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盛唐诗歌的尚健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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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伟 电子邮箱: oyw1979@chinaren.com 摘要 尚健作为民族之主气与文化之精神源远流长。在经历汉魏之觉醒，初唐之孕育，尚健精神表现得愈为突出，这不仅仅与时代的个性解放、思想解放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与作家个人心性之融凝与沉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这种具有个性和创造性的审美文化氛围中，造就了尚健精神的重要内涵，而这又正是这种精神的价值成因所在。这就使得唐诗歌之尚健精神浩然长存于宇宙万物之间。 关键词 盛唐诗 尚健 沿袭承传 精神内涵 价值成因 盛唐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巅峰时期，期间五十余年，政治开明，经济繁荣，国力昌盛，一大批慷慨党的激扬、乐观进取的之赞叹不已，南宋之后严羽等的“盛唐之音”、“盛唐风骨”的褒誉已将唐诗的成就作了恰当的表述，建国之后具有代表性的是林庚的“盛唐气象”论，林氏将盛唐诗歌描述为“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在性格上是平易开朗的”；李泽厚则将盛唐诗概括为“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引进和收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打破框框突破传统”等等。不过，盛唐诗歌作为我国诗歌的顶峰之作，其所包含的气质和精神绝非一代两代的学人可以表述完尽，因为唐诗本身的博大精深，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自身的狭窄范畴，它已与社会学、经济学、文化传播学、人格心理学等发生肩负起了反映现实、讴歌时代、体味人生的重任，刚健有为、处、自强不息的品质可以代表盛唐一代诗歌的总体风貌。如何准确描述盛唐诗及盛唐人的精神文化品质，这正是今人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盛唐尚健精神的沿袭承传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周易·乾·彖传》里的一句话，即要求人们象日月经天那样，刚健有力，永远上进。中华民族以龙作为自己的图腾，大力倡导自强不息的精神，“朝闻道，夕死可矣。”要求人们勇于追求真理，并且他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在孔子影响下，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深入人心，成为后世人们不断进取的信念和精神支柱。“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是这种精神的生动写照。而“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则赋予了这种精神主体以高尚的人格，崇高的节操。 汉魏六朝以来，这种精神的传衍息息相生，一脉相承。无论是陶渊明、本甫，还是陈子昂、李白都表现出尚健的精神和底气。东晋陶渊明在诗中抒写他壮年的气概：“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又”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退隐归田，历尽沧桑之后，他仍然高声唱道：”弄开舞干戚，猛志故常在。“这说明他的心仍然是热的，他的尚健之精神仍未改变，骓怪鲁迅先生评价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初唐陈子昂的悲慨，发扬了建安精神，因而其悲慨含有某种与先人相同的地方，也就是蕴育其中的尚健精神。他在《修竹篇序》中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凤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徵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在形式主义诗风日盛的当时，他第一个举起革新大旗，并在创作上表现出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其所包含的感情四季度由此可见。盛唐李白则在《古风》第三十五首中和陈子昂唱和道：“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论，安得郢中质，一挥成风斤。”他的目的也就是要革除“三年费精神，功成无所用”的文坛时弊，提倡“文质相炳焕”的文风，其主张汉魏风骨又与陈子昂等一脉相承。