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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世界学术界的地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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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世界学术界的地下文献　　——关于郭店竹简的对话　庞朴王博编者按：沉睡于我国湖北荆门郭店村二千余年的八百多枚竹简终于面世。这批竹简大约制作于公元前310 年至公元前300 年间，那是孟子，庄子，屈原仍然活着的年代，这一重大事件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兴趣，国际儒学联合会已在北京召开过多次研讨会；美国哈佛大学也组织了一批学者对这些竹简进行了逐字逐句的研读，并举行过多次会议；另外如达慕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加拿大汉学界也都对此极为尖注。目前，国内外学者都期待着中国的专家们提出自己的见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庞朴研究员，曾多次在国内外作过有关郭店竹简的学术报告；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王博是研究道家的青年学者，曾参加者美国汉学界关于郭店竹简的讨论，我们特请他们进行这次对话，以飨国内外读者。郭店竹简引起世界汉学界极大关注王博（以下简称王)：从本世纪初到现在，我们对古代思想和文化的认识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数量丰富的考古发现。这些发现中最近的一次当然是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里的竹简，它们已于九八年五月份正式公布。（参见文物出版社《郭店楚墓竹简》）我知道，您对考古发现一直都很有兴趣。庞朴（以下简称庞）：是的！我初步整理了一下最近几十年文献出土的情况。远的不说，单说七二年到九二、九三这二十年间出土的文献，已经相当可观了。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五千多枚竹简，其主要内容是兵书，比如《孙子》、《孙膑》、《六韬》等；然后是二三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同年在河北定县（今定州）也出土了一批竹简，这批竹简年代较晚，是西汉后朗。里面比较重要的文献是《论语》和《文子》，《论语》的内容跟通行本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文子》相对而言重要得多，因为它可以为过去有关《文子》真伪问题的讨论提供直接的证据；接下来是七五年，云梦睡虎地秦墓里出土了秦律。—共一千一百多枚竹简，全都是法律条文和案例；然后是七七年安徽阜阳出土了汉初的木简，其中有《诗经》、《周易》，还有《仓颉篇》；八三年，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了汉初的竹简，主要足医书；然后是八七年包山楚简，内容主要是关于祭祀的文献、还有一些案例；接下来是九三年，江苏东海，出土了一批西汉后期的简牍、主要是文学方面的东西；向年出土的当然还有郭店竹简。郭店竹简从字数上来说，并不算太多，只有一万三干多字，但从内容看，其价值之高，实属罕见，这是无法用字数的多少来衡量的。总的来说，我觉得郭店竹简的出土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当然此后还有一些文献出土，比如九六年长沙走马楼出土了一个三国时代吴国的档案库，共有竹简十多万枚，大概超过了这二十年来所有出土文献的总和，这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史经济史无疑是有用的，但在思想史上几乎没什么价值。