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编版必修下册第五单元《与妻书》导学案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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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 语文教案 → 导学案 2021-03-28 手机版 | ||||
素养目标 1．了解林觉民及文章写作背景；理解句子含义。积累文言词汇，提高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2．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体会文言语言、情感的魅力。 3．体会作者高尚的革命情操，培养高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4．作者采用了抒情、记叙、议论三种表达方式，其中记叙和议论的密切结合，更有力地突出了中心。 课文预习案（任务一） 一、作者介绍 林觉民（1886—1911）字意洞，号抖飞，又号天外生。福建闽县人。林觉民阅读了大量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书刊，确立了“中国非革命无以自强”的思想。他曾留学日本庆应大学，在那里加入了同盟会。写了一些宣传革命思想的论文及小说。后在“黄花岗起义”中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五岁。 二、题目解说 本文是早期民主革命先驱者林觉民烈士在参加广州起义前写给妻子陈意映的一封绝笔信，表现了高尚情操和对妻子的深情。 林觉民起义前三天深夜，写了两封遗书，一封给他的父亲，字数不多：“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推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另一给他的妻子，就是《与妻书》，题目是后人加的。 三、写作背景 1911年4月27日（阴历辛亥年3月29日），由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起义虽经精心准备，但因寡不敌众，最终失败，一百多革命志士遇难。后收敛遗骸七十二具，合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起义震动全国，不久爆发了武昌起义。 四、资料链接 补充介绍作者：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为黄花福州十杰之一。 1902年考入福州全闽大学堂文科； 1907年毕业，考入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文科攻读哲学；后参加同盟会； 1911年，参加同盟会广州起义，受伤被捕，从容就义。遗体后被安葬在广州黄花岗，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他在参加起义之前，给新婚妻子留下一封著名的与妻诀别书，被选入中国高中语文课本及台湾国中中文课本。 林觉民的故居位于福州南后街杨桥路口，现为福州市辛亥革命纪念馆。 著名书法家、政治家林长民是林觉民堂兄，林觉民也是中国著名建筑师林徽因的堂叔。 语言建构与运用（任务二） 1．注音释义。 卿（qīnɡ） 晤（wù） 彀（ɡòu） 恸（tònɡ） 语（yù） 婉（wǎn） 嗟（jiē） 虐（nüè） 眷（juàn） 旁（bànɡ） 意映卿卿如晤（晤，音wù，相遇、见面，引申为面对面） 的的非吾所忍（的，音dí，实在、的确） 2．通假字。 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旁，通傍，靠近） 3．一词多义。 [竟] A动词 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完毕、终了《与妻书》） 此县官重太后，故不竟也（追究《汉书、霍光传》） 轻舟竟川（从头到尾，曹操《善哉行》） B副词 道竟何为耶（究竟、终究，刘禹锡《天论上》） 神农竟不知（竟然、居然，杜甫《游何将军山林》） [身] A名词 首身离合心不惩（身体、躯体，《国殇》） 且以汝有身也（有身指怀孕，本课） B代词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自己、自身《出师表》） 身是张翼德也（我《三国志蜀书张飞传》） C副词 将军身披坚执锐（亲自《陈涉世家》） 4．词性活用。 A．名词用作动词 汝幸而偶我（婚配）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尊敬。