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老舍之死，我一直蒙受着不白之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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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关于老舍之死:骨子里坚硬，川端康成的奖原本颁给他 关于老舍之死：1966年的太平湖之谜 郑实（以下简称郑）：你在《中华文学选刊》上看到我对浩然的采访，其中谈到老舍之死时涉及到您，这才找到我。但据我所知，把您和批斗老舍联系到一起的文章，我这不是第一篇，为什么您现在才想到要就此事公开发表意见？ 侯文正（以下简称侯）：浩然在接受一位叫陈徒手的采访时，曾提到“北大造反学生侯文正在文联搞队伍，来了一车女八中红卫兵，说要揭开文联盖子......”，但说得比较含糊。此文章发表在《读书》１９９９年第５期上，题目是《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当时看到此文，我觉得迟早得写文章澄清，但浩然所说之事早有组织结论，当时我工作又忙，不急于马上回答。但这次看到《中华文学选刊》转载了《今晚报》所发《浩然访谈录》以后，情况不同了，他不但点名道姓，说得比较具体，而且不只一处。我就想，如果现在再不公开发表意见，沉默下去，让那些误传误信的说法在媒体上、社会上公开流传，任其以讹传讹，沉默下去，造成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人们的印象越来越深，事情的真相也会越来越模糊。所以我打电话，通过《中华文学选刊》找到你。你和我素不相识，此次专程来太原访问我，我非常感谢。给了我一个机会，把事情的真相向世人披露，对社会负责，对世人负责，也对后世负责，对历史负责。 郑：就是说，在此之前，您已经知道浩然认为您是批斗老舍的负责人之一？ 侯：是的。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８５年整党和核查“三种人”过程中，我正在山西省委办公厅工作，北京市文化局党委组织处转来了浩然、杨沫等人的揭发材料，组织上便对我进行了专案审查。所以以后他在接受采访中提到我，我并不奇怪。问题在于，无论是他当时的揭发，还是后来在接受采访中的说法，还有杨沫发表在１９８３年《花城》中的《风雨十年家国事》中说：”侯某批判《青春之歌》“等说法，口头笔下的情况，都是失实的。 郑：您认为浩然、杨沫的说法失实，有什么证据？ 侯：当然不能以我个人的意见为据。这里有我保存的当时党组织和我见面的审查结论材料，即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关于侯文正同志“文革”初期在北京市文化局有关问题查证情况的报告》。由于审查时北京市文联已合并到文化局中了，所以此处标题写的是“文化局”，文件最后的结论是：“侯文正同志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确实参与了北京文联的‘文革’运动，属一般性错误，应予结案，不再提出。对此，本人应该正视，正确对待，认真吸取教训。”我想强调的是，这份调查报告把浩然、杨沫揭发我参与揪斗老舍、批判《青春之歌》分别列为两个专题，通过大量调查之后，证明这两个重大问题和浩、杨揭发的具体活动都不成立，不存在。特别是在这份调查报告中还引用了北京市文化局（８５）号京文发字第２２号文件（关于老舍非正常死亡及有关负责人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提到，“‘八·二三’事件不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事件，而是几件极‘左’行动偶然发生在一天的巧合。”“通过调查了解未发现一个总的负责人。”因此，山西的调查报告也明确讲到：“杨沫同志提供‘侯文正是八·二三事件指挥者之一’的说法没有得到其他人的证实。”我认为这两份报告的结论是权威的。 郑：从浩然、杨沫的文章中看，他们对您的指责主要有：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即“八·二三”事件当天您打电话调红卫兵到文联造反；把老舍从人群中揪斗出来；您批斗老舍，问他挣多少钱；老舍从文庙回到文联后已是晚七点多钟，你依然不让大家走，对老舍进行了新的一轮批斗，等等。