王：正如您所说的那样，我们关注出土的文献，主要还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其实在这个方面，还有一些没有整理公布的材料，像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批竹简，以及流失在外的一些文献，可能都非常有价值。饶宗颐先生就曾提到，除了郭店以外，上海博物馆和他本人于里都收藏着抄有《淄衣》的竹简。而且年代跟郭店差不多。这样一来，仅《缁衣》一文，我们就发现了三种本子。这对于先秦思想史的研究，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当然，有些材料我们现在还无法看到，也就不去提它。单就郭店竹简来说，其价什确实如您所说，实在是难以估量。郭店竹简公布以后，国内外学界都异常关注，据我所知，您在国际儒联已经组织过几次关于郭店竹简的讨论。而九八年五月，在美国的达慕思大学也开了一次以郭店《老子》为主题的讨论会，与会者有来自欧美、中国和日本等地的学者。美国的大学，如芝加哥大学在同月也在读郭店竹简里的《性自命出》了。从整个汉学界关注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材料的重要性。填补由孔子到孟子之间儒学史的空白庞：它的重要性主要还是在于它的内容。它的内容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为我们理解从孔子到孟子之间的这一段空白，提供了许多线索。我们一直都在讲“儒分为八”，而“儒分为八”的具体内容我们却一直都搞不清楚，最明显的，所谓思孟学派里面的“思”，我们就搞不清楚，至于颜子学派，则更是只听说过，这一学派的具体主张是什么，根本无从了解。郭店竹简里虽然没有颜子的东西，但听说上海的那批文献里有颜子两篇。如果我们将这些文献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将孔子到孟子之间的这段空白填补起来，而这一段空白，对于理解儒学发展史至关重要。虽然这批材料的出现还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但至少有几个很重要的观念是可以弄清楚的了。王：您刚才提到儒分为八的问题，但目前郭店这个文献，很多人认为只是子思氏之儒的作品，您是否同意这个说法，如果同意的话，那我们显然也只是了解了八派中的一派而已。庞：这个说法我大体上同意。但我前面已经讲到，上海博物馆的那批文献里显然有颜子学派的东西，就我看到的目录说，里面有颜子两篇。郭店竹简看起来可能主要是子思学派的文献，或者说思孟学派。其中《五行》和《淄衣》无疑是非常确定的，而且这两篇内容相当完整。以此为坐标，那些思想相近的文献，就可以划归思孟学派。就这一点而言，我想《性自命出》极有可能是子思学派的东西。至于是否像有些先生所说，这就是《子思子》多少篇，恐怕还要作进一步的考订。王：我对于认为这批文献就是《子思子》多少篇的观点一直将信将疑。虽然历史上有一些资料可以证明《五行》和《绍衣》与《子思子》的关系，但如果将这批文献（就其中儒家的部分而言）作为一个整体，那么它在思想上是否完全一致，就很可怀疑，当然这一点恐怕还要做进一步的分析。仅就竹简本身来说，它们的形制就不是完全一样的。很多人认为，形制不一样也就意味着来源不同，也就是说，这些竹简是从不同的途径中来的。这样似乎存在一种可能性，即它们可能来源于更多的学派，而不仅仅是子思氏之儒。庞：从思想内容上看，《语丛四》就明显地不一样。《语丛四》和《语丛三》在形制上似乎也不一样。王：对，是不一样。庞：郭店这批竹简大概可以区分出几种形制呢？三四种有吗？王：不止。如果作详细区分，大概可以区分出十余种来，而且其中的区别较为明显。庞：如果是这样，做考古学研究的人就可以大做文章了。关于形制的问题，我觉得不能简单地看。首先，这批文献不一定是在同一个计划下抄成的，它不是一时一地抄的，抄写的来源不一样，所以形制也就不一定完全一样。而且不一定同形制的都是同一个思想、同一个学派，不同形制的就不是同一个思想、同一个学派。我觉得做考古研究的人，有时容易见物不见人。对形制的差异作认真地研究当然有必要，但我们不能将这个问题简单化：以为形制不同就代表思想学派不同，而完全不考虑其思想内容究竟怎样。比较起来，我们还是倾向于从内容出发，从内容上看，会看出许多不—样的东西来。当然，这里面除去《老子》以外，主要还都属于儒家的一个学派。上海那批材料，从我看到过的目录看，内容要比这更丰富。