幼，疼爱） B．名词用作状语 汝泣告我（哭着） 瓜分之日可以死（像分瓜一样） C．动词使动用法 不能竟书而欲搁笔（使……完毕） 当尽吾意为幸（使……尽） D．形容词用作动词 卒不忍独善其身（完善） E。形容意动用法 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以……为乐） 5．古今异义。 汝可以模拟得之（古义：想象、揣摩。今义：模仿） 6．句式解析。 称心快意，几家能彀（主谓倒装句） 思维提升与发展（任务三） 一、整体把握 （一）默读课文，理清条理： 全文七段，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1）：作为遗书的开端，简要地说明自己写这封遗书的原因和悲痛的心情。 第二部分（2－4）：是信的核心。在这部分中，烈士心情倾诉自己“至爱汝”又“忍舍汝而死”的心情和道理。 第三部分（5－7）：作为遗书的结尾，再一次倾诉自己“至爱汝”和“忍舍汝而死”的衷肠。 （二）品味语言： 1．“意映卿卿如唔，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开篇点明这是一封绝笔信。作者深知自己的处境，但义无反顾。 2．“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意在表达自己关心民众的痛苦，与人民的感情息息相通。引经据典。用孟子的话再次说明对妻子的爱已普及天下苍生。 3．“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回忆新婚的日子，两情相悦，共赏美景，无话不谈。现在这样的情形，让人多么悲伤。 4．“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我知道即将与你生离死别了，想要告诉你实情，却不忍心让我挚爱的你承受这痛苦，只能日日借酒消愁。 5．“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我对你的爱至死不渝，即便死去，我的灵魂与你也永远不会分开。 6．“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我死之后，若有心电感应，灵魂会永远陪伴你，不让你孤单难过。我死得其所，但始终不能放下对你的依恋。 二、问题探究 1．作者的衷情是什么？ 明确：作者“忍悲”所言衷情是：“吾至爱汝”并“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从而“使吾勇于就死”，并“敢先汝而死”，进而慰“汝不必以无侣为悲”。 2．作者是怎样表达衷情的？ 明确：全文以“忍悲为汝言吾衷”的“吾衷”为主线，结合抒情忆事，进行深刻的说理，表达了“吾至爱汝”又不得不“忍舍汝而死”的复杂的思想感情。 3．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想一想，这篇绝笔为什么感人？ 明确：钟叔河序叶绍袁《甲行日注》云：“大凡真能爱国家、爱民族，真能为国家民族做出一点牺牲，而不是专门讲大话唱高调的人，于家庭骨肉之间，亦必有真感情、真爱心，我不相信刻薄寡恩的人，能够有民胞物与的胸怀，有对国家民族的真正责任感。”这番话，验之于林觉民之信之死是非常深刻的，也道出了本文感人至深的原因 文章第三段，作者以深情的笔墨记叙了几件往事，表达了对妻子的爱恋和为妻子着想“无所不至”的一片真情。这种“吾至爱汝”的夫妻之情外，至诚美好令人感到；但更令人感动的是，“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的献身精神及由此而阐述的道理。 林觉民为造福天下放弃自己幸福和生命的说理过程，是对其挚爱陈意映的说理，更是对自己的说理。正是因为它是对革命者本身的说理，革命者本身才由意志做出决断，自愿牺牲本身的生命、幸福、自由，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家人、好友的幸福、情感，投身于革命洪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革命者的人性的光辉和理性的自觉。 4．课文是1911年作者参加广州起义前夕写给妻子的绝笔书。作者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妻子，希望与妻子“相守以死”，甚至希望妻子先自己而死，但为什么最终却决意离妻别子、慷慨赴死？ 明确：作者在第四段写出了不能与妻子“相守以死”的原因。作者从内心发出“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但分析当时中国的现实：“天灾”，“盗贼”，“瓜分”，“奸官污吏”，使“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即使不死，也要经受“较死为苦”的离散。