而杜甫则言“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纵使卢王操 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等，杜甫所推崇的主旨仍然是汉魏风雅，与前面所提到的陈子昂、李白等有着民曲同工之妙。魏晋至盛唐以来尚健精神一脉相承，绝非是说魏晋、盛唐精神完全相同，一成不变，相反，魏晋下盛唐之间存在着异同点。 魏晋精神在创作上表现为冲淡深远，清秀峻厉，清谈又所迅速发展，以崇尚虚无，消极避世为主要樗的名士风度成为作家们追逐的对象。尽管诗歌中充满愤 之气，但它一旦与钦洒、服药联系在一起，便形成了一种啸傲山林的山林文学，寄情于山水，留恋于饮酒作乐，大力宣传老庄思想。在饮酒作乐之余，却不忘时事翔，由于不愿为“虎”作伥，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因此在字里行间透露着对统治者的不满和自我清高孤傲的情绪，这种抵触的情绪在诗歌里成为战斗的号角，是一种坚韧的战斗精神。如嵇康的《幽愤诗》：“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茕靡识，越在襁褓。……爰及冠带，凭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由于他与吕安码头而受累入狱，其愤激之情，尽在其中。盛唐人则站在历史的高度，将世间性的汉代与精神性的魏晋统一起来，既脚踏实地，负载历史，又表现出高度的内外一致，心物合一，恰到好处地将汉代的刚健恢宏之势与魏晋时期之精神涵养融合提炼，形成一种健语，如同为闲雅之语，陶渊时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的时候，无意于山，而境与意正相吻合，这是陶渊明的高明之处。而杜甫诗：“夜阑接软语，落月如金盘。”其意度闲雅不减渊明而语句雄健过之。俞文豹在《吹剑录》也认为：“陶诗与杜诗所其有者，为人对大自然美景之一种醉赏；而杜诗更多一份健朗。” 可以说，盛唐诗可中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健拔之气，这种健拔之气，源于秦汉，成形于魏晋，又在盛唐人的手中发扬光大。 二、盛唐朝诗歌健拔之气的实质内涵 唐诗的健拔之气，不仅仅需要刚性之气与韧性之精神相结合，更离不开初唐百年徘徊时期的孕育和发展。初唐时期，作家一般都具有高度的自信，乐观进取，不甘心于埋头案牍，而乐道于建功立业。如杨炯《从军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祖咏《望蓟门》：“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这些诗无不反映出诗人们的开阔胸襟，自信之豪情溢于言表。尽管由于上官仪把掌文坛，形式主义泛滥不已，使得基础并不扎实的初唐文风显得薄弱，但“初唐四杰”的雄放刚健却显露出时代的精神需要。正是在建安风骨和四杰功业精神的基础之上，经历初唐百年孕育并综合历史文化之涵养，雄浑阔大的盛唐气象便应运而生。林庚先生在《唐诗综论》中提到：“一种荒凉高亢的歌声，所谓‘惊风飘白日’、‘高台多悲风’，就是建安风骨的基调。……。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黄河之水天上来’、‘大道如青天’、‘明月出天山’，这就是盛唐气象与建安风骨，同为解放的歌声，而又不全然的地方。……建发风骨因此是具备在盛唐气象之中的，也是盛唐气象的骨干。”这里也就表明盛唐之健气已经包容建安风骨，并使其作为自己的主调，经过初唐上百年的孕育而趋成熟。在这样一个文化大背景下产生了一批爽朗豪健的诗人，难怪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感慨：“夫天地之精英，日月之态度，山月之态度，山月之气象，物态之神致，俱已为唐贤山月，旗翻渭北风。”李白：“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 缨!”健拔之气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旋律。事实上，盛唐之后的中唐人文精神则在诗歌中体现出明显的转折。胡晓明先生在《中国诗学之精神》中指出：“同样之山水诗，大历才子不如王孟兴象玲珑，同样之边塞诗，李颀不如王昌龄雄浑。……。李白与张旭之飞逸飘动，即化为一缕孤冷；杜甫与颜真卿之骨力气势，亦早已变而为一片感伤。”如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从军北征》：“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这些诗里已经没有盛唐边塞诗那种乐观豪放的情调，即使和王昌龄《从军行》中描写的“边愁”的诗相比，也有凄凉感伤和雄浑悲壮的差别。所以说，健拔之气是盛唐诗人所特有的。 首先，盛唐诗的健拔之气就风格而言是雄浑之格。盛唐诗歌的健拔之气，是刚性之气与韧性之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于诗中，则为雄浑、豪放的风格。司空图在他的《诗品》中云：“返虚入浑，积健为雄。”意为积聚健壮之气，则可为雄。由此可见，健是雄浑的基础。其又云：“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这就指出雄浑的特点：骨力劲健，气魄雄伟。