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语文高考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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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绩 

  语文教学,成为社会热点,已经有三四年了。一时间,似乎社会中的一切矛盾纠葛、思想贫乏、文化衰微等等现象,都可在语文教学中找到根源。于是有了“误尽苍生是语文”那振聋发聩的呐喊。在中学语文教学这块靶子上,“高考语文试卷”更是的中之的。某全国性大报1998年第257期《冰点专刊》曾有过这样一段按语:“人们逐渐形成一个共识,高考语文标准化考试是产生当前语文教育诸多弊端的症结所在,它捆住了广大语文教师的手脚,窒息了语文教学的生机,也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发展,使语文教学越来越走入死胡同。”这样的一种判断,究竟是不是准确、科学呢?

应该珍视高考语文试卷合理的整体结构

  今年语文高考刚结束,7月8日,《北京青年报》以最快的速度,整版刊出《五作家试做2000年高考作文考题》的专栏。可是,看几位青年作家又似演绎、又似评论的大作,却总觉得他们(《如果我们带上三维透视镜》除外)对那作文题其实是一头云雾。也难怪,考题,“传达”而来,“转述”而去;编者、作家,抱定批它一通的主意,谁还管“风马牛”,还是“牛马风”呢?这期专栏很有象征性。近年来对高考语文试卷的批判,大多就是这样抱定成见,不顾事实,破字当先,急功近利。

  评价现行高考语文试卷,离不开现实,离不开对语文学科的认识,离不开对高考语文考试历史的认识,离不开对几百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测试的现实的认识,也离不开对中学素质教育的认识。

  作为高中一线语文教师,我认为,高考语文试卷的命制,符合“语文”学科的固有规律。语文,作为中学基础教育的一门学科,不是培养作家的摇篮。语文,是以传授语文知识,尤其是培养语文能力为基本任务的。语文能力是一种智力、一种脑力。说到底四个字:吸纳、释放。吸纳,即大脑对语言材料的吸收;释放,即将大脑思维经由语言外化。现行高考受条件所限,仅在读、写两个领域分别考查考生的吸纳能力和释放能力。《高考考试说明》就“考试能力要求”划定的五个层次(识记、理解、分析综合、应用和鉴赏评价),就包含在这两项能力中;落实到试卷上,则体现在读、写两个领域里。

  近年的高考试卷,在对两项能力考查的划分与关联上,呈现出清晰的态势。第一、二、三大题分别考查语文基础、文言文阅读和科技类文章阅读,这三大题都是选择题,是在读的领域中考查吸纳能力。第四大题考查社科类文章或文学作品阅读,以简答题为主,既须读又须写:兼考吸纳与释放能力,而以前者为主。第五大题考查语言表达,是以解读为前提的写:也是兼考吸纳与释放能力,但以后者为主。第六大题考查写作,则以考查释放能力为主要目标。这种由吸纳到释放递升的态势,与语文学科的特点,与语文学习的规律特别吻合。这种合理的整体结构,是高考改革十多年来,反复探索,不断总结经验,精简凝聚的成果。高考语文试卷这种合理的整体结构应受到珍视。

高考阅读测试这种“世纪性突破”,对语文教学有着重要意义

  作为高中一线语文教师,我认为,高考语文试卷是语文教学改革的先导,对中学语文教学作着有益有力的导引。

  早期的语文高考主要内容是一篇作文,延续的是科举时代“一篇文章定终身”的方式;其后,又大多取材于课本之内,是一种知识记忆型的考试。80年代中晚期开始的高考语文改革,摆脱了这种状态,将语文高考变为综合能力型考试。北京四中特级教师顾德希老师将其称之为“语文教学的世纪性突破”。顾先生提出三个观点:一、从根本上动摇了科举制度下“文章取士”的观念;二、捅出了传统阅读教学模式的一大缺欠;三、为建立周密的阅读能力体系提供了重要启示。高考阅读测试这种“世纪性突破”,对语文教学有着重要意义。高中每周四五节语文课,阅读是课堂硬指标。语文教师的当务之急是上好这些课。放学生去随意阅读、观察社会、纵情讨论吗?说说容易,实践中它绝不能成为主流。讲授知识吗?只写作文吗?传统中,很多课就是这样度过的,但它显然是片面低效的。

  顾德希老师说:“就整个社会构成而言,纯文学家、作家只是很少一部分。因此,阅读对绝大多数人的基本意义,首先不在于写作的需要,而在于学习、工作以及生存的需要。而提高准确获取新鲜信息的能力,正是提高学习、工作、生存质量的重要保证,与社会进步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准确获取新鲜信息的能力,看成是学生阅读的一项重要的基本能力。”在这里,顾老师将高考阅读测试提高到理性认识的高度,首次提出了“准确获取新鲜信息”的观念。使我们对高考阅读测试本质的认识,豁然开朗。我们认为,“准确获取新鲜信息”是“信息阅读”的基本目的。任何评析、鉴赏阅读,甚至娱乐、浏览、专业阅读,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信息阅读”为基础,或包容在“信息阅读”范畴内,或是“信息阅读”的引申。可以说,引导中学语文教师由质感到理性地认识现代阅读,并将其逐步引入中学语文课堂,高考语文试卷功不可没。

对于没有答案的试题和用这种试题进行的高考,会是什么样子?