您认为每一项都是失事的吗？ 侯：我郑重声明，他们指责我的这些活动都是不存在的，通过组织调查已证明这些说法不能成立。关于我把红卫兵叫到文联一说，浩然在揭发材料和后来的文章中说的都不一致。在揭发时他说，侯“正在文化局手把电话筒”。在和你的访谈中又提到：“听说侯文正带着红卫兵闯进了文联。”山西省关于我的调查材料中，在走访了六十七人之后，只找到了三个说我打过电话的证人：丁庆玲、田祝厚、薛柯兴，他们都说在同一段时间内看到我打电话，但地点却分别是办公室、传达室、总务处三个，互相矛盾，而且没有一个人听到电话内容。其中薛柯兴在证词中说，没听清我的电话内容，“是后来红卫兵来后联想起来猜测可能是打电话叫红卫兵。”在此我还要说明，这三个证人，我都不认识，至少是人和名字对不上号。我是在看到这份调查报告时，才知道这几个名字的。 郑：那么您是否认识那天闯入文联的女八中学生呢？ 侯：一个都不认识。由于我是山西人，考入北大才到的北京，１９６８年又正式分配回山西。所以至今不认识一个北京的中学生，甚至女八中在什么地方到今天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很滑稽，不知是历史对人们开玩笑，还是人们对历史开了个玩笑。 郑：那么您是否带人去了文庙呢？ 侯：调查材料和浩、杨文章上提到的这个地方，有时称文庙，有时称孔庙，有时说是国子监，北京的名胜古迹太多了，我确实不知文庙在哪条街上，至今还没有机会去过。 郑：那么８月２３日您是否到过北京市文联呢？ 侯：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上午，我的确到过北京市文联。事情要从１９６６年４月说起。当时北京大学应北京市委要求，派中文系应届毕业生十人到《北京日报》社，派五人到《北京文艺》编辑部，帮助搞批判“三家村”的工作，即后来所谓的彭真搞的“假批判”。到《北京文艺》的五个人由中文系五年级党支部委员尹文欣带队，我和其他三个同学参加。当时编辑部给我们的任务是到工厂组织座谈，整理批判“三家村”的文章；二是帮助检查历年来的《北京文艺》，看有没有“毒草”。工人们当时发言上纲上线，很尖锐，《北京文艺》不愿刊登。加上我们看到《北京文艺》上以前的一些内容，认为是配合“三家村”的，于是五个同学一起讨论，由我执笔写了一篇文章《〈北京文艺〉是三家村黑店的一个分店》，发表于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０日的《人民日报》，五个人联合署名，我是最后一个。当然这种文章明显是在极“左”思潮支配下写的，今天看来显然是错误的。文章发表后，在北京市文联引起不小的震动，《北京文艺》的气氛很紧张。以为原来报刊上只公开点名了北京两报一刊（北京日报、晚报、《前线》杂志），这是第一次公开点《北京文艺》的名。这段时间内，《北京文艺》编辑部开了两三次或三四次座谈会。我在会上发过言，大意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我也受过文艺黑线的毒害，应清算这条黑线。”这些发言内容现在看当然是错误的，但没有具体针对任何一个人，一部作品。回想起来，文章由我执笔，又做了发言，文联的人由此可能比较注意我，认住了我。但我对文联的人只认识不多的几个，主要是编辑部的几个人。 郑：浩然、杨沫您认识吗？ 侯：不认识。浩然也可能有一面之交，但想不清楚了。杨沫肯定不认识。北京文联的作家我一个都不认识。这次到《北京文艺》参与批“三家村”到１９６６年６月1日便停止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一广播，我们马上就被叫回北大。后来，从７月下旬到８月下旬我又去过文联三四次或四五次，记不清了。我这次介入文联的运动，仅限于向联络组和文化部六办反映问题，除此之外，我没有参加过文联和文化局的任何一次批斗会，没有批过任何一个领导干部和作家。 郑：包括８月２３日？ 侯：对，包括这天。我看到关于我的调查材料上说，那天文化局、文联批斗了二十几个当权派和作家，我都没有参与。８月２３日大约十一点左右，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但肯定是午饭前，走出办公楼，看见院子里有不少人，有些人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我便问一位干部（记不清是谁了）：“这是干什么？”回答说：“抓萧军。”我又问：“为啥抓萧军？”他说：“斗牛鬼蛇神嘛！”