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考作文题的辩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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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2论坛 您为谁辩护?--与陈万勇老师商榷 作者: 逝者如斯 - njyl 在对高考作文题的一片喊打声中,终于有一位老师站了出来,“勇敢地”为其辩护。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有道是“道理不辩不明”。小子斗胆在这里分析一下陈老师的几点论据,让大家看看这辩护究竟是有理还是无理。 陈老师赞扬“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命得很好”,理由之一在于“它能考查学生的语言基本功”。对这条理由本身我绝对赞同---任何一道作文题,只要用中文出,怎么会不能考察学生的语言基本功?即便出一道“记一件有意义的事”,也照样能考察语言基本功吧。但问题在于,这条理由是否能成为命题命得好的理由。作为高考,全国第一重要的考试,命题仅达到如此低的要求,就能达到让人满意了吗? 陈老师的理由之二是“它有着良好的写作价值导向,引领学生去观察生活,感悟生活”。在这里我要请教陈老师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学生平时按照您的要求“观察生活感悟生活”,进而发现了命题中的救人方法是不科学的,只会导致两个人同归于尽,那么他应该作文?他是该说真话呢,还是该说假话?如果他说了真话,您认为他该得多少分?您估计他实际上会得多少分?我承认,这个命题的“价值导向”是非常明显的。但我不明白的是,这种导向究竟要把学生导往何处去。看完陈老师义正词严的辩护,我还是不明白这个问题。愿陈老师等各位高贤,有以教我! 陈老师的理由之三是,这个命题“把学生引向心灵的深处”,并且反问说“这又有什么不好呢”。确实,单纯就“把学生引向心灵深处”这一点而言,这个命题倒也没什么不好。但我想强调一点,单纯“把学生引向心灵深处”,也不能成为这个命题好的理由。我想,稍上一点年纪的人,都还记得我国历史上那个荒唐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天天讲月月讲的就是“灵魂深处闹革命”,大家都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在这里,我无意于指责命题人或者陈老师跟那个年代有什么联系。然而,我想借此例子澄清一点:讨论灵魂深处的问题,不见得就是一件高尚的事;逼迫别人汇报思想,也不见得会净化心灵的作用。相反,我觉得,一个真正高尚的人,应该有度量能容人,能够尊重别人灵魂深处的隐私,理解人性的弱点。我们应该教育学生从一个凡人的基础上向好人看齐,而不是向完人看齐。这样,才更接近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精神”。那种强求每个人做君子甚至做圣人的道学先生式教育,窃以为,才是扼杀人文精神的真正罪魁祸首。 最后,闲聊几句陈老师提到的成克杰。据我所知,成某在案发之前,唱的调子也高得很。他做报告时也道貌岸然地大谈反腐倡廉,俨然一副海瑞包拯的架势。可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私下里的腐化堕落。由此可见,光在嘴上说或者文章里写几句高尚的话,“引向灵魂深处”,并没有陈老师想象中的教育作用。 与其这样教育,窃以为还不如让学生说几句真话的好,即使真话是不太动听的。不知陈老师以为然否? 我能为谁辩护?--回复“商榷” 作者: 陈万勇 - cwyyw1 非常抱歉,为了讨论的方便,在不知质疑者应当如何称呼的情况下,请允许我以“蒙面老师”称之。下面,我拟分三层予以展开。 (一) “蒙面老师”说,“任何一道作文题,只要用中文出,怎么会不都能考察学生的语言基本功?”诚哉斯言!的确,“即便出一道‘记一件有意义的事’,也照样能考察语言基本功”,无独有偶,曾经不是有杂志让世界级的文豪写过“我的一天”的同题作文吗?