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语文教学中提倡人文精神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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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锋卢 作为对目前语文教学中政治教条式的思想灌输以及技术化、应试化教学倾向的反感，若干文化分子提出在语文教学中增加人文底蕴或人文精神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小学上语文教学增添了活力和趣味。但在强调人的“存在”、人的生存意义以及终极关怀、理想信念、神圣使命的同时，因其缺乏文化上的自觉，极有可能为人文精神制定唯一的衡量标准，有把人文精神一元化、绝对化与神圣化的危险。这就会与中国社会文化世俗化变迁不相适应而成为新的“神话”。 它是在“反对科学主义”的前提下提出的 ，虽然它的一套话语对于目前语文教学的批评应当说是很有力的。由于它在理论上的先天不足，感情的要求比认知的分析更多，缺乏科学的支撑，因此不能说它具有理论上、文化上的自觉意识。也因此，它很有可能造成新的蒙昧。为了对此问题有较为科学的认知，把握其发展趋向，并对各种缺乏文化自觉的批评和“药方”进行甄别，警惕新的神话对年轻文化分子的蒙昧，有必要对这一主张进行反思。 首先，这一以“人文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思潮是对几十年来教条的、僵化的思想教育的批判，为中小学语文教学增添了许多人情、人道的色彩，使思想教育变得相对温和。但其结果是通过批判对方而走向对方。何以如此？ 所谓“人文精神”无非是被论者认为是好的，是符合“人性”的思想。也就是用“人文”代替“思想”，用“精神”代替“思想”，其实质没有改变。那些外在于学生的先定的被认为是“好的”思想或者某种特定的“精神”，被要求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涵化到学生身心和行为中去。思想政治内涵确实扩大了，呆板僵化的灌输方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变，但是，新潮的“人文精神教育”与传统的思想教育在思维模式上是相似的。换言之，“人文精神教育”其实仍是原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变形。这一点可以从新修订的教学大纲中得到证实。 虽然大纲所写的“人文性”与“宏扬人文精神”者所说的“人文性”的内涵不尽相同。在这里，指出这样的一小点是有益于理解的：“人文精神”并不先天的就是好的，如在圣化社会里要人“忠君”，不能说不是人文精神和“人文精神教育”，现在我们却认为这样的人文精神、这样的“人文精神教育”很不好。 其次，新时期文化保守主义潮流形成，甚至有论者认为“汉语本身还特有其他语言所不具备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语文根本就是人文倾向而非科学理性的，并且主张，“今天被科学主义理性哲学重创得伤痕累累的语文教学，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复归承继这一传统。” 学习语言即学习民族文化，也就是学习中国文化固有的“人文精神”。这些论调非常契合“我族中心主义”情绪，听起来非常动听，也易于为人所接受。语文跟文化有关，但学习语文目的不在文化，而在于语文能力。这是由学习语文目的决定了的。 语文教学面对的是母语，母语又是本族文化的载体之一，学母语就是学文化，尤其是所谓“民族文化”。这似乎是很合逻辑的推论。但是我们学习母语的目的乃在教会文化中文化分子学会运用语言，以便更便利的交际或创造新的语言样式，其目的是语言文字的运用，而非语言文字的文化内涵。在语文教学中尽管我也很强调文化内涵，甚至比倡导学文化派人更强调，而且有更可靠的理由，但学习民族文化只是母语学习的附属功能。 学习母语为什么具有学习文化的附属功能呢？因为母语是生活在该文化中文化分子所用的语言，在该文化中，既是达成交际的工具手段，也是把握世界、规范生活的方式。前者就是语言的工具特性，即表现思想、传达情感的工具；后者就是语言的文化本性、思想本性，即语言就是该文化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认知智慧等。语言本身就是该文化把握世界的方式，也是该文化规范生活的方式，它以一种无形但却强大的力量控制着该文化中文化分子的思维认知、思想观念。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通常要自己的孩子叫年轻的同事为“叔叔”，年长的为“爷爷”，虽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在这一称谓的背后蕴涵的是整个中国特有的伦理型文化，尊老、家族观念、伦理级序无一不在这看似简单的称谓中。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学习语言附带的也就学习了一种思想或思想方法，教幼儿见男同志叫叔叔，称女同志为阿姨，同时也将社会伦理规范教给了他。这就正如现代语言学家洪特堡所说：“每一种语言都有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 这就说明，学语言过程附带的学了文化。 学习母语的过程已经附带的学了文化，何来又要强调“在学习母语过程中学习民族文化”呢？这与建国以来革命文化“全面改造中国”（“文化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有关系。一般认为，在革命文化的影响之下，传统文化已经被毁灭殆尽了，其中包括“中华传统美德”（例如“诚信”）的丧失。人们强调学习传统文化，就是对革命文化的一种反动。