因为过去读过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而且知道他与鲁迅的关系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时的表现，我出于好奇很想看看萧军本人，但等了约莫三五分钟也没有看到抓萧军出来，就离开文联返校了。我是后来才知道萧军是文化局的人，以前我一直把他当成文联的专业作家。 郑：也就是您并不知道批斗老舍的事？ 侯：当天批斗老舍和其他人是我离开文联后发生的事，因此并不知道。过了一段时间，老舍自杀的消息也传到北大，我很惊讶，在九月底进城时到文联问曾德芳。她说是真的，并说：“原来还怀疑是你打电话叫来的红卫兵呢！”我听了莫名其妙。她解释说，原来搞不清斗老舍的红卫兵怎么跑到文联来的，不少人怀疑是你叫的。后来才搞清楚，与你无关，是中学生破“四旧”，发现老舍穿“奇装异服”（中式对门袄）跑来斗起来的。我当时心中无鬼，也就没在意。 郑：就是说，在当时浩然、杨沫等人就认为您参与了批斗老舍？ 侯：可能，但据曾德芳所说，当时不久就把事情搞清楚了，与我无关。 郑：那么浩然、杨沫怎么会留下这种印象呢？ 侯：我想，可能当时文联的人对女八中红卫兵出现感到突然甚至惊慌，不知因何而来，有些人猜测或分析是我打电话叫来的，“造反”的大学生打电话叫中学生，顺理成章嘛，到后来就由猜测分析，到误传误听，别人传给浩然，浩然传给杨沫，他们都信以为真，最后以讹传讹，认假为真。也有可能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有张冠李戴的事情。看到一个现象，又听到“侯文正叫了女八中红卫兵”的传闻，认为这个事情可能侯文正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又将其他人的事误认为是我的事情。总之，这件事有时让人哭笑不得，有时又觉得滑稽可笑。总之可以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郑：那么关于杨沫指责您批判《青春之歌》一事，您是否有牵连？ 侯：那就必须谈到我第三次介入北京市文联的运动了。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４日左右到６月５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派我和胡俊林、陈学勇到市文联参加“北京市彻底摧毁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联络站”工作。胡、陈两位在此之前从未去过文联，人们也不认识。我们去时，早已由北京市文化局及其下属文艺团体、市文联、人民大学、北京师大、河北北京师院等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发起成立了这个联络站，并且出版过《北京新文艺》小报第一期。他们分配给我们的任务是去编印第二期，主要版面抢先发表了江青的《纪要》，另外还有一篇赞扬《沙家浜》的文章。到6月初，北大学生分裂为两派，又乱起来，我们就回北大了。据我后来看到别人的回忆文章上说，这个联络站和郭开联系起来，开过有十七万人参加的批杨沫《青春之歌》的大会。这些我和我的两个北大同学都没有参与，早已回到学校。杨沫在《风雨十年家国事》中提到北大侯某参与批判《青春之歌》，可能也是由于有人误传我打电话叫红卫兵批斗老舍的印象，使她认为这样的活动也是我组织我参与的，或者是有的人有意无意向她传送了错误的信息也说不定。 郑：您是什么时候离开北京的？ 侯：我是１９６６年的应届毕业生，１９６７年国庆前回山西，就是说是在北大发生武斗之前离开北京的，当了逍遥派。但正式分配工作是１９６８年。 郑：对您的揭发、调查等等，是否使您感到压力很大？ 侯：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如果确有其事，我会勇于承认错误的。但确无其事，我觉得，无论是口头谈的还是笔头写的，对我是个困扰。更是个精神痛苦。从１９８４年７月到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对我调查十七个月之久。１９８５年初整党中党员重新登记，我由于此案人命关天，尚未查清，没有让我登记。直到１９８５年底才终检查清，客观地作了结论，到１９８６年初我才重新登记为党员。放在谁头上，如果确有其事，那你活该受罪，如果确无其事，能不痛苦？ 郑：关于浩然，您怎么看？ 侯：浩然同志的具体经历我不熟悉，但知道是土生土长起来的作家，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工农兵作家。