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心灵中的宝贝交出来(曹禺回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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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0月4日,南开园沐浴在早晨八九点钟的温暖阳光之中。正是庆祝国庆节的日子,大中路两旁林立的彩旗,在微风中飘荡着。马蹄湖畔,周恩来手书“我是爱南开的”纪念碑,在阳光中熠熠生辉。 早就传出了曹禺要回到母校来的消息,师生们准备欢迎他的到来。 母校是关怀他的。为了祝贺他从事戏剧活动60周年,祝贺他75周年诞辰,特地召开“曹禺学术讨论会”。 在隆重而简朴的开幕式上,南开大学校长滕维藻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祝贺他60年来在戏剧活动和戏剧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祝他健康长寿,并代表师生向他赠送了礼品。曹禺致答词时,表达了他对母校的深挚的感激之情。他说:“55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金黄色的秋天,我告别了美丽的南开园。半个世纪过去了,又回到母校,这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我永远忘不了南开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的一生是同南开联系在一起的。” 人生七十古来稀! 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跋涉了75个年头。他从南开走出去,今天又回南开来,接受母校的一片热忱,一腔挚爱,怎不令他感慨激动呢! 他常说,“人生有许多事是很奇妙的”。当他75岁的时候,又回到故乡,回到母校,触景生情,引起他许许多多奇妙的回忆。 人生的确是奇妙的。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直到我在草写这最后一章时,才发现了这个奇妙的巧合:1985年10月5日,正是阴历8月21日,恰好是曹禺的诞生日。大家陪着他去探望他的旧居,这真是最好的纪念了。 人老了,总是怀旧的。前些年,他曾和李玉茹回到天津,也曾去找过他的旧居。但是,却没有找到。这次,可能是因为房子经过了粉刷,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竟很快找到了。他的旧居原来在天津意租界二马路28号,现在改为河东区民主道23号。当他发现了旧居时,他兴奋极了:“就是它,就在这里。”久远的记忆,突然清晰地出现在眼前了,他像孩子那样抑制不住喜悦。他的眼睛分外明亮,他的话像打开闸门一样倾泄出来。他指着马路旁边的楼房说:“不错,绝对不会错的,这一家姓萧,那一家姓陈,我真像是在做梦一样啊!” 走进23号院内,是一座三层楼房。他说:“这是我家最先有的一幢房,后来租给一家公司了。”走进楼里,他还有些儿时的印象:“这是大客厅,那边是小客厅。那时我很小,姐姐也住在这里,就是在这里,她教我识字块的。还有表哥刘其珂,他在这里住过。”他进到原先的大客厅里说:“在那时看,这间客厅大极了,现在看来很小。那时觉得大得不得了,真奇怪啊!” 看来,他不愿意在这里久留。这里还不是他最怀念的地方。他回到街上,指着马路斜对过的一座楼房说:“啊,那就是韩诗桁的家。”在23号门口,他说:“就在这个地方,我小时候,这里排着一溜儿人力车,天津人叫脚皮啊,不要问价钱,上去就坐。”他又指着23号右边的一个很精致的楼房说:“看,这就是周金子的家,周金子是个妓女,忘记了是个什么阔老爷,花了一万块钱,把她买来作姨太太,这个小洋楼就是专门为她盖的。为什么叫金子,一万块钱,太贵重了,像金子一样。那时,我们都想看看她是个什么样子,她不大出来,偶尔,夏天她洗了澡出来,在平台上晃一晃。长得很美哟,不俗气,不是大红大绿,像个神仙似的,很文雅的样子。真奇怪啊!她住的这个房子一点也没有变。” 这时,不是别人来搀扶着他,而是他带着大家朝一个胡同口走去,神采奕奕,滔滔不绝地讲着:“就是在这个胡同口,经常看到农民,逃难的灾民一头儿挑着锅,一头儿挑着孩子。晚上,叫得很惨很惨啊!段妈就给我讲她们家乡的悲惨的故事。“这是个死胡同,里边的一个小楼才是我住得最久的地方。”隐藏在胡同里的一座两层小洋房出现在眼前了。他走得很快,还没进去,就指着楼下的一个窗子说:“这就是我搁东西的地方,绝对不会错的。” 