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访“怪论”教师尹健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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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 2002-08-23 “读书为挣大钱娶美女”，湖南省株洲市中学教师尹健庭的这句“怪论”去年经媒体披露后,在全国引发轩然大波。尹健庭也因“不符合国家教育主流方向的言行”砸了饭碗。当年8月31日,株洲市教育局还为此专门发文，对其在株洲市的受聘权进行限制，即株洲市(含五县市区)内的所有学校不聘尹建庭当教师。 今年8月8日,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尹健庭不服株洲市教育局“限聘”一案做出一审判决:撤销株洲市教育局文件中“株洲市(含五县市区)内所有学校不聘尹建庭当教师”的处理意见。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株洲市教育局有权对尹建庭不符合国家教育主流方向的言行进行规范和约束,其“株洲市(含五县市区)内的所有学校不聘尹建庭当教师”的处理意见,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有关规定,在尹建庭的教师资格证未被撤销之前,他应当享有受聘权。聘用教师属学校的自主权,被告株洲市教育局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对原告尹建庭的受聘权进行限制,是超越行政职权,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此案一审判决后的第二天，记者专程来到株洲市二中尹健庭的家中。“我赢了”，尹健庭在他那间狭小而局促的卧室微笑着对记者说，接着，他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新华社记者(以下简称“记”)：你当时怎么考虑要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你胜诉，你如何看待这个结果？ 尹健庭(以下简称“尹”)：如果换一个人，因说错话而被学校开除，可能会有下面几种结果，要么是气疯了，癫癫狂狂，变成神经病；要么就自杀；要么采取社会报复行动。 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我不会发疯，不会自杀，也不会报复社会。现在不是提倡“依法治国”吗？我就拿起了法律武器。 我想，如果法院判我败诉，我就会质问法官，你拿出法律依据来，如果拿不出，我不会服气。我打官司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一个铁饭碗，而是通过这个案子的审判，想看看中国是不是真的依法治国了。 这个判决，纠正了株洲市教育局的错误做法。但也有遗憾的地方，它认为我说的是错误观点，认为学校解聘我是正确的。我的言论可以被批判，但不能因为我的观点错误就解聘我。公民有言论自由，这是我的权利，不能以言论治罪。 现在我事实上在株洲找不到工作了，尽管理论上可以。谁不怕官，谁不怕管啊。你说，一个校长是要我尹建庭好啊，还是要继续当校长好啊？ 记：去年4月，有媒体报道你教书时宣扬“读书为挣大钱娶美女”。此后，你的这一言论招致了广泛的批评。这一年多来，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尹：我在全国跑了很多地方。我到青岛去过两次，北京去过两次，深圳两次，广州两次，杭州4次，金华3次，还去过义乌、天台、温州，桂林、湛江…… 去过这么多地方，一个是为了找工作，一个是为了开眼界，看看有什么项目可以做。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依靠了，必须要挣钱生存，同时也想试试自己的能耐。 我很想开一家文化策划公司，但我没有资金。我在策划方面还是有一定特长的，因为我鬼点子多，喜欢创新。 义乌一家服装公司的董事长，给我打电话，我就去跑过去，给他看我写的《人世老枪》，给他讲我的人生遭遇。他慢慢对我产生好感，并且说很崇拜文人。我说，我就是个文人啊。慢慢地，我就对他讲，我给你出个点子，使你的服装销量能上升。我又接着说，要收点子费，一个点子1万元。 他就说，你讲啊，我的人格也不止1万啊。我就讲，他一直认真地听。后来，这个老板真的给了我1万元。后来证明，我的点子效果不错，还申请了专利保护。 我有没有这个方面的能力，这一次可以说是小试牛刀。 今年5月1日到现在，我一直在休息。文章也写得不多，因为写作是需要宁静的，而我现在心情很烦躁。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渴望宁静》。 长沙的伍家岭立交桥前不久进行爆破，我看了新闻后就不舒服。桥才建了几年，耗费上亿元，多大的成本，这是人民的血汗钱啊！却要爆破掉。如果知道今天要爆破，几年前为什么要去修它呢，领导不能摸一下脑袋就办事啊。 