“天下人之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这就是“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的原因。自己并非心愿先于爱妻而死，是清朝的血腥统治，迫使有志之士走上起义的道路。至此，明知妻子“不欲吾死”，而竟然就死的心志已表达得十分清楚了。最后作者表明了自己的决心，“死无余憾”，相信会有后来同志继承革命事业。又叮嘱妻子善抚后代，使之继承父志。这一段于说理中抒情，说情中喻理，情、理交织，人感至深。 5．为什么说《与妻书》是一曲爱情的颂歌，更是一首正气歌？（讨论此题旨在了解本文将儿女之情与革命豪情相结合的写法。） 明确：（1）林觉民在牺牲前给妻子的绝笔书中表现了儿女之情的缠绵细腻，也表现了革命豪情的激昂慷慨。这封信所表现的对妻子的爱情，正是作为献身革命和人民的一种基础和衬托。没有对亲人的爱，也就无法将这种爱扩充成为对天下人的爱；没有对妻子笃深的感情，也就无以衬托他舍此捐躯之高尚情操。 （2）《与妻书》所抒发的思想感情之所以能与广大读者产生共鸣，就在于作者把人世间经常发生的生离死别赋予了悲壮的爱国主义色彩，在于他把热爱亲人和热爱人民的情感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 “为汝言之”，说明写遗书的原因和写遗书时的心情。其中深含“吾至爱汝”的感情，而写遗书的原因就是下文要详谈的全文中心的后半部分：“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 审美鉴赏与创造（任务四） 崇高美 壮美、悲剧、崇高这三种审美价值类型，有着内在的联系，也有着把他们归结为不同的审美价值范畴的根源。鉴于对于美的本质问题的形而上的哲学探讨始终存在是否合理的争论，因此对这三种审美价值类型在本体论上的追问只会庸俗美学的意义，反而会导致忽略更多有价值的方面。 从宏观的角度讲，壮美属于“美”的范畴，而悲剧和崇高则属于另外一种审美价值类型“悲”。壮美的对象给人的是壮美感，包含着刺激、痛快、豪放、舒畅的心理特征。壮美感的获得不是一蹴而就的结果，其间也经历了一个又惊惧到对自身力量的理解和把握的过程。面对巍巍珠穆朗玛，庄严圣洁、高耸入云，像一根擎天的柱子，撑起了整个世界的架构，在它面前，人是多么的渺小，珠峰压迫性的气势首先让人觉得惊悚，但是作为主体的人，马上会意识到即使是这座世界最高峰，也照样被一批又一批的登山者征服，思量之余，很快对人的自身奔腾不息、永不言败的精神有了更好的认识，面对珠峰也会不由产生一种壮美感，这是对人自身生命的关照，也是对自身力量的肯定。 悲剧是一种社会冲突，是把人生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悲剧给人的悲剧感。审美主体在欣赏悲剧容易加入悲剧的情节，以悲剧主体的心态体验斯时斯人的感触，从而获得审美愉悦。当我们吟咏起陆游的《钗头凤》的时候，眼前总会有这样一个画面：一纸休书、一杯黄藤苦酒、一阙哀婉缠绵的唱词、一对伉俪纷飞别离。面对封建家长，陆游和唐婉皆是无能为力，纵然是情比天高，亦只得挥泪作别，一朝别离，遗恨千古。斯时苦痛，卅载沈园再续。 崇高给审美主体的美感是崇高感，这种价值类型的产生是主体和一个较为强大的客体对抗的结果，在对抗的过程中，主体的精神和力量得到展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情系天下苍生，强忍悲痛作书诀别妻儿，面对死亡，毫无惧怕，最终慷慨就义。一纸《与妻书》荡气回肠，一唱三叹，堂堂男子，铁骨柔情，溢于言表。追忆烈士为了国家民族敢于赴死的往事感受到的是难以平息的崇高感。 从以上对壮美、悲剧、崇高的一一表述可以知道，这三种审美价值类型给人的美感是不同的，而且从发生学的角度考证，它们产生的心理过程也不尽相同。 但是综合分析这三种审美价值类型，会发现他们在给人不同的美感的同时，又同时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对人自身力量、精神、生命力的理解和崇敬。尽管是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来达到这个效果，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之妙。壮美是在面对已经被人战胜的形体巨大，力量强大的客体时人的内心对自己力量的一种礼赞；悲剧则是通过悲剧主体的毁灭来达到对人生真谛和宇宙意义的超越，在这种力量并不对称的抗争过程，作为悲剧的主体不服命运的安排，敢于和强大的客体势力斗争，虽然明知不可为却为之，肉体的毁灭并不可怕，最怕的就是灵魂的死亡，悲剧主体虽然毁灭了，但是他们的精神却可昭日月。 壮美、悲剧、崇高都表现为两种力量的对立和抗争。壮美和崇高这两种审美价值类型中的对立都是以主体的最终胜利告终，彰显的是人力量的伟大，这种胜利可能是实质上的，也可能精神上的。