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迅的不同眼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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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国平 我第一次通读鲁迅的作品,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的1967年。那时候,我的好友郭世英因为被学校里的“造反派”当做“专政”的对象,受到孤立和骚扰,精神上十分苦闷,便有一位朋友建议他做一件可以排遣苦闷的事———编辑鲁迅语录。郭世英欣然从命,并且拉我一起来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兴致勃勃地投入了这项工作,其步骤是各人先通读全集,抄录卡片,然后两人对初选内容展开讨论,进行取舍和分类。我们的态度都很认真,在前海西街的那个深院里,常常响起我们愉快而激烈的争吵声。我们使用的全集是他父亲的藏书———上面有郭沫若阅读时画的记号。有时候,郭世英会指着画了记号的某处笑着说:“瞧,尽挑毛病。”他还常对我说起一些掌故,其中之一是:他听父亲说,鲁迅那首著名的《自题小像》的主题并非通常所解释的爱国,而是写鲁迅自己的一段爱情心史的。当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这些话只能私下说说,传出去是会惹祸的。 鲁迅在中国大陆的命运在那段时间里十分奇特。由于某种政治目的的推崇,他成了不容置疑的旗帜和圣人。在“文革”初期,民间盛行编辑语录,除了革命领袖之外,也只有鲁迅享有被编的资格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鲁迅语录有好多种,一律突出“革命”主题,被用做批“走资派”和打派仗的武器。与它们相比,我和郭世英编的不但内容丰富得多,而且视角也是超脱的。可惜的是,最后它不仅没有出版,而且那厚厚的一摞稿子也不知去向了。 现在我重提往事,不只是出于怀旧,而是想说明一个事实:即使我们这些当时被看做不“革命”的学生,也是喜欢鲁迅的。在大学一年级时,我曾问郭世英最喜欢哪个中国现代作家,郭沫若的这个儿子毫不犹豫地回答:“鲁迅。”可是,正是因为大学一年级时的思想表现,他被判作按照“内部矛盾”处理的“反动”学生,并因此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整死,时在编辑鲁迅语录一年之后。郭世英最喜欢的外国作家是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我们知道,鲁迅也是极喜欢这两人的。由于受到另一种熏陶,我们读鲁迅也就有了另一种眼光。在我们的心目中,鲁迅不只是一个嫉恶如仇的社会斗士,更是一个洞察人生之真实困境的精神哲人。后来我对尼采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就更能体会鲁迅喜欢他的原因了。虚无及对虚无的反抗,孤独及孤独中的充实,正是这两位巨人的最深邃的相通之处。 近一二十年来,对于鲁迅的解读渐见丰富起来,他的精神的更深层面越来越被注意到了。鲁迅不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唯一者”,他从宝座上走下来,开始享受到作为一个真正的伟人应有的权利,那就是不断被重新解释。而这意味着,没有人具有做出唯一解释的特权。我当然相信,鲁迅若地下有知,他一定会满意这样的变化的,因为他将因此而获得更多的真知音,并摆脱掉至今尚未绝迹的那些借他的名字唬人的假勇士。 (解放日报 )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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