的性质，处理好父子关系是自我修养和精神发展的一种重要途径。舜遵循孝的伦理，“追求道德的完善”，克服了各种困难，设法协调与父亲的关系。通过这种努力，他终于使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造性转化是一个美丽的理想，舜的传说中含有很强的妄想成分：天可以被感动。如果天不被感动，他的家人也死不悔改，那么，他坚持不懈的孝行又会有什么结果呢？如果没有上天的帮助，那些与舜一样冒着生命危险行孝的人，大难不死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杜维明对这类问题保持沉默。杜维明的观点中的基本缺陷是没有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我们会为那些在大灾大难面前表现出巨大的道德勇气的人喝彩。生活为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无穷的机会，但它们可能与孝道毫无关系。我们必须考虑孝的代价：在孝道的支配下，舜成为一个思想单一、行为僵化、不能做出其它选择的人。毛泽东曾经写下“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句，他所向往的是敢想敢干、人定胜天的英雄，却不是循规蹈矩、靠天救命的孝道的牺牲品。鲁迅是反传统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曾说过，听了《二十四孝》的故事之后，就完全放弃了做孝子的想法。特别是“为母埋儿”的故事很可怕。鲁迅问自己：如果他的父亲也这么来尽孝，他可能会有什么遭遇？鲁迅说自己再也不敢做孝子，而且，他也害怕父亲想做孝子。心理学有关研究表明，从当代有关人的个性发展的观点来看，孝道具有负面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孝道与认知保守性密切相关，深受孝道影响的人认知保守性强，认知改变的阻力较大。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孝道是以权威主义道德观为特征的社会化模式的主要基础。这一模式强调冲动控制，而非自我表达；强调道德上的正确，而非心理上的灵敏；强调对父母的服从和报答，而非自我实现。其负面的结果是造成个人情感与角色行为相分离而可能造成父子关系中出现情感疏远、紧张和敌对等问题。儒家将父子关系视为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要求尽力使之和谐；而在实际生活中，父子关系不是亲密，而多是疏远。中国传统的文化规范与其心理反应之间存在矛盾。孝道本身压抑了对这个矛盾的意识，同时它造成了中国传统伦理学研究的盲点。舜之类的故事对于文化盲点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这些故事中，道德正确是最重要所在。遵循传统道德戒律，而使内在的情感变得无关紧要。在无形的传统价值观的熏陶之下，儿童会形成这样的观念：生活就是听话、守规矩，个人的意志、情感和需要必须被压抑。他们需学会从社会和道德需要的角度来看待生活，个人心理方面的意识则逐渐淡漠。临床观察表明，绝对的父母权威造成的中国儿童有一些典型的反应类型：在情感上疏远父母，特别是父亲；出现害怕权威人物的普遍化趋势；面对权威的指示，采取沉默、否定、消极抵抗的行为方式；出现将攻击内向化的趋势；情感与角色相分离。在代际关系充满紧张、缺少关爱的情形下，情感与角色的分离，是应付孝道规范的一种心理机制。它使人可以不带情感地去完成孝行，扮演孝子孝女的角色。在谈到舜的故事时，孟子说：“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俟。”（《孟子》，万章上）。孟子用一种描述性的口气来表达规范性的主张，把应然当做了实然。也就是说，应该做的被说成了已经做的，不应该做的被说成了没有做的：“对弟弟愤怒、抱怨是不对的，违背了仁义道德”，所以，“这种愤怒、抱怨就不存在。”因此，中国的社会化模式特别强调对攻击冲动的控制。而且，儒家没有将错误的思想与错误的行为区分开来。错误的行为要禁止，错误的思想也不可接受。正如孔子所说：“思无邪”（思想纯正）。因此，必须消灭心中所有错误的、不纯洁的思想。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孔子所强调的就是思想控制。但是，如何才能使要不得的（错误的、不纯的）思想和感情变纯洁呢？我们能够找到一把清洁思想的“心灵刷子”吗？人心毕竟不是机器！说“坏”思想不应该存在，并不意味着“坏”思想就真的不存在。思想可以被压抑，但不会因此而消失。心理学上的实然，必须跟伦理学上的应然区分开来。更严重的是，被压抑的思想仍然可能起作用，它们会继续引起心理冲突和紧张，对心灵造成更大的危害。人际关系的真正和谐，要求人们认识清楚自己对于他人的情感，并妥善解决其中的问题。否则，我们就会否认自己的负面情感和敌意冲动，所谓的和谐就会蜕变为口是心非口蜜腹剑的虚假的和谐。对于思想控制的看法，儒家思想与心理分析学派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心理分析主张完全根除对思想的一切限制：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想的。它对思想和行为作了基本的区分。我们认为，由自我（ego ）控制的、有意识的思想，本身是无害的。只有在行为的领域，才需要控制。在今天，敢于想那些不可想的问题，是创造力的源头。内在的思想控制只会扼杀创造力，导致精神上的杀子。相关链接：作文素材		·语文课件下载 ·语文视频下载 ·语文试题下载 ·语文备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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