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毛泽东——《沁园春·长沙》教学后记(网友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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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瑞良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句词中的“谁”怎么解释才更符合原意?为什么?

        在《沁园春·长沙》的教学中,这是一个敏感而又经常被忽略的问题。由于历史学家的讳莫如深,传记作者的避而不谈,《教师用书》的春秋笔法,导致语文教师的含糊其词,问题的悬而未决。然而有人告诉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毛泽东早年自我修养的方法,特别是他在业师杨昌济先生门下研习的两门课程——修身课和伦理课,可以帮助我们探索他早年的思想与人格之源。

        在探索中,我却惊讶的发现,毛泽东不仅重视集体,也极为重视自我;不仅具有中国传统人格的优点,而且也具有现代西方人格的优点;他不仅是过去的伟人,也是现在和未来的伟人!

 

            人生两大支点之一:“贵我”

        人的一生,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有那么一个由此出发的起点,知道自己在这个无边无际的时空系统——宇宙中,应该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从而使自己不断由渺小走向伟大,由短暂走向永恒,去最大限度的实现一个人的人生价值。

        经过好几年的思索,借鉴了前人,参照了西人,又受到业师杨昌济先生的点化,青年毛泽东为自己找到了这样的两个人生支点:“贵我”、“通今”。这里暂且只提前者。

        人生为什么需“贵我”?答曰:“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称,无起点,失却本位。”毛泽东认为在人己关系上,利己是本位的,是应该肯定的,而利他同样以我为起点。他举例说:“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心,即需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依据这一生活原则,毛泽东认为“义务”不是对他人的,而是对自己的。“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不外一语,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他还进一步认为:“人类的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为此,应该努力“自尽其性,自完其心”。

      “贵我”,相信自我,积极从“我”开始——这就是毛泽东安身立命的最初出发点之一,这就是真正的毛泽东,这就是毛泽东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家子弟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伟人在人格上的根本原因。在毛泽东的一生中,这种“贵我”的思想一以贯之,使他能做到不为外物所累,不为他人所烦,积极有为,乐观奋进,把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起来。

                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

        毛泽东身上有很多传统的东西,在他身上集中了中华民族的许多传统美德与传统智慧,但他身上同时也存在着与传统截然不同的东西,而且还是安身立命的最初出发点,是他成就事业的基础。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命题:人与社会的关系。

        西方讲人与社会,出发点是从人到社会,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从社会到人。中国历来重整体、轻个体,重道德、轻私利,重稳定、轻发展,其本质特征是以扼杀人的个性,扼杀人来实现社会的整合的。当然,中国古代以社会为本位,是有其原因的。那时,生产与社会活动以家庭和家族为单位,个人难以单独为生,所以儒学提倡群体意识,家族意识强,个人淹没在群体之中,因而具有轻视个人利益、抹杀个性、只要求个人尽义务的消极因素。事实上,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具有一致性,由于个人利益不受重视,个性受到压抑,人的首创精神得不到发挥,人的巨大潜能得不到开发,也就使整个社会发展缓慢——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在世界上逐渐落伍的根本原因之一。对于毛泽东,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如果当初屈从于父亲的安排,到米店当个小伙计,那也不会有后来的伟大成就。

        在西方,个人主义是普遍被承认的价值观,其内涵是要求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又同样尊重别人的基本权利。而在我国,个人主义几乎成了无法无天、自私自利的代名词。美国著名思想家爱默生认为,中国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缺乏关于个人的意识和个人尊严。对于现代心理学,人们普遍认同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学说,而在他的理论中,“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是“实现人的全部潜能的欲望”。许多有思想有见地的当代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论述。著名学者周国平在其随笔《自我二重奏》中写道:

      “我何尝不知道,在人类的悲欢离合中,我的故事极其普通。然而,我不能不对自己的故事倾注更多的悲伤。对于我来说,我的爱情波折要比罗密欧更加惊心动魄,我的苦难要比俄狄浦斯更加催人泪下。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不是罗密欧,不是俄狄浦斯,而是我自己。事实上,如果人人看轻一己的悲伤,世上就不会有罗密欧和俄狄浦斯了。

 

      “我终归是我自己。……我无法不成为我的一切行为的主体,我对世界的一切关系的中心。”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其《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中,则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尖锐的指出:

        “我们最应避免的是作出这样的决定:在设计一个社会制度的时候,规定了一系列牺牲个人利益、照顾他人利益的法律、政策、条文等等,可在日常的待人接物中却人人寸利不让,提倡无情的斗争,引起生活中的摩擦,不愉快,造成一个冷漠、缺乏同情的社会。......

       “改革开放以后道德观念需要调整的重要方面就是将集体至上还原为个人至上。如果有什么情况集体利益要求牺牲个人利益,仅仅是因为有更多的个人利益需要这样做,或者从个人的长期利益来看需要这样做。”

                     不仅仅是“发现”

         也许有人会说,正是毛泽东“贵我”的思想,造成了他晚年的独断专行尤其是文革的错误,所以不值得倡导。这种观点我认为有失公允和客观。因为在几千年封建专制才刚刚结束的几十年内,缺乏民主传统、民主环境和民主机制是不言而喻的,此外还有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等原因。我们不能简单的抹杀掉他“贵我”思想的合理性和先进性。实事求是地讲,在今天乃至将来,自我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实现高度的一致,仍是我们的目标,也是中国入世以后提高国际竞争力、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趋势与走向。

        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文教学,任重道远,我们所要做的,恐怕不仅仅是“发现”…… 作者邮箱: cuiruiliang@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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