你能说这个作文题有多新颖、多高明吗?但你能说它不能考查学生的语言基本功吗?恰如《学习的革命》中所说:“我们确信,最伟大的真理是简单的,最伟大的训诫是易于理解的。”最简单的作文题也往往可能是最能考查人的功夫的。但问题在于,这样是否又抹杀了命题本身应该存在的好坏之别呢?我们该不会说任何作文题目都不存在差别吧!显然,命题在当今这个以考试为选拔机制的时代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艺术!我之所以说今年的作文能考查学生的语言基本功,除了上面所说的这层意思之外,当然还有另外的意思。首先是它采用了话题作文这种比较开放的形式,不规定主题,不限定文体,不限定表达方式,这样,就必然给考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学生也就有了相应的展示自己特长的自由,长于写实的可以写实,长于议论的可以议论,有生活体验的可以在记叙中显其长处,少生活体验的可以在思辩中呈其优势,各显所长,不是更能呈现出考生的语言基本功吗?其次,它尽管在文体上没有限制,但依然暗含着一定的文体取向,即让考生写“遇到、见到、听到”的“一些触动心灵需要作出选择的事情”, 也就是说,考生虽然可以写议论文,写诗歌,但相较而言,更宜写以记事为主的文体,根据我本人的教学实际和我对学生作文的了解,高中生在记事特别是描写方面的能力普遍较差,至少,这种能力是弱于议论能力的。而根据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记叙和描写往往也更难于议论,至少我们可以从诺贝尔文学将的获奖作品窥出一些端倪,据我所知,还很少有以议论为主的作品获奖。基于上述原因,我以为,今年的作文在考查学生的语言基本功方面无疑是成功的。 (二) 我想,考生可以选择的余地应该不小,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目光盯在生与死这一对选择上呢?义与利,善与恶,穷与达……可以是矛盾的选择;不矛盾的选择又有没有呢?譬如,1989年高考作文中提供的材料是否属于此类?一个考生想读历史专业,而父母想让其报考经济类专业,你说,这其中有本质上的利益冲突吗?其实,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选择的社会,选择当然可能涉及道德,甚至不可能背离道德,但是,有许多选择可能跟道德的关涉并不大,而更多地指向情感或精神,譬如,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列车上一个小偷被警察逼到了餐车,餐车里有一个捡酒瓶子的流浪儿。列车由于某种原因突然紧急停车,走投无路的小偷打开车窗准备往外跳,突然他发现小孩子的脸被玻璃划破了,鲜血直流,小偷犹豫了一下,跳回了车厢抱起孩子向警察走去。事后,警察问小偷为什么救这个小孩,小偷说:“我曾经就是这样一个流浪儿。”警察说:“幸亏你没跳,你知道吗,列车停下的地方是一坐铁路桥,下面是万丈深渊。”你说,小偷的选择主要表现为一种道德的觉醒呢,还是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情感的复活? 回过头来,我再来回答“他是该说真话呢,还是该说假话?如果他说了真话,您认为他该得多少分?您估计他实际上会得多少分?”我以为,他如果真的就以材料中的生死的选择来选择,他完全有他说话的自由,谁规定他只能这样说,谁又规定他只能那样说呢?如果他说了真话,他就能得高分吗?如果他说了假话,他就一定会得低分吗?你肯定能判断他说的话就一定是真或者是假吗?要知道,考作文并不是对一个学生进行思想品德考核,只要他说出属于自己的心中的诚实的话,我们为什么一定又要用道德的律条去衡量他们呢?其实,说句不好听的话,也许是我们自己心中背负的太多,顾虑的太多,所以,我们也常常用它来解读世界。何必一定要用这种敌意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呢?如果我是评卷老师,我绝对不会傻到以考生回答或记事的真假来评分,那样,我们还是在进行作文评卷吗?