王：我们刚才曾经提到郭店这批竹简意义非常大，除去它的内容方面的重要性以外，还有一点是这批文献的年代非常早。考古学界认为是在公元前四世纪末，说得更确切一点，是在公元前310 年到公元前300 年之间。虽然在考古学界以外，还有一些学者持有异议，但既然没有什么特别令人信服的证据，我们现在还是依据考古学界的看法。我印象中，您在其他场合曾将郭店竹简与晋代的汲冢竹书相比。庞：汲冢竹书的出上是在公元279 年，即晋太康二年，据记载当时出土的竹简有数十车，约三十余万言。可是出土以后不久，遭逢兵乱，大部分都散失了。汲冢竹书里，影响最大的有两本：《竹书纪年》和《逸周书》。当然从现存的目录看，里面还有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可惜我们都没有看到。《太乙生水》提供了一种宇宙生成论的新模式王；郭店竹简里最早受到关注的无疑是《老子》。在竹简术整理公布出来以前，有一传言说郭店竹简里面的《老子》是对话体，当时我们都很震惊，现在看起来，这都是误传厂。整理者将郭店竹简见里《老子》分为三组，也就是说一共有三个本子，而且在《老子》丙本后面，还附有一篇《太一生水》。据我所知，您对郭店本的《老子》和《太一生水》都很有兴趣，您是不是能在这里谈—谈您的看法。庞：提到《太—生水》，我倒想问问你，你说《太一生水》算不算《老子》丙本里面的内容，从竹简的形制上看，两者是完全一致的。王：我觉得应该把它们分开，因为从文体和内容上看，它们应该是两个东西。这一区分就好像把《鲁穆公问子思》与《穷达以时》分开一样，因为抄写这两篇文章的竹简的形制上也是一样的。庞：这正好印证我刚才讲的，我们应更多考虑思想内容而非形制。王：把思想和形制结合起来考虑，恐怕会更全面。庞：从竹简的内容看，《太一生水》和《老子》无论如何不能合在一起。首先是文体不一样，《老子》是哲理诗，《太一生水》是散文。从思想上看，《太一生水》实际上只谈了一个问题，也就是宇宙发生论的问题，而《老子》则显然不是，《老子》的气派要大得多。王：而且在《老子》那里，宇宙发生论其实只是一个背景、一个铺垫，并不是它主要讨论的问题。《太一生水》就不一样，它专门讨论宇宙发生论的问题，并且把它作为自己兴趣的核心。庞：《太一生水》里面所讲宁宙发生论很有意思，甚至可以说有一点奇怪。我们过去知道的几种宇宙发生论：一是《周易》的系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二是《老子》的系统，道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再有就是《易纬。乾凿度》，太易、太初、太始、太素。然而，《太一生水》里面的宇宙发生论就完全不一样，“太一生水，水反辅太—”。反辅这个观念在以前任何宇宙创生论里都没有提到过，以前都是单向的。为什么会有反辅这个观念呢？我有一个猜测，就是太一是后来加上去的，其实本来就是水生万物。为什么这样猜测呢？这是有根据的，这不光是在中国，希伯来和希腊都认为水生万物。《创世纪》上说上帝创造了大地、创造了光，唯独没有说创造水。创造天地、创造光，然后就说到神明运行于水上，莫名其妙就出现了水。所以水是最早的，水最早，所以水生万物就很好理解。但是 “水生万物”这种说法在理性思辨程度上就差多了，所以在上面加上了一个太一。这里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神明”究党是什么。德国学者瓦格纳有一种说法，他说神就是天上神，明就是地下鬼，我觉得这有点道理，这在文献上也有支持，《诗经。人雅》里说“赫赫在上，明明在下”，就有点这个意思。王：我在达慕思大学开会时，曾经提出过—种看法，即神明指日月，这样来解释，文献上的依据很多：《说卦传》里讲“幽赞于神明而生蓍”，东汉的苟爽在注“神明”时说“神者在天，明者在地。神以夜光，明以昼照”，他就是把神看作月亮，明看作太阳，这一点在《庄子。天下》里也有线索，比如讲“神何由降？明何由出？”一个降，一个出，而且神明对举，应该是指日月。如果把神明看作日月，那么太一、水、天地、日月、四时这样一个顺序也较为合理。当然这个问题还需要作进。步的讨论。《太一生水》里提到的神明，至少可以提不我们对此概念应多加注意，因为帛书《黄帝四经》里有神明的提法，《鹃冠子》里也有，到了严遵那里，更把神明作为其宁宙发生论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顺便提一下，就是从古到今，《老子》是我们从地下挖出最多的一部书。