悲剧的主体虽然代表着真善美，是新事物的萌芽，但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新与旧的对立中，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面对强大的旧势力或者是邪恶力量时时候，不可避免要走向灭亡，而且越是有价值的主体毁灭越是能够增加悲剧的意味， 能够给人审美感的是悲剧主体在对抗中的抗争。壮美和崇高的主体却不一定要毁灭，在某种意义上说，悲剧是死的诗篇，而壮美和崇高是生的史书。 壮美是主体和强大的客体抗争之后的结果，体现的是已经获得胜利的主体的力量，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对自身力量的静态直观。而悲剧感和崇高感的获得则是在主体和客体的对抗中产生 ，这是一个过程，是在这个过程中的动态的展现审美价值。 悲剧的价值载体只能够是艺术作品，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是不能引起人的审美感的，否则人就是没有理性的无谓的看客了。只有经过艺术再现了的悲剧，和审美主体有了一定的审美距离之后，才能作为一种审美价值类型出现在审美面前。因此，这类价值载体可以表现为小说、戏剧、电影、话剧等艺术形式 。壮美的价值载体可以是现实生活中的自然景象，也可以是和有联系的人造景观或者是具体的某个事件。而崇高的价值载体却只能是和人有联系的对象，可以是艺术形式，也可以是人和自然和其他社会力量抗争的过程。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几种价值形式可能表现出一些共生性，即有可能在同一价值载体上得到体现。西方有学者认为壮美就是崇高，虽然没有抓住本质，但是也还是有一些合理性。的确，壮美和崇高是可能表现在同一价值载体中 ，比如，面对被人征服的珠峰是同时有壮美和崇高的审美体验存在于人的心中的。悲剧和崇高的共生性在我的观念里似乎更是合乎逻辑。《天龙八部》最后一回中萧峰为了化解宋辽两国纷争，在胁迫辽国大王立下有生之年不进攻大宋的誓愿之后，舞箭自杀，从英雄的死，可以感受到巨大的悲剧感，但是沉思之后，可以理解在悲的背后，是英雄的崇高。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任务五） 辛亥革命文学传统的秉承 辛亥革命时期作为一个中国历史的转折点，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小说、诗歌、戏剧等优秀的文学作品。处于新环境、新时代下的当代中国文学努力地探索着冲破瓶颈、战胜重重危机的途径，然不得不承认，文学之途依然迷茫，充满困惑。以史为镜知得失，我们以辛亥革命文学传统烛照当今之文学，以期找到我们身在庐山难于发现的新面目，从几个方面，认识到当今文学的误区、盲区，使当代文学能有所突破。张承志在《选择什么文学即选择什么前途》中说到：“我意识到在中国正在演进同样重大的问题，而我注意这篇文章，却是因为‘良风美俗’之破坏，在中国正如摧枯拉朽。……蔓延的劣质文艺更是大受青睐。恰在此时我读到了佐藤春夫，他以激烈的行为解释说：一个民族如何选择文学，就会如何选择前途。”[1]我们确实也到了一个明智地选择的时候了。 一、从时代性视角对辛亥革命文学的继承和发扬 辛亥革命时期，政府腐败无能，内忧外患，见多识广的革命志士振臂呐喊，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戊戌变法时期，主张改良者对文学极其排斥，以其为玩物丧志之物，完全否定文学地位和作用。到了辛亥革命时期，志士仁人深刻地意识到中国需要开展的是一场政治体制上的革命。革命欲成功，必先更新国民观念，更新国民观念，文学不可或缺。于是文学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特别是小说，以前为正统文人所不齿，到当时揭世刺世醒世的地位，辛亥革命文学皈依政治，因此极具时代性。[2]当时的诗歌是时代的号角。如柳亚子的诗，有些诗表现了慷慨救国的凌云壮志，有些诗表现了对革命英雄的礼赞，有些诗甚至表达了女子解放思想，柳亚子是当时较有代表性的诗人，这些诗句从思想上配合了那个时代的宣传，对国民思想观念的觉醒无疑会起到极强的作用。小说方面，当时出现了揭露现实的一批小说，最有代表性的是后来被鲁迅称为谴责小说的一些小说。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里提到，“……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3]辛亥革命前期，对官场对统治者的揭露和批判成为小说创作的主题，让大众深切揭露到它们的无耻、昏庸、无能。代表作品之一《官场现形记》描绘了一幅幅官场丑态，是对当时官场时弊的揭露、批判。立场是鲜明的，笔触是辛辣的，影响是严肃而深远的。