其实,不要总把阅卷老师看得水平很低,他们的欣赏、审美、文学等方面的水平也许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差,甚至还要高得多;也不要把我们的阅卷老师看成是政客,或者是头脑里只长着“道德”的卫道士,他们也许有着比我们想象中更为丰富和复杂的情感,也有着比我们想象中更为强烈的人文的追求。至于“这种导向究竟要把学生导往何处去”,我想,它应该是把学生导向真善美,而不是假恶丑。我可以说,题目所提供的材料也许或者确实有毛病,但它的导向应当是没有丝毫错误的。这就好比一把菜刀,它的功能本来在于庖厨,但如果有人作了错误的发挥,把用来作为杀人的凶器,难道,你能说这是菜刀惹的祸吗? (三) 的确,陈老师跟那个年代没有多大的联系,就算是我的幼年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也只能是个受害者,断然不会去为它辩护。但我觉得你想“借此例子澄清一点”不但没有澄清,反而搞浑了水。试问:“讨论灵魂深处的问题,不见得就是一件高尚的事”,那么,你以为讨论肉体上的事就是件高尚的事吗?讨论灵魂浅处的事就是件高尚的事吗?况且,我们当下的生活虽然还不及美英等国那么民主自由,但人们的基本言论自由还是有的,而那种法西斯式的“逼迫别人汇报思想”的做法至少也不会像文革中那样表现得赤裸吧?何况,这哪里是在“逼迫别人汇报思想”,如果你不“汇报思想”,你就会遭来杀身之祸吗?我看不见得吧!我始终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倔强地认为今年的作文一定就要涉及到生与死的选择,一定就要选择得“又红又专”?你可以说你真实的心声啊,为什么要怕呢,是因为心中顾虑太多了吗?还是因为本身就已经被固化了呢?你不会没有读过历年的高考优秀作文吧,那么多求新求异的作文,那么多离经叛道的作文,你难道真的以为阅卷老师都是草菅人命的人吗?你难道真的认为阅卷老师都是只会吃白饭的昏蛋吗?以我去年的高考阅卷的经历来看,有些媒休的报道未免太言过其实,你的种种畏忌也大可置于脑后!既然,你认为“一个真正高尚的人,应该有度量能容人”,那么,你为什么又不拿出肚量来容人呢?既然你崇尚“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精神”,那为什么又不首先自己表现出“人文精神”的风范呢?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把一道作文题太过神化,不能让一道作文题背负得太多,也许,光有导向是远远不够的,“光在嘴上说或者文章里写几句高尚的话”也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有所作为,正如列宁所说:“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以上所述,纯属一时一已之见,希望各位不吝批评指正! 八股命题值得辩护吗?--再次与陈老师商榷 回 复 作者: 逝者如斯 - njyl 首先向陈老师致歉:顶楼的贴子未能署名,乃是由计算机系统错误引起。作为一介无名小卒,我无须也无意“蒙面”,希望陈老师能够理解。 其实陈老师的第一层意见(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跟我的观点已经十分接近。陈老师也同意,命题是一种艺术,不能仅仅满足于考察语言基本功的目的。然而,陈老师仍然坚持赞美此次的高考命题,主要基于两条理由:一是“它采用了话题作文这种比较开放的形式,不规定主题,不限定文体,不限定表达方式”;二是它“暗含着一定的文体取向”,更加鼓励学生写记叙文。非常遗憾的是,在下愚如我看来,这两条理由都不能成立。 话题作文并非一个新生事物,早在科举时代就出现了。明清两代以八股文开科取士,其考试方式主要就是出一话题让考生作文(例如“维民所止”之类)。到了现代以后,终于进步到“不限文体,八百字以上”。只不过这种“不限文体”中含有玄机,连专家都承认“写诗很难得到高分”(见新浪新闻)。自从二十几年前恢复高考,我们的话题先由“先天下之忧而优”变迁到“习惯”,现在却又从“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跳到“心灵的选择”。下愚如我,无法从中看出话题的开放和进步。