同时，雄浑与豪放及沉郁，彼此贯通，相互转化，当它沉思默想、蕴蓄待发时就会变为沉郁；当它飘逸飞动，奔放不羁时，则会形成豪放。健之气脉也就贯穿于各种风格，其所包含外用之力与内蕴之力均体现其中，是各种风格的沉淀和融凝。正如杜甫以沉郁见长，却也时见雄浑，如他的《望岳》诗，便是雄浑之作。而李白以豪放见长，却常于豪放中见其雄浑，如胡应麟所指出，李白的“独坐清天下，专征出海隅”，就是“冠裳雄浑”之作。所以，健拔之气乃雄浑之格。 其次，健拔之气集中表现为至刚、至大的气概。至刚，是一种骨力，也是一种韧劲。殷蟠在评论盛唐各家时，多以风骨论之，如评陶翰：“既多兴象，复备风骨。”评高适：“然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评崔颢：“晚节忽度常体，风骨凛然。”等等均以风骨而论。《沧浪诗话》也说：“孟浩然之诗，讽咏之久，有金石宫商之音。”如他的《洞庭湖赠张丞相》：“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其气势之大，强劲而有力。李白《塞下曲》：“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气魄之雄壮，骨力之劲健，由此可见。陈子昂之悲慨则兼具雄浑、豪放、沉郁等特点，如《送魏大将军》：“雁山横代北，孤塞接云中。勿使燕然上，独有汉臣功！”则豪情荡漾，气概恢闳，健拔之气，溢于言表。至刚还表现为一种韧劲，是内向力。思考愈深，其力则愈强。杜甫的沉郁则属此类，其力蕴于语言之外。如《奉送严公入朝十韵》：“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又如《宿江边阁》：“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此时诗人漂泊异乡，仍关心国事，赤子之诚，感人至深。又《冬至》：“心折此时无一寸，路迷何处望三秦？”时已冬至，可诗人想到的是长安，爱国之情何等执着！其力量之深沉，如陈酒余韵，劲猛而味醇。杜甫之沉郁把情感隐藏心灵深处，荡气回肠而不恣意宣泄，实为蕴积之力而形成一种健气。健还表现为至大。“大”者既指作家所思之大，又指所见之大，表现在伤口中则在囊括宇宙万物之度。刘熙载《诗概》中说李白：“言在口头想出天外。”又说杜甫：“高、大、深俱不可及。”李杜二人如此，盛唐诸名家，一般也大体具有这些特色。如陈子昂《感遇诗》之三：“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但见沙声死，谁怜塞上孤。”王昌龄《从军行》之四：“表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王维《老将行》：“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反功勋。”都表现出所思至大这一特点。所见之大，则就作家所具心胸和眼光而言。如登岳阳楼望洞庭湖诗，历代颇多佳作。如杜甫：“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诗读之则空阔无际，气象不凡，如在眼前，而杜诗则境界深沉宽大，胸中能吞万物。 再次，就诗作风格而言，健之表现为至刚至大；就作家修养而言，则是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处处表现为诗人对于人生永不止息地追求。陈子昂在遭受排斥打击后，并不忘记对国家，对人民的关心，如前面所提到的《送魏大将军》，仍然豪情荡漾，气概恢闳。而李白的一生为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奋斗不息，这也是他成为伟大诗人的根本原因。在他的诗中，浸透了伟大的政治理想和报国热情，发而为诗，则自然充满了浓郁的时代气息，也便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在十年流落江湖，历尽坎坷，备尝酸楚之际，对朝政不仅时有讽刺，甚至给以猛烈抨击，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虽时有弃世之念，但对祖国的牵挂，仍在诗中有所表现。如《赠升州王使君忠臣》：“应须救赵策，未肯弃侯嬴。”因而终其一生，是不停奋斗的一生，无论何时何地，牵挂的仍是国家的安危！而杜甫一生忧患，终其目的仍是为国为民，“穷年忧黎元，济时肯杀身。”便是他真实写照。这三者之所以能成为我国历史上伟大诗人，这和他们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分不开，与其自强不息分不开。其实，又何止是李、杜、陈等，王昌龄、高适、岑参、孟浩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高岑自不必说，孟虽退隐江湖，但其功各心却不在孟浩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高岑自不必说，孟虽退隐江湖，但其功各心却不在诸君之下。这种仕进之心，本身就是一种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而一旦与国家和人民联系起来，便表现出一种健拔之气。由此可知，唐诗健拔之气的内涵应为刚性之气与韧性之精神的结合，在诗中表现为雄浑风格，至刚至大，在诗人身上则体现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寄托。 