他的《艳阳天》生活气息浓厚，可读性也比较强，描写农村生活比较真实，而且我知道他学历不高，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我是佩服的。《金光大道》没看过。现在有人提出是受“左”的影响。实际上当时的现实生活客观上就是受“左”的影响呀。他不过是反映了出来。我记得在北京大学学生会举办的周末讲座中还请浩然同志去讲过一次。“文革”初期，我认为他当文革筹委会负责人，没有把矛头对准当权派，是方向性的问题，是右倾，当然这个认识从现在看肯定是错误的。但是当时就是那样一个认识。并不是和浩然个人有什么冤仇，也不认为他的方向性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后来知道他参加《西沙儿女》的写作，那肯定是中央文革的意见啦。我觉得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浩然不能拒绝参加这件事，甚至哪怕是积极参与这件事，都是可以理解，可以谅解的。只要他不是死心塌地效忠“四人帮”，没有和“四人帮”篡党夺权直接联系起来，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如果不是浩然，换了别人你也得去写。当然写时一面要小心谨慎，怕写不好出乱子，另一面也可能有几分觉得幸运。这是我的分析。而且我认为如果没有文化革命，浩然依他的才华而论，还可能写出更好的作品。 可是不幸的是，我所崇拜的老舍、敬佩的杨沫和浩然却居然莫名其妙地和我“联系”起来，编演出一场子虚乌有、令人可悲可笑的“闹剧”来，让我处于这样的尴尬的境地。 郑：在这一系列事情之后，您今天对浩然如何看？ 侯：我并不太怨恨杨沫、浩然。因为在那样一个混乱的年代，混乱的状态，混乱的信息，人的脑子也是相当乱。浩然说他心里乱极了，杨沫也在文章中说她的心如何乱。这样情况下，留下混乱的印象，混乱的记忆是不足为奇的，而且这里面我也有责任，１９８５年我的问题查清以后，我应该找杨沫、浩然沟通一次，把真相说明，我想互相可以理解。但当时我认为反正组织上已经有了结论，就没有去沟通。结果他们见我不吭气，大概就认为是确有其事。 郑：在我同浩然的访谈，谈到您其他的情况，比如您当时想到文联工作，是否确有其事？ 侯：当时全国文联也不是什么理想的地方。再者，１９６６年运动初期，说是极“左”思潮影响也好，革命热情也好，哪一个大学生还考虑工作问题呢？让我挑工作单位，也不会挑上北京文联。当作家去？当作家与去不去文联工作也没关系。浩然是当了作家才去的文联。当编辑？《北京晚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等任何地方，哪个不比《北京文艺》这样一个省级文艺刊物的编辑强？所以这种说法真不知从哪想出来的。 郑：浩然还提到您在北京市文联门上贴了一副对联，是吗？ 侯：说我贴的对联是“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我在北京市文联从来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标语，一副对联！说我贴过，是浩然或许其他任何一个人看见我写？看见我贴？谁看见的？如果没有一个人看见，浩然这个印象从何而来呢？实际上，我知道在北京大学“文革”初曾有人贴出过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许多人到北大参观大字报，看了这副对联，北京市好多单位的人都转而给本单位贴过这副对联，后来甚至全国都有。后来听人说，太原也有过这种对联。所以要说“文革”这副对联起源于北大，是对的。要说是我贴的，完全是无稽之谈。 郑：《老舍之死采访实录》中林斤澜接受采访时提到您进驻北京市文联，想要夺权，并与柯兴发生了争执，有此事吗？ 侯：你送我的这本书，我刚刚看到，觉得莫名其妙。如前所说，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６日至６月１日可以称为进驻文联，但那是组织上分配去的，交代得清楚，要听从北京市文联和《北京文艺》党组织的领导。当时聂元梓的大字报还未出来，夺权的思想根本不可能有。１９６６年７至８月份也谈不到夺权，那时是由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取代原来的党组织领导，这是当时的历史潮流，也谈不上夺权。