这种对现实的揭露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正因为这些小说的社会现实性价值，使它们流传到今天。顺便提一句，当时兴起的翻译小说，也颇具时代性，如《UncleTom'sCabin》现在翻译成《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本“一个小妇人引起了一场大战争”的小说，当时翻译成了《黑奴吁天录》。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不能不说，它试图在表达着一种时代的呼吁，它试图引起中国的一场思想上的战争，一场革命。反观当代文学，除了寥若晨星的可以称为反映现实的作品，充斥着文学空间的作品，仅看题目就令人触目惊心，许多作者沉溺在才子佳人的风花雪月，逃避在宫廷后妃的奢华富丽，留恋在城市小资的消闲自娱，飘忽在青春偶像的青春靓丽，对现实生活的描绘浮光掠影，在网络成为大众消费的今天，网络文学也相应成为大众文学，在较有名气的文学网站，如红袖添香，就像当今的出租书屋一样，排行榜上总是一些奢靡艳俗的字眼。在新出版的小说里，宫廷神话成为很重的一笔，似乎现实生活中完全没有矛盾，没有问题，全国人民都过上了无忧无虑的共产主义的生活。不得不提的是我们今天也畅销一种官场文学，包括小说，还有打着纪实旗号的一些官场文学，作者热衷于迎合大众偷窥、享受甚至借鉴学习的心理，他们并没有以谴责的立场来揭露他们的丑态，揭露他们的腐败如何的祸国殃民，描述他们的恶有恶报难逃法网的下场，相反他们以极大篇幅描绘了这些人如何纸醉金迷、花天酒地，这些人如何挖空心思左右逢迎行使计策，简直成了一本本的官场指南，读这样的官场文学使人们津津乐道于官场的享受和计谋，使某些为官者奉为掌上宝典，文学揭露批判的本意尽失。即使一些底层叙事的文学也越来越趋向于美化、粉饰现实，仿佛这些底层百姓都过上了富有而自尊的小康生活。学习辛亥革命文学，我们在为之时代性、现实性震撼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有一种现实的责任感，拿起我们的笔，走出书斋，走向社会，走下基层，真实地感受到时代的强音，真实地贴近民众的呼声，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真正地触摸到真实的生活，当然我们也要摒弃辛亥革命文学那种依附政治的声嘶力竭的呐喊，勿因其空洞失其形象性。 二、以审美教育性对辛亥革命文学传统的继承 辛亥革命文学适应时代的召唤，表达了当时的政治理想，慷慨激昂，气吞山河，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文学强音，在当时除了谴责小说有一定的艺术审美价值外，还有本来就以抒情见长的诗歌。当时的小说可以让人物长篇大论地像政治家搬的演讲，这适应了政治宣传的功利性，但其审美意义上便有些逊色。诗歌抒发感情壮志凌云，一些诗人的诗篇还有一些文人诗的典雅。总之当时文学因其工具性、功利性太强而丧失了文学的一些审美特质，特别是在形象性上有所欠缺，这个可以为此稍微弥补的可以说是异军突起或是无心插柳的一种辛亥革命文学的一种特异的文学现象，就是一些家书和遗书，如林觉民的《与妻书》等，这些满腔热血的革命志士，在慷慨赴死之前，留下来情真意切的文字，带有血泪，慷慨赴死、大义凛然、爱家爱国的形象淋漓尽致，呼之欲出，令人读来深为感动。今天的文学作品那种昂扬向上的题材，那种积极健康的主题被庸俗艳异冷漠挤到了角落。有一篇小说题名就叫《黑道》，作品中赤裸裸地描写了性暴力，大肆宣扬黑社会的成功之路，这篇小说还被转载，被欣赏、评论，作者声称自己试图宣扬某个地方人的某种人性，“我写《黑道》，实质上是写湖南人身上的狠劲。”“当我写钟铁龙用斧头劈丁建时，一个手握斧头的男人就呈现在我眼前，很坚决地将斧头劈了下去，我似乎都能听见斧头落在丁建头上的声音。我写他们时，脑海里常有些血腥的场景。”“坏人是这个社会的另一面，他们的价值就是他们能衬托出你是好人。这也是本书的价值。”[4]如果这个地方的人性果真如作品所描述的那样，还真是令人生畏，读完小说，读不出一部文学作品，他的审美教育意义在哪里。如果香雪给我们留下来挥之不去的美，温馨，朴实，真实，雅致，那么这一类的作品除了迎合个别人的低级审美趣味，还有什么。文学作品的审美教育性以其文学艺术自身的审美魅力来感染读者，使受众达到人格、道德、品味的提升，春分化雨，润物无声。辛亥革命文学，铿锵壮观，以警国民，邹容、陈天华虽非文学巨匠，但其作品荡气回肠，振聋发聩，激醒民众，今天我们的文艺虽摈弃全国一盘棋的呆板统一，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文艺的最基本的审美教育功能，对大众人格的熏染和提升绝不能丢弃，坚决摈弃那些低级的庸俗的甚至是腐朽的糜烂的审美趣味，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 三、对外国文学的借鉴的方法的批判和继承 辛亥革命文学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对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进行了拿来，批判和借鉴。