三、盛唐尚健精神的价值成因 胡晓明先生在《中国诗学之精神》中认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他们的自下而上的时代的最显著力量，也就是政治之间，历来有一种紧张的状态，这种紧张状态，也就造成了古代自屈、陶、李、杜以来无数诗人现实生命的坎坷与心理人格的焦虑。这种焦虑就必然带来一种抗争，或将个人之不幸与国家之忧患相结合，以宣泄或抗争；或转化悲哀，以诗作为排解冲突，安顿生命之修养。由此形成盛唐人的人文精神，则或为刚性，即向外用力；或为柔性，即向内用力，这两种力度在诗人身上则表现为自强不息精神的突出体现。 长期作用于中国文人头脑中的儒家思想，是盛唐尚健精神的价值成因之一。儒家认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盛唐诗人从切身生活体验出发，对儒家还认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尽管“身已要人扶”，然而他却说“拔剑拔年衰。”尽管“万国尽穷途”，“处处是穷途”，然而他却是“不拟器穷途”，“艰危气益增”。总之，儒家思想的积极方面对作家精神面貌产生着重要影响删地，之又同作家所处的时代紧密联系着，尚健精神蕴育于唐诗创作中，盛唐时代、作家思想及作品在精神上的追求，三者之间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从作家来说，青年至中年这样一个转型时期，也正是作家尚健风格形成之时。尚健精神的形成，离不开作家自身的发展。在盛唐这样的个时期，经济繁荣，国家昌盛，作家青年时期一般踌躇满志，而当走向现实，当理想在现实中被撞碎之后，作家生命气象之健即发展至高峰，作家在创作中体现出了自身生命力的追求。杜甫之沉郁，李白之豪放，子昂之悲慨无不由此开始。经历坎坷，遭受挫折，而不屈服于生活，这教师尚健精神的生命之源。 其次，尚健精神实质上本源于诗人人格生命中的一种刚大，由诗人阐发而为一种人文境界，这种境界也就是一种人格追求。李纲曾说：“士之养气刚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死生，胸中超然，则发为文章，自其胸襟流出。……”这种超然之心态即由对人文精神的关注而延伸为诗歌的旨趣。因此，唐诗之尚健即是唐代诗人在历史文化层面的总结和提升，体现并贯穿于唐人生活、生命的追求之上。从开元之治到安史之乱，则是唐帝国幅盛而衰的转折，中唐社会逐渐由巅峰走向低谷。史家认为，战争的结果“中国从中亚撤退，吐蕃与回纥人又占领了他们原有之领土。……中国从此变得更加内向。”这种内向造成文化气象上的衰弱，转向心灵上的慰藉和寄托。与中唐不同，开元之时，作家所表现出来的宏阔的气势，苍劲雄浑。也正是因为有开元盛世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才使作家得以认清时事，关怀生命，形成了一种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建功立业的精神。唐诗文化精神不仅包括唐人生命的意识，也是唐人精神在诗歌中的自我体现。唐诗文化精神对于作家的影响则溯及文化之于文人的一种深层次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则是集体无意识在作家心灵中的沉淀。中国诗歌自古就有哀而不伤的传统，尚气质、重风骨、求雄浑的传统，寓于唐诗文化精神熔炉之中，便锻炼成为一种尚健的精神。 概而言之盛唐尚健精神不仅缘于自古以来的政治与文人之间的紧张状态、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还缘于作家由青年至中年时期屡受挫折而不止息的生命渴求，而在文化层面上的人格追求以及开元之治到安史之乱这样一个时代环境的影响，也是唐诗自强不息文化精神形成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总之，盛唐尚健精神绝非只出现在一个时代一个时期，这种尚健精神自古就蕴育于文人的心中，而文人的活动和自身行为的影响，使得这种精神得以沿袭承传。自汉魏六朝以到唐宋，其间不乏其人，陶、杜、陈、李等作品中所蕴含的生命力及其人格力量，从本质上说都是一脉相承的。与前代有所不同，盛唐精神体现出磅礴的气势，充沛的精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唐诗这种健拔之气的实质内涵则表现出刚性与韧性，于诗为一种雄浑、豪放的风格，于作家则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永不停息的追求和思想上的不断深入，便是劲健的全部。由此构建的唐诗尚健精神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及诗作。 论盛唐诗歌的尚健精神 作者：欧阳伟 单位：东莞市望牛墩中学 邮政编码：523200 E-mail: 联系电话：8853874 手机：13622661722 13662719324 相关链接：教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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