要在语文教学中“学习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也是对简单的、僵化的思想教育的否定。但是，此类人士在一种怀旧的心理引导下，把目光投向文字的古代，而文字的古代似乎历来是人们求得安慰的“黄金世界”。从根本上来说，“在学习母语过程中学习民族文化”是“我族中心主义”情绪、对“革命文化”厌倦情绪借着在语文教学中进行思想教育的传统做法所表现出来的非理性的语文教学的行为。当然，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传统文化中断说”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提法，可以肯定的说，“革命文化”正是在中国儒家文化“地基”上演化、发展而来的，从来没有与传统“断裂”过。 也正因如此，在学习语言过程中，对待所谓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要慎重对待。语言因其思想本性、文化本性使得它不是中性的，学者韩毓海说：“现代汉语中深刻地渗透着民族国家、科学观、人（文）性乃至阶级性这些现代性话语，并且构造着它，表述着它——一言以蔽之，这已充分表明：现代汉语绝非透明的、中性的‘语言工具’。它的品质并非天然的，而是历史的。” 因此对非中性的、历史的语言的学习就有一个辨析的过程，就有一个文化自觉的问题。例如，对中国伦理文化就不能因为它是“我们的传统”而无条件的接纳，也不是无条件的拒绝。与西方文化比较，中国古代文献、文本中的文化内涵比较单一、同质，很容易造成人的思想的“同一”。所以在学习“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过程中，不能造成新的封闭和僵化，不能拒绝多元文化的介入。当然，这种“辨析”并非语文教学的目的，而是附带在言语智慧培养中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是中性概念，其中不预存褒贬。若干人一提“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就觉得肃然起敬，尤其是说到“一个民族语言是这个民族的文化结晶，是人文精神的载体”的时候。这是被学者称为“我族中心主义”的情感所左右的结果，被“我族中心主义”所左右很不利于科学的认知研究，所以此类人一讲到学习文言文、《四书》、《五经》就是“传承中国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反过来一说“传承中国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就要提倡读文言文、《四书》、《五经》，此等人倒真具有“民族的精神”。可惜得很，此类“民族精神”殊不利于在全球一体化的世界中立足图发展。事实上，世界各国文化正向全球一体化发展（不是说各个文化都将具有同样的形态），科学、平等、人权、自由和民主等渐渐成为各个文化共同想拥有的价值，此类“民族精神”与上述的价值取向冲突，简直没有前途。我们不能要所谓的“民族精神”，就不要科学、平等、人权、自由和民主等等现代化因素。所以此类“民族精神”只是空大而美丽的言辞，但颇能安慰情感，所以也颇能激起若干涟漪。 文言文、《四书》、《五经》是要读的，但读文言文、《四书》、《五经》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非但要读，还要加以研究，借此明白我们的过去和今天，并为我们应对全世界范围内的变革提供资源，因此它是以材料的形态进入我们的视野的，不是以弘扬民族文化为预设前提的。再说一次，它是以材料的形态进入我们的视野的。 第三，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作为对立的概念提出来，将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作为两种认知世界的方法， 这本身就应当说是很错误的（本文对此不拟展开论述），而且有将“人文主义”排斥在科学认知的范围之外的危险。世界上的学问如果不是经由科学的认知而得到的所谓“真理”，那么只能是非科学或者伪科学。“人文主义”如果将“科学主义”作为自己的对立面，而不是自身认知的凭借，那就会变为信仰，信仰也许是“可信”的，但是却很不“可靠”。用不可靠的“人文精神”进行教育，不是世俗化社会的做法。实际上，目前人文精神的若干说法确有违背科学的嫌疑，譬如“终极关怀”，就有把某些“好的思想”变为绝对信念的倾向，某些人就可能在上帝死了之后代替上帝评判、发言和“终极关怀”。据我来看，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子上，很不合适。 综上所述，若干文化分子提出在语文教学中增加人文底蕴或人文精神的要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小学语文教学带来生气和活力，但是因为它在缺乏文化自觉意识，一方面不能适应文化世俗化变迁的要求，有可能成为纸面上的呼吁，像过去的思想教育一样不能落到实处，人们也会把它当作“大道理”而表现出漠然或者仅仅当做一种理想。另外一方面，在语文教学中提倡人文精神教育，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语文教学效率低下的情形，因为所谓的“人文精神教育”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社会文化规范的内容。在语文教学中忙于将文化规范涵化到年轻的文化分子身心中，必然影响培养每一个文化分子的言语能力。 ---------------------------------------- 我想回答“语文教学为什么是今天这个样子”这一问题，我要尽力将“文化分析”引进语文教学研究。 相关链接：教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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