大量翻译外国小说，借鉴外国文学以供国人做样本，同时以飨国民。一方面，从西方小说的兴盛及在社会中的审美教育作用体悟到小说的功用，并在国内大力鼓吹其唤醒民众之功用，小说的地位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当时的翻译并没有遵循信达雅，而是常常漏译误译，甚至是林纾那样的二次创作，但多数翻译作品从译作选择上遵循的是为我所用，从翻译原则上也是立足本国。林纾不懂外文，硬是成为名噪当时流芳至今的翻译大家。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其译作《黑奴吁天录》无疑是从当时国民现状出发，选择并翻译的，似乎在呐喊我们不要再做奴隶，我们要民主共和，要民族独立。戏剧更是突破了原来以唱为主，服装、唱腔动作都形式化的格局，借鉴西欧戏剧，形成所谓的文明戏，或称新戏，文明戏以白话对白为主，服装道具布景基本接近真实，这使得戏剧在中国有了巨大转折，拉近了人们与剧中角色、冲突的距离，容易使观众产生反响和共鸣，为五四兴起的新话剧的产生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另外，其他文学样式也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无论怎样，辛亥革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借鉴有自己的立场，本着但为我用的拿来主义的原则。今天，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地的文学信息迅速被摆到共享资源里。众多的文学思潮来到中国，甚至影响着中国文学，各种文学思潮纷至沓来，你方作罢我登场，有人全面模仿某个潮流，甚至成名成家，名噪一时，但事实证明，这样的作品不会久远，相反，是那些有着民族文学特色的作品浪里淘沙流传下来。对此，我们对外国文学的借鉴不妨借鉴一下辛亥革命文学的做法。辛亥革命时期的作家，批判的矛头主要集中在封建的三纲五常、孔孟儒学。从而揭示出传统儒学与专制主义的内在联系。他们侧重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但是并不意味着就是对国家的未来丧失了信心。相反，他们坚信并致力于民族的复兴：首先，他们侧重挖掘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但并非无批判地肯定。即使重经派也不是把孔子及儒学作为圣人和圣经来崇拜，而是作为历史人物和文献典籍来研究分析，也就是说，要把儒学从独尊的统治的地位降为普通的学术流派。第二，针对欧化主义者对本民族优秀传统重视不够的弱点，他们有意识地用发扬国粹来“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试图从传统中汲取推进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同时对西学输入所造成或有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提出批评与警示。 但是在当下的文学发展中，却出现了两种极端的观点，要么就对西方的文学传统一概抹杀，要么就全盘西化，把西方的一切奉为圣旨。正如许嘉璐在《当前文化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一文中提到：“近年来，我国悠久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受到强烈的冲击，其后果直接体现在社会上出现的迷失、生活目标的迷茫和人际关系的冷漠。”从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短短的几十年来看。作家要不断吸收外国文学的精华才会走得更远，但是完全照搬则会昙花一现。而完全置之不理则会不断地重复自己，只能使自己越走越窄。因此，我们要立足于传统民族文学，不断汲取外国文学中适合自己的部分，但不能照搬照抄迷失自己的方向，踏踏实实地读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吸取精髓，剔去糟粕。一个世纪过去了，那些慷慨激昂的论时刺世的文字像灯塔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我们立足今天之文学，希望能秉承其文学传统，指引着我们当代文学的方向，找到当代文学突破的出口。 侯晓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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