  前面提到一种权威结论,认为“高考语文标准化考试”是病根,这一点,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进一步阐述道:“这样的‘标准化’的试题,实际上已经规定了一种所要培养的‘人才标准’。这将是怎样的一种‘人才’呢?他们有一种很强的能力,能够正确、准确地理解‘他者’(这‘他者’在学校里是老师、校长,在考试中是考官,以后在社会上就是上级、长官)的意图、要求……一无思想,二无个人的创造性,不过是能干的奴隶与机械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是‘齿轮与螺丝钉’,而且是国家机器与商业机器上的双重的‘齿轮与螺丝钉’。”

  什么叫“标准化考试”?论者“想当然”了。“标准化考试”,是以统计、测量为基础的测试。钱先生所说的“标准化”试题,应是指有标准答案的试题吧?对于没有答案的试题和用这种试题进行的高考,会是什么样子,实在难以想像。再说正确、准确地理解试题,乃至上级、长官的意图、要求,就一定那么可怕?就一定会荡尽思想和创造,沦为奴隶与工具?这种单一的逻辑倒叫我联想起偏执幼稚的“性格儿童”。再者,既然钱先生承认国家机器与商业机器的双重存在,就应当承认“齿轮和螺丝钉”的必要。我们常说“素质教育”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文学界、思想界、学术界如何看待双重机器,那是大家各自的良知与责任。但有什么理由要求大多数尚未成年的中学生,从学习的初始阶段,就努力成为阻塞机器链条的石子?有什么权力要求中学语文教学和考试承担造就“捣毁机器”的使命?

  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这样批评高考试题:“第二题是一段关于‘转基因作物’的说明文字……我们现在语文课的一大问题,就是人文精神的缺失,现在连语文考题还要受‘科学’的‘侵略’。出题人连一点‘语文本位’观念都没有,我怀疑出题人是不是文学‘出身’?”童先生把“科学”从“人文”中排斥出去,如果这种排斥成立,那么,以“科学”为口号的“五四运动”——中国“人文精神”的启蒙运动岂不也在“侵略”吗?

  童教授又说:“对《报秋》一文的考题,反映了目前中学语文课以零碎的字词分析,把有生命的整体作用,宰割成‘碎块’的做法。”世上万事万物,都既离不开综合,也离不开分解。国家要统一,但也要分成若干个省、市、自治区;一个国务院要分成若干部、司、厅、局;马路要分上下道、快慢线。就是我们的教授去医院,也要分清内科、外科、耳鼻喉科,总不能去“囫囵科”吧?分解也罢,宰割也罢,还是那个现实问题,不这样,如何考?

  更有甚者,在对高考语文试卷的批评中,竟出现了“大字报”、“大批判”式的谩骂。福建师范大学孙绍振教授发出这样一连串的喋喋:(高考语文试卷)令“人神共愤”,其“刁钻、恶毒、阴险、愚昧几乎已经成了过街老鼠”,“把庄严的教学变成了儿戏,而且把人类的精神文明的承传化作了疯狂”。出于这种激愤,孙先生号召“让高考从全国大一统的镣铐中解放出来”,并预言,这样做,“除了危及国家考试中心的一些先生的饭碗不会对任何人有什么损害,相反,将对子孙后代功德无量。”

  孙先生的号召,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我们姑且不论,如果他不是用“镣铐”、“解放”这种“革命”口号对待高考改革的讨论,那还可以说是建设性的。改革是离不开继承的,即使实现了高考从全国一统转到地方,也还是需要继承现行高考丰富经验的。砸烂式的“革命”,痛快一时,却只能大倒退,非但不会“对子孙后代功德无量”,只会贻害无穷。

今年语文试题最大的遗憾就是作文题

  今年高考语文试卷最大的遗憾是作文命题,我的遗憾当然没有青年作家的高度。我认为,高考作文命题的第一要义是选拔;为此,作文题目,应做必要的限制以有效地防止“宿构”。但是,面对某种舆论压力,出于给足学生创造空间的良好愿望,今年高考作文命题极大地放宽限制。除“答案是丰富多彩的”这一话题本身十分宽泛外,还做了多方开放性提示:“角度”、“理解”、“方法”、“答案”、“经历”、“体验”、“见闻”、“认识”,都行、都行,可以说是门户洞开,八面来风。这还不够,又在“注意”栏下,再次做“范围”、“文体”、“题目”诸多方面开放的提示,限制只剩一条“不少于800字”。终于,命题,形同不命题,“宿构”之门大开。为顺应舆论,高考作文命题,做出重大牺牲,极大地削弱了选拔的第一要义。

  我们很理解高考命题组承受的舆论压力。舆论不容许作文命题有些许限制。例如钱理群教授就曾这样评价:“题目本身:《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对题目还是看走了眼。不屑一顾,似乎是一切批评者的共性)就已经规定了写作的内容、价值取向。这实际就是要把考生的思维与写作,纳入到一个早已预设好的,符合社会公共意志与规范的,几乎没有个人意志、想像、创造空间的模式之中,而且是强制性的。”

  篇幅所限,我无心在这里再辩“个人意志”是否必须与“公共意志”背道而驰的常理;作为中学语文教师,我只想表述这样的希望:我们无权要求舆论做负责的导向——某些人并非真的关心语文考试,大家又都要吃饭、要借题发挥;我们只能真诚地希望高考命题,认识到“创造”空间与命题限制并不矛盾,牢牢把握高考“选拔”的宗旨,坚持语文的规律,不再动摇。何况,《五作家试做2000年高考作文考题》已清楚地表明,某些“舆论”骂心已定,你顺应它,它也绝不会买账!

(作者系北京市陈经伦中学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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