后来，我想如果我写，又触到一些人的痛处，就没有写了。 8月20日，我要去湛江教书，否则我没有饭吃了，那里的月薪是三千元。 记：你能谈一谈现在的生活状态吗？ 尹：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逼上悬崖》。我现在就是被逼上了悬崖，我的对面是一只老虎。我要么是跳下悬崖寻死；要么是被老虎吃掉；要么是把老虎打死，自己获得新生。 我是一个想干一番事业的人，而不是一个碌碌无为之辈。我被逼上悬崖，跳崖我是绝对不会选择的，老虎吃掉我也不干。人一旦有了勇气，去和老虎拼斗，老虎说不定也是怕人的。 我现在就是剩下一条道路--自我奋斗。 记：官司打完后，你还会不会继续从事心爱的教育事业？ 尹：是的，我还会暂时从事一段教育工作，积累一点资金。我写了一些项目，都是可以挣钱的项目，但我手头没有一分钱，项目无法启动。我如果有10万元资金，就可以去创一番事业了。我现在手头有两本书，很快就要出来了，如果版税和稿费能有10万元，我就不教书了。 我想办一个文化策划公司。我毕竟还是这方面有写特长。但是，株洲我是不会呆了，湖南我也不会呆了。因为这个环境很令人窒息。人活着，就是要心情舒畅，并不在于钱多少，叫花子也有“穷快活”。当然钱，人人都喜欢。但钱也不是唯一标准，人还有精神生活呢。 我带了3个老师，8月20日一块去广东湛江教书。有两个老师是我老家安化的，有一个是我在株洲二中最欣赏的老师的弟弟。有几个伴，我在湛江的日子就会快乐些。 有了钱后，我就想去闯一番事业，我快50岁了。有个故事我很受启发，一家从美国走向世界的西餐品牌，其创始人直到88岁才获得成功，而以前都是失败的。美国总统林肯，从小就立志当总统，最后获得成功。 我的志向当然不是当总统，但发财是可以的。我很正直，违法的事情，绝对不会去干。我相信我也有成功的那一天。 “挣大钱娶美女”对于我来说同样适用，我当老师，确实挣不了大钱。但以后我不当老师了，去做生意。我敢冒险，做生意损失10万元也不心痛，有风险就有回报。 记：你提出“读书为挣大钱娶美女”，有没有理解你的人？ 尹：认识我的人，没有不理解我的。北京一家网络公司，去年12月份，给我打了几次电话，邀请我去北京工作。这个公司和我谈工资的时候，老总问我，你要多少钱？我说，4千，少一分就不干了，因为我知道北京开销很大。公司同意了。我在北京干了一个月。 但这一个月，公司没有给我具体的事情做，闲养着我，我整天在公司玩，心情就不舒畅，感觉好像在怜悯我，恩赐我。今年春节前几天，我就毅然回到株洲的家。 在株洲二中，讲真心话，有些老师是理解我的。但是他们都不敢讲。他就是对你讲了，也嘱咐你，不要讲我的名字，教什么课。我被整后，没有一个老师站起来反对。作家胡风当年挨批，尚有一个人站起来说，胡风不是反革命。 外面的人，尤其是江浙一带的人说，你这样说没有错。我的事情在浙江是家喻户晓。浙江毕竟有文化底蕴。 浙江的改革开放走在全国的前面。老百姓告政府的官司，一年至少有80件。而湖南，我这是一号案件(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立新认为，这不是湖南省“民告官”第一号案件。记者注)。浙江的经济发展很快，政府就是为经济工作服务的政府，思想观念不一样。我的遭遇，浙江人感到不可理解。因为随便说一句话，就把人给开除了，这在浙江肯定不可能发生。 记：通过以前媒体的报道和这次打官司的经历，你对自己的言行有没有进行过反思？ 尹：我对我以前的言行，我以前说的话，我不会收回。我说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谎言，我认为我这个话没有说错。我认为“不利己”，可以做到，但要我毫不利己，我绝对做不到。你说谁能做到？ 你要我“利人”，我能做到，但要我“专门利人”我也做不到。“专门利人”，那我自己到那里去了？我自己还有我自己的生活了。 一个人挣钱，必须要去养妻子、儿子、父母啊。我的言行没有过激的地方。我说过“一切都必须为我服务”，这句话没错，很简单。教育局的小汽车，它不为我服务，那不就毫无意义了吗？ 记：你解聘后的遭遇，以及你起诉株洲市教育局这个案子，一直被媒体和群众广泛关注，你觉得这其中都蕴涵了哪些深层次的意义？ 尹：有三个意义，转变教育观念，思想解放，言论自由。 我觉得，中国的教育观念的弊端非常之大。我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教育落后在什么地方？就落后在教育观念。所以说观念改变非常重要。 我的教育观点就是创造教育，我是喜欢创新的。我对名人、权威，从来都是实事求是，好就好，歹就歹。我不因你是个名人，脸上的一块疮疤也说成是桃花，放的屁都是香的。 中国的教育观念没有转变的话，我们教育出来的人，就没有没有创造力，一套老传统。所以说中国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是有道理的。中国受传统束缚太大了。 前不久我看了一个电视剧，《涉外保姆》，湖南电视台放的，一个中国人到一个外国人家里当保姆，外国小孩子就很调皮，在墙上画画，画太阳，画月亮，画星星，这个保姆吓得不得了。马上就把小孩子喊开，把他手里的笔抢过来，并说：“这么漂亮的墙被你画坏了。” 这个孩子就骂这个中国保姆：“你是个女巫。” 孩子的妈妈后来回来了。他儿子就问妈妈，“我的画，画得好吗？”妈妈回答：“画得棒极了，你是个艺术家。”