庞：对，假如说郭店这一次是三本的话，马王堆有两本，这就已经有五本了。王：再加上唐初傅奕整理过的那个本子，以及敦煌文物里的六十多种《老子》，那么出土的《老子》的本子实在是太多了。庞：当然所有这些本子里，还是郭店这本最重要。而《老子》这部书出土这么多，真有点让人不得不相信孔子向老子问礼这件事。王：至少可以看出在当时《老子》这部书的影响就非常大。庞：假如确如考古学界所说，郭店竹简的年代是公元前300 年，那个时候屈原活着，庄子活着，孟子也活着。我想他们一定看过这部书。郭店竹简出在楚地，那么屈原当然看过，而假如它确是子思学派的东西，那么它应该是从北方传到南方的，这样一来，庄子也很可能看过，而孟子看过，则更加不成问题。也就是，很可能这些人都读过这本书，而这本书对于他们的思想也都发挥了作用。 “六经”作为一个整体己在战国中期形成王：郭店竹简按比例说，儒家的部分更多。正如我们刚才提到过的，我们大概可以把它看作子思氏之儒的作品。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这一文献与经典的关系非常密切。其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六经”这种说法，但“《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一个整体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六德》，一次是在《语丛二》。这说明至少在战国中期，六经就已经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了。以前有人说“六经”作为一个整体是在西汉才出现的，现在这个说法看来要重新考虑了。庞：完全不是这样。王：看来早期儒家确实是把经典作为它的基本课本来研究和传习的。庞：六经作为一个整体显然早就存在，《庄子。天下篇》提到的顺序与郭店大体一样，。但郭店竹简妙成的时候，《论语》好像还没有编成。根据何在呢？以前有人说《论语》是西汉初年才编成的，这是根据其他各种各样的推测得出的。这一次出土材料则可以为我们更进一步切近地考虑《论语》问题提供一个根据。郭店竹简里至少有三条与《论语》的句子完全一样，“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还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三条语录在上下文里非常自然，顺着文义该出现就出现了，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文中很自然就出来了，如果当年《论语》已经编好了的话，它在引出这些句子时齐形式上应该受一些限制，有一点变化，或者说“孔子曰”，或者说“子曰”“论语曰”，这些在郭店竹简完全没有，好像天底下完全没有《论语》这回事儿。内此，可以看出当时《论语》还没有编好。王：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事实上，郭店竹简的意义还不仅在于它本身，它还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考虑现存文献的价值，或者说对现存文献的形成过程作一些推定，像您刚才提到的《论语》。除此之外，大家对于《礼记》也比较关注。我们以前一直把《礼记》放到比较晚的时代。我觉得郭店竹简的一个很重大的影响就是，我们应该对《礼记》作一个重新的估价。庞：在郭店竹简中，除去《缁衣》以外，至少还有十几处出自《礼记》，《檀弓》、《乐记》等篇。这样一来，以前我们的很多说法要推翻了。冯友兰先生说它是秦汉之际的文献，当时主要有几种考虑，其中之一就是我们觉得古人的思想不可能这样复杂，文字也不可能这样成熟。有了这样一个总的印象，再去找一些“铁证”，所以就把《礼记》放得很后。现在，郭店竹简里完完整整的一篇《缁衣》放在那儿，几乎与通行本没有区别。王：几个月前，我遇到一位美国学者，是研究《缁衣》的。他在博士论文里将《缁衣》放在西汉初年，这个结论是从语法分析中得出来的。这次他看了郭店竹简以后，十分震惊，但也没有办法。以前种种推测，在这个证据面前完全失效了。庞：还有一些人的说法也需要修正。有人认为战国时期不可能有 “情”这个观念，而如果有“情”这个词出现的话，那就一定不是性情之情，而是指情况之“情”。比如《孟子》里讲“乃若其情”，这一句话便被解释为“如果是这样情况的话”。