全国产生夺权的概念是１９６６年底到１９６７年年初，从山西的１月１２日夺权开始，从上海的“一月风暴”开始。我于１９６７年４月底到６月初第三次去文联时全国夺来夺去已经不夺了。再说北京市可夺的权太多了，上至国务院各部委，下至北京市各单位，为什么要夺北京市文联的权？而且我根本不认识柯兴。和他争什么呢？ 郑：林的文章还提到您是干部子弟，后来后院起火，很惨，是这样吗？ 侯：我父亲是山西省农产量调查队的一个普通处长，从来也没有被打成走资派什么的，我的后院也没有起过火。所以如果真的有类似的人类似的事，不知发生在谁头上，林斤澜同志恐怕是张冠李戴了。 郑：林的文章还说您批斗过曹靖华，管他叫“曹三白”，是吗？ 侯：曹靖华是北京大学俄语系的系主任，是我国研究俄国文学的权威。我不认识，但也是很崇拜他的。俄语系是否批斗过曹靖华，我不清楚。我们中文系不但是我，而且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批斗过外系的系主任或老师。林斤澜说曹靖华的外号叫“曹三白”，眉毛白、胡子白、头发白。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也没听说过这样一个侮辱性的外号。所以不知这又是把谁的事情安到我的头上了。林文中说我指着一个青年作家说你放毒，类似这样的话，其实就连老作家我也没这样说过。但在学校和其他场合发言中，普遍的都说自己受过文艺黑线的毒害。斗私批修的场合更要说这些话，但没批过具体的人。另外，我不认识林斤澜同志，大概他也未必认识我。这里我还有一点猜测推想，很可能由于浩然对我的事误听误信，然后又把这种信息传到了我根本不认识，他们也不认识我的杨沫，林斤澜那里。杨沫自己在文章中说浩然是她“永生不忘”的“患难之交”，林斤澜是同浩然一起成长的土生土长的北京作家，听了浩然的话可能比较相信，使杨、林心目中对我留下了坏印象，后来便把此后发生的一些事张冠李戴记到了我的名下。这种事真让人哭笑不得。 郑：浩然的文中提到您要夺权，他是革筹委副主任，所以可能一直认为您是要夺他的权，可能是这样的吗？ 侯：说我想夺文联的权，我觉得是异想天开，当时任何一个大学生也没有这个思想。学生和工人造反组织去社会上、外单位夺权，主要是１９６７年“一月风暴”以来的事情。１９６６年我没听说过有这种事。１９６７年４月到６月初我再次去文联时，社会性跨行业组织已经成立了，大家兴奋的中心又已经转移了，以后又是大批判，然后又发生了武斗。所以从始至终我想都没想过要去文联工作的念头，更甭提去文联夺权了。 郑：舒乙在文章中提到揪斗老舍的是一个北京大学的女大学生，你们五个从北大中文系派到文联的，有女学生吗？ 侯：没有。１９６６年４月到６月去《北京文艺》的五个人都是男同学。１９６７年去参加“联络站”的三个人也都是男同学。我想舒乙在文中提到的北大女学生应该是女八中的学生。他的这一提法，大概也是受了流传说法的影响，但他所了解的“揪”出老舍的明明是个女学生，于是又变成了“北京大学的女大学生”。据我所知，北京大学的女学生没有任何一个曾经介入过北京文联的运动。 郑：您的调查报告中说，北京女八中的女学生张阿涛证明您曾继续指挥她们在文庙烧戏装，斗老舍等人，您认识她吗？ 侯：不认识。在调查报告前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人。我可以断言，她也绝对不认识我，没见过我的面。前边已说，我不认识任何一个北京的中学生。很可能是调查组的专案人员找到张阿涛，点出我的名，问到这些事，她出具的这种证明材料。但这是一个孤证，连浩然、杨沫也没有讲到我去过文庙。但她既然说有此事，调查人员不得不再作为一个问题查下去，最终，调查报告列举了当时去过孔庙的文化局、文联许多人的证明，否定了张阿涛的说法。真是劳民伤财。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应该汲取的教训，就是不管面对任何调查，都应该抱一种对组织，对被调查者负责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记得清楚准确就是记得清楚准确，记不清楚，想不清楚就是不清楚，万不可“想当然”或凭某种模糊不清、似有似无、似是而非的印象，“姑妄言之”，徒然给调查工作增加麻烦，给被调查的带来痛苦。 相关链接：关于老舍之死:骨子里坚硬，川端康成的奖原本颁给他 关于老舍之死：1966年的太平湖之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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