儿子又问：“我是天才吗？”妈妈回答：“你当然是个天才，你这样画下去，会超过梵高，超过毕加索啊。” 但是在墙上画并不是好事。他妈妈就说，“你如果画在一张纸上，镶在镜框里，挂在墙上，更可以把它拉出去展览，可以搬动，可以流传。而画在墙上，搬不动，也无法流传啊。你画在纸上不是更好吗？” 我看完后就思考，这正是中国教育观念和外国教育观念差别的地方。他妈妈并没有责怪孩子，也没有去抢孩子的笔。外国母亲不挫伤儿子的积极性，儿子从此后，就在纸上画画。 而在中国，有些家长教育孩子却说，你在墙上画，我就砍掉你的手。那么孩子从此后，就害怕画画，讨厌画画，孩子的兴趣就这样被粉碎了。 我觉得我们的思想解放还远远没有完成。比如对于钱的问题，往往是避而不谈，每一个人都不讲。我问你，“你爱金钱吗？”你肯定会讲，我爱祖国，我爱社会，我爱民族，我爱集体。你不会讲你爱金钱。 但是每个人的心里爱不爱金钱呢？都是爱的。我觉得爱金钱没有错。有了钱就会过上幸福的日子。没有钱，日子就过得不舒畅。只要作到这一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行了。 每个人都不讲爱金钱，特别是当官的。一个市长讲他爱金钱，那不得了，那就说明这个市长的层次很低。但他心里还是爱的。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要把我的事情报道出来呢？本意是好的。本意是想把这样的问题讨论一下。思想真的解放了吗？连这样的话都能说了(指“读书为挣大钱娶美女”。记者注)。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样的话现在还是不能说。 言论自由一直存在这样一个观点，正确的话能说，错误的话是不能说的。我认为，言论自由是无关于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一句话的正确或者错误，它不是凭某一个人来下断定的。正确和错误，要靠实践来检验，要靠历史来检验。 打个很简单的比喻，布鲁诺提出“日心说”，挑战当时流行的“地心说”，被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而不久后人们发现，地球围绕太阳转，“日心说”是正确的。可现在，“日心说”也是错误的。真理的发展也是一个循环发展的过程。 所以不能认为别人是错误，就不让别人说。言论自由，与真理还是谬误无关，哪怕这句话极其荒谬。古人说要奔月，当时十分荒唐，但是现在，登月已经做到了，不荒谬了。 我说了一句话，单位认为这是错误的言论，就把我解聘，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即便我说的话是错误的，也不能把我解聘，判决书上说，学校有权对我言论进行约束，我认为说得对，是应该进行规范和约束，但规范和约束就并不代表要解聘我啊。 我这个事情就体现了言论自由这个问题，真正让老百姓言论自由。现在中国人假话、空话、套话连篇累牍。没有几个人说真话。去年高考说诚信，考生只好把生命、金钱、爱情都抛掉，只要诚信。 我对学生说，有些话，你对尹老师可以写，但在高考考场不能这么写。以前，我给一个学生的作文98分，全班轰动。那还是在1985年，有个学生写了一篇《我最崇拜的人--慈禧》，我给了他98分。 如果换一个老师，不仅不会给高分，相反还要教育一顿。当时同学都传阅。慈禧在偌大一个中国横行几十年，她没有几分本事，如何能成？为什么不能崇拜她？说了真话，有真情实感，所以我给高分。但我告诉这个学生，不能崇拜慈禧身上任何反动的东西，只崇拜她的长处，在考试中，千万不能这么写。 附：记者在采访尹健庭的那天，还分别采访了株洲市教育局和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但遗憾的是，他们愿意向记者说的话太少，有的甚至就是一、两句话。 以下是这两个单位的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话。 株洲市教育局党委书记颜竣：我们现在准备了一份给湖南省教育厅的汇报材料。我们尊重法院的判决，还有话可讲，但要等党委研究后，再表态。 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立新：凡是合法的，我们就支持，违法的，我们就反对。株洲市教育局对尹健庭作出“限聘”处理，是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既然违法，它就是滥用行政权力。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株洲市教育局的上诉状。 这是今年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第一号判决。判决后，理论上，尹建庭不受株洲市教育局的限聘决定约束，株洲市的学校可以聘用尹建庭教学。但实际上，学校究竟聘还是不聘，这不是法院的事。 这个案子的意义在于，各个行政执法部门，都要依法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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