现在竹简里有《性自命出》，其中的许多“情”字就只能解释为“感情”的“情”，你还有什么话说。我们总是觉得古人的思想不可能有那么深，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是十分错误的。王：我们刚才提到经典的问题。这些年，我一直比较关心儒家学者对于经典的解释。从司马谈到班固，在讲儒家的时候，都讲儒家与六经的关系。就郭店竹简看，《五行》主要是引《诗经》的东西，《缁衣》主要引《尚书》和《诗经》，《成之文之》引《尚书》较多，《性自命出》更多讨论《乐》的问题，《唐禹之道》则与《尚书。尧典》关系密切。由此似乎可以看出，早在先秦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只对某一经典感兴趣的儒者，或者说某一部经典已经有了像汉代所说的那种传承的系统。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我们过去一直以为到了汉代以后才有五经博士，每人专门研究一经。而你提到的这种情况，是不是表明在先秦已经有了类似的情形呢？王：而且它从不问的传统里引出不同的问题，比如《尚书》里主要讨论政治问题，比如说君民关系；《诗》主言志，以情为主，所以《五行篇》主要讨论心和情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它通过不同的经典关注的问题是不一样的。重写先秦思想史庞：这样一来，我们的学术史真得重新写厂。尤其是先秦儒学发展史，过去前面一段太模糊，现在的线索就清楚得多了。王：“五四”以来，我们对经学——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实际上，如果要研究儒学，离开经典，是根本无法吃透的。郭店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个很好的例子，并不是到了汉以后儒家才如此，甲。在先秦就是如此。所以历史上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教授弟子，这恐怕并非虚言，而是历史上实际的情形。庞：现在应该想办法定一个计划，大家分头从某一些方面人手，深入展开研究。就像我们刚才说过的那样，除去简文本身的理解和注疏，由简文引出的问题意义更大。王：您提到的这一点很重要，简文本身固然重要，但它给我们提供的思路无疑更加重要。它使我们开拓了思路，对十理解现存文献乃至整个思想史都将有重大的意义。庞：我以前曾经说过，我说在九八年，应该首先要就竹简本身来作解释，出几本沦文集；其次就要考虑研究竹简与各种经书的关系，特别是与《礼记》和《尚书》等经典的关系；再进一步就要考虑儒学思想发展的问题，至少也要对先秦的儒学思想史作新的考虑。当然要做这个工作，需要动员很多人，而且最好大家能分头来搞，不要力量太过重。王：如果真能做到当然好，只是这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还是回到郭店竹简本身，有一篇是《鲁穆公问子思》，从中可以看到我们一直在讲的古代知识分子“以德抗位”的情形。，子思在面对鲁穆公的时候没有一点畏惧的感觉，似乎他的背后有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他，使得他可以“恒称君之恶者”。由此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的精神面貌。当然，这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的。战国纷争，士人因其拥有知识而为各国君主所尊重。另外，士人可以白出流动，此处不留爷，白有留爷处，这也使他们少了很多患得患失。庞：是的。知识分子的风貌与时代背景很有关系。后来到了大一统时代，敢与君主分庭抗礼的人就少多了。王：与马王堆帛书一样，郭店竹简里也有《五行篇》。两者的区别是，郭店只有《经》，而没有《说》。马王堆帛书《五行篇》出土以后，您曾经发表过专门的研究成果，说它是思孟学派的作品。这次郭店竹简里的《五行篇》公布以后，您有什么新考虑吗？庞：从内容上看，我觉得它们可能来源于同一个本子。当然其中有两处不太一样，一是次序不同，这一差别并不太重要。二者最大的不同是有《说》还是没有《说》。关于这一点，我想可能本来就没有《说》。