我的疑惑在于:如果话题本身没有进步,我们能为“采用了话题作文这种比较开放的形式”而沾沾自喜吗?我们的标准仅仅是比起若干世纪以前没有倒退吗?如果我们对命题的要求如此之低,那么有什么理由要求十七八岁的学生答题时写出美妙的作文来呢? 对于“文体取向”一说,我就更不敢苟同了。姑且不论这样命题是否真有如陈老师所说的文体取向,即便我们假设其真有,窃以为也不能成为一种值得赞美的倾向。高考作为国家的第一重要考试,其首要的要求显然是公平!而这种公平,首先必须体现在不歧视不偏颇,让每一个人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如果高考命题虽然明说“文体不限”,事实上却“更宜写以记事为主的文体”,那么是否是对考生的一种误导?对“上当”选写其它文体的考生而言,是否有失公平?倘若真如陈老师所分析的那样,则窃以为,未免把诺贝尔奖太当回事了。鲁迅没得过诺贝尔奖,而且又写了大量的议论文字,但这并不妨碍他的伟大。 看了陈老师的第二层意见,我感觉陈老师是一位非常负责的好老师。在陈老师看来,“考生可以选择的余地应该不小,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目光盯在生与死这一对选择上呢?”陈老师又说,“考作文并不是对一个学生进行思想品德考核,只要他说出属于自己的心中的诚实的话,我们为什么一定又要用道德的律条去衡量他们呢?”我为陈老师的这一段话热烈鼓掌。假如阅卷老师都能像陈老师这样评分,则是考生之大幸。 可是,倘若我是一个考生,我还是万万不敢把目光投向不相干的选择,更不敢在高考考场上说出心中诚实的话----因为我不敢拿自己的命运去赌阅卷老师会像陈老师这样想。只要被认为“跑题”,或者“中心思想不正确”,作文就可能不及格,甚至得三分五分。在这种情况下,有几人有冒险的胆量?请问陈老师,如果您的弟妹或者是孩子参加高考,您会鼓励他去冒险吗?陈老师把这样的命题比作菜刀,我却更愿意把它比作三角刮刀(一种管制刀具)----诚然,三角刮刀本身并没有教唆人去做坏事,但为什么公安局要收缴它呢?难道它是坏事的源头吗?不,不是,是因为它给坏事提供了条件,而我们必须消灭这种条件---就这么简单。 陈老师在第三层意见里指责我“搞混了水”,恕我不能接受。我想我的观点很清楚,即讨论什么样的问题跟是否高尚没有关系,而且应该允许人们有在某些问题上保持沉默的权利。讨论灵魂深处也好浅处也好,肉体深处也好浅处也好,都不见得高尚或者卑鄙。我国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我在这里畅所欲言,自然不会有人来迫害我。但我的问题是,高考考生也有同样的自由吗?我不同意陈老师的观点,固然可以与您在这里讨论;但倘若一个高考考生与阅卷老师的观点不同,他会有为自己辩解的机会吗? 也许有人会说,我把高考阅卷老师估计得太“坏”了。在这里,我要向各位辛勤的阅卷老师表示歉意。然而事实是,已经有一些“权威人士”在媒体上表示,不合“标准的”道德观点的作文就该判为跑题。作为一个高考考生,或者作为一个同情考生的阅卷老师,又有多少能力来与之争辩,来改变这种局面呢?即便陈老师您去阅卷,倘若阅卷点的领导要您判这些考生跑题,您能否为考生伸张正义、扭转乾坤呢? 历年的高考优秀作文我读过不少,也承认其中有一些(谈不上许多)求新求异的作文。甚至有的作文就是完全依靠形式新颖来得高分的,例如去年的“赤兔之死”。不瞒大家说,看了“赤兔之死”之后,我的第一大疑问就是,为什么这篇能得满分?难道其中大量的语言文字问题,阅卷老师没有看到吗?后来转念一想,物以稀为贵,只有他一个人这么写,自然可以得高分。然而我的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其他考生不用同样的方式去写呢?是不能吗?恐怕“古白话“(其实是不太通的文言)写作没那么难。那么是不敢吗?为什么不敢呢? 我赞同陈老师的最后结论,“不能让一道作文题背负得太多”。“心灵的选择”,这样的话题多么沉重,尤其对十七八岁的孩子来说。 还是请命题的老师高抬贵手,不要在作文题里加进太多的道德说教,让语文回归语文吧。 相关链接:高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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