因为从现在《五行篇》中《经》的部分看，并不需要《说》，也完全可以看懂。所以它没有必要有“说”。后来荀子批评它“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无类”是说不合逻辑，我想荀子是说把圣和仁义礼智放在一块儿，逻辑上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后面两句是说它在文字上艰涩难懂。荀子这样一批评，思孟的后学便搞了一个《说》。从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第一，《说》—定是在《孟子》以后，因为《说》的最后两段基本上抄自《孟子》；第二，《说》似乎是为了应付什么事情才出现的，我猜想可能就是应付荀子的批评，荀子既然批评它没有说，它索性每句都有说，有些语义非常清楚、不需要“说”的，它也要说上一句“直之也”，即“这句话只需照字面理解就可以”。由此可见，《说》是后加上去的，而且在荀子之后。王：您的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现在有些学者认为《经》和《说》同时有，但他们似乎很难解释为什么郭店竹简里只抄《经》，不抄《说》。郭店竹简里除去《五行篇》以外，比较确定是了思氏之儒的还有《缁衣》。竹简的《缁衣＞很有意思，它的篇末有—个章数—— 二十三，而今本《缁衣》是二十四章，它们基本是—样的。两个本子比较起来，竹简《缁衣》章序的安排要更合理一些，譬如它的首章就是“好贤如《缁衣》”那—段，按照古书命名的通例，应该是竹简更合理。竹简本与今本的最大不同，据我的考察，有两点：其一是顺序。顺序的不同体现出结构的问题，我发现竹简的结构有一个有意的设计和安排，篇首的八九章里主要讲“好恶”，每一章里都有，其后的几章主要讲“言行”，它似乎是按照主题词来编的，所以整个二十三章可以按主题分为儿组；第二，《缁衣》里引用最多的是《诗》《书》，但竹简里引用的时候都是先引《诗》后引《书》，而今本则先引《书》后引《诗＞，这似乎表明两个本子的抄写者对这两部经典的重视程度有些不同。庞：你提的这—点很重要。你是否认为今本在次序上有些混乱呢？王：相较而言，今本《缁衣》确实不如竹简整齐。这—现象值得认真考虑。庞：现在既然出土了三种《缁衣》的本子（包括上海博物馆和饶宗颐先生收藏的两个本子），将来可以好好比较一下。《性自命出》突现了“情”的意义王：郭店竹简里还有一篇《性自命出》颇受关注，因为它讨论了儒学思想史上一些最受关注的问题。像道、性、命、心、情等。我们以前一直认为有关心性问题的讨论从孟子开始，现在看来，在孟子之前，也就是您讲的从孔子到孟子之间的那段时间，儒者们已经在很集中地讨论这个问题了。应该说《性自命出＞对于研究那一段的儒学是十分重要的文献。庞：尤其是它认为“道始于情”。这确实是破大荒的事。以前我们即使读《孟子＞。也读不出这个思想。而读＜中庸》，则恰好读的是另外一回事儿，《中庸＞讲率性之谓道，道由性出。当然情也可以从性出，但《中庸》里没有明确说，这一次干脆很明确，天——命— —性——情——道，这个次序里其他的东西并不奇怪，天、命、性这些观念我们在《孟子＞那里都找得到。可是“道始于情”都是绝无仅有的，按照我们传统的理解，这几乎有一点非儒家的味道了。只可惜《语丛》里的内容有些我们还读不大懂，我看《语丛三》中就有相当大的一段是在讲如何从情生道的，当中有很多我们读不明白，但当时分析得很细是肯定的。王：它确实可以改变很多人对儒家的印象，我记得其中有“一句话似乎是讲如果按照情去作，即便过分了，也并不坏。其实我们以前讨论孔子”仁“的问题时，其中很重要的一方向就是讲要有真情实感，应该以真情实感为基础，而不要虚伪文饰，应该看出，这是早期儒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庞：它更注重人心里是怎么想的，所以里面有很多字都带“心” 这个偏旁，比如“仁”，上面是一个“身”，下而一个“心”；而 “为”，就是去做，下面也放—个“心”，就把心里想的也包括进去了。王：这篇文章里还向我们提出人性的问题，以前从孟子到宋儒，一直觉得性善论是正统，但从这一文献看，我们不禁要想起王充在《论衡·本件篇》里的记载，那里面谈到七十子及其弟子关于性情问题的各种各样的说法。从那可以看出，当时对人性的理解是相当复杂的，性善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支，而且这—支在唐以前的儒学中并没占主流的地位。庞：郭店这个文献，似乎是讲性可善可恶。如果这确是子思的思想的话，那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子思和孟子是同一个学派的。而孟子非常明确地讲性善。当然，这里可能有一个过渡的问题，孔子不谈善恶，只谈“性相近”，而孟子就已经在谈性善了，从性相近到性善，中间也许有一个缓慢的过渡。王：我还注意到—点，好像早期儒家特别喜欢谈好恶的问题。我刚才谈到竹简本《缁衣》的前八九章都在讲“好恶”的问题，而这里又讲“好恶，性也”，所谓好恶，实际上是“情”，它是从“情”上来谈性的。这—点，跟孟子似乎很不一样。因此，我觉得思孟学派可能是一个相当笼统的提法。荀子也认为有一个思孟学派，但如果详加分疏，思和孟还不—样。韩非子讲儒家八派时就区分了“子思氏之儒” 和“孟氏之儒”。庞：思和孟之间相差了不止一代。孟子生于公元前380 年前后，当时子思早已不在了，年代不相接，思想也有一些差别。这中间最主要的两个标志，一个是性的善恶问题，一个是情的问题，这两点，郭店的文献与孟子思想很不—样，而如果郭店竹简确属子思子的东西，那子思与孟子之间的分疏是值得考虑的。 “儒家”、“道家”与“杂家” 王：郭店竹简里面还有一点比较突出，就是它强调教化。庞：“教使然也”。王：如果我们拿这一点同《老子》相比，就有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前面是《老子》，讲不言之教，无为白化；后面是儒家，强调教化。整个文献似乎在强调有两种不同的治国方法，各有各的特点，可供学习、比较和选择。庞：《老子》与儒学的书放在一起，这透露出一个很有趣的信息。如果藏书人确是太子太傅的话，那么他实际上是在告诉太子：前人有这样两种思想，这两种思想都有它的优点，每人都说到了一个方面，我们都应该学习，以便在不同的情况里区别使用。这倒是一种很宽容的态度。王：您说的这一点很有意思。统治者考虑问题的方式与学者不同，学者一般要追求一个一贯的系统，比如《孟子》是一个系统，《墨子》是一个系统，《庄子》又是一个系统，而政客编的书就不—样，像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刘安的《淮南子》，他们都是杂家，所谓“兼儒墨，合名法”，如果郭店竹简确为太子太傅的藏书，那它自然也具有这个性质。庞：你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谓杂家可能就是这样出来的。王：对，其实可以说并无杂家，从著作分类上看有杂家，从思想上看，则无杂家。我们围绕郭店竹简已谈了很多。考古发现对于思想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已经不是什么陌生的事了。比如，马王堆帛书出十以后，对于我们理解先秦道家乃至整个思想史都发挥了很大的影响，郭店的竹简，我想是不是也具有相同的价值或意义呢？庞：几乎每一次大的出土文献的面世，都起到过类似的作用，比如“孔子壁中书”引起了今古文之争，汲冢竹书，特别是里面的《竹书纪年》解决了商周的年代问题。马王堆当然更不用说了。郭店竹简虽然只有一万三千字，但内容之丰富之重要，一定会引生出非常大的影响。还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句话，整个思想史，特别是先秦的儒学史恐怕一定要改写了。王：郭店竹简出土，适逢世纪末，这正是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时候。在本世纪初的时候，当时人是要打倒孔子家店。到世纪末的时候，郭店竹简的发现又让我们重新思考孔子家店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出土了这样一批重要的文献，真可谓“天有其时”。庞：郭店竹简的适逢其时，或许是“天之将兴斯文”的征兆？王：希望是如此。当然这也要看学者们的努力，所谓“天有其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庞：那现在就要看这第三句话“人有其治”怎么样了。相关链接：		·语文课件下载 ·语文视频下载 ·语文试题下载 ·语文备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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