平时,我到他北京的家里,见到他,有时感到他行动迟缓,十分疲倦,说话长了,就有时忘记了说到哪里。一副老态。可是,现在他好像变了一个人,连他上台阶都不要低头,好像凭着他的感觉就一阶一阶地踏上去。几十年过去了,依然是那么熟悉,这使我格外惊讶!人的童年的记忆,真是都刻在神经里了。 一进楼门,里边黑漆漆、阴沉沉的。我似乎感到当年这座楼里的抑压和郁闷。楼道的光线太暗了,墙壁,烟熏火燎都变得乌黑了。两边堆放着杂物,显然住的不只一家,破旧不堪。此刻,我心中掠过一阵淡淡的悲哀。 曹禺指着一间房子说:“这是我的书房,还有一个小书童伴着我,真是奇怪呀!我就住在这里,翻译莫泊桑的小说,读易卜生,读《红楼梦》,看闲书,都是在这里。上高中时,也在这里温习功课。” 好像许多记忆一下都涌来了,也分不清时间顺序。他的回忆跳跃性很大,忽而说到这个,忽而又跳到另外一个片断。他突然对我说:“你上次说到沈敏基办的讲习班,那是国共合办的,实际上是共产党办的,就在这里填的表。还在这里学英文打字,读四书五经,有好多老师教过我。 “还有一个姓王的小朋友,外号叫王傻子,人非常忠厚,我们一起读书。不是念《三字经》、《百家姓》,姐姐都教过我了。那时,已经是五四运动了,读《左传》、《春秋》,还有《鲁滨逊飘流记》。这个小客厅,教我的还有一个大方先生,他还教过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他第一次就给我讲他写的《项羽论》,我记得第一句的四个字:‘叱咤风云’,讲起来摇头摆尾。我记得他住在法租界,好玩古钱,几个姨太太哟,人很古怪,他冬天是永远不生火的。” 房主人把他让进原来他家的小客厅里。一进去就说:“这个房子没有变化。”他用手杖指点着,“这里放着沙发,这儿是书桌,还有一张床。真奇怪,过去的事情竟然记得这么清楚。“这个小客厅,有一件事忘不了。有一个李补耕哟,他一来就到这里,穿着长袍马褂,等着父亲下楼来见他。父亲从楼上慢腾腾地走下来,也是摆着架子。他一见父亲就磕头、跪拜。我父亲也不客气。这个人靠我父亲当了县知事,捞了不少钱啊!后来,他再来就和我父亲对着抽鸦片烟,他的夫人和我母亲对着抽鸦片。 “那时,真是乌烟瘴气哟,哥哥在楼下抽,”他用手杖指着楼顶天花板,“父亲母亲在楼上大客厅里抽。那间大客厅,北洋军阀的大政客黄郛来过,还有黎元洪的姨太太也到这里来过,周七猴也来过。你知道,就是我父亲的那个《杂货铺》呵,都是在那里写的。 “记得小的时候,很害怕,就在楼上搭一个床,我父亲很喜欢我。我15岁的时候,他还背着我。他高兴的时候,就背着我,在屋里走啊,走啊! “想起来了,还有一个‘来福’,是一只小狗呵,我和它一起睡,一边玩。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养小动物。一天,它突然不见了,再也没有回来,这是对我打击最大的一件事。现在一闭眼就能看见它的长相,不像狮子狗那么好看,黑白狗,非常懂得人性。”在他的语气中有一种伤感。 到二楼去,楼梯的光线更加昏暗。走到楼梯拐弯的地方,他在昏暗中指着旁边说,“这是厕所”。陪同的房客说:“是厕所,您还记得这么清楚。”他说:“我住这座楼时,八九岁了,一切都清楚极了。”他指着左首的一间屋子,“这是我父母的卧室,紧接着的这间,就是那些名士经常来的大客厅,在那里聊天抽鸦片烟”。进到原先他曾住过的一间小客厅里,“还是原来的样子,没有变。我15岁生疹子,就住在这里,父亲和母亲都不放心。在这里,他们照看比较方便。”他指着墙壁说:“就在这里搭了床,病了一年,出疹子,身体很弱很弱。” 他指着屋外通向平台的一个厅堂说:“那边是我们吃饭的地方。我最怕吃饭,父亲就在那里发脾气,骂大街。”一时间,那种可怕的场面,那种坟墓般的寂静和沉闷的空气,好像弥漫在周围,感到异常的憋闷。 在厅堂通向平台的门口站住了,他指着门说:“到了过年的时候,把它挡起来,供上什么牌位,祭品,香烛。”在幽暗中好像飘来香烛燃烧的气息,他靶立在那里沉思了片刻。又领我到平台上,望着前面的楼房,又数说起来:“这个楼房是姓王的,非常有钱,是他们自己盖起来的。那个房子不认识。你看,这就是王傻子的家,他父亲是个买办,王傻子到这里来读书,不要他的钱,送两袋棒子渣给老师。这个人很可爱,一块演戏,文戏武戏都演哟!一起玩,在院子里。我和他一起乘电车去看电影,无声电影,记得还看连台本的电影,惊险片,呵,是《马瑞匹克弗》,在光明电影院,就在惠中饭店附近。那时还没有惠中饭店,也没有劝业场。”几次讲起他儿时的朋皮,都给他带来美好的回忆。 又回厅堂里,指着左首的一个门说:“这是放东西的地方,放着好多箱子,放着火腿,一打开,就是一股霉味。”忽然他又转到另外一个人物:“我跟你讲过一个人,叫陈贵的,非常有才。画,画得好。画释迦牟尼,画观世音菩萨,常常有人求他。父亲很尊重他。他就把门关起来慢慢地画,谁也不能进去的。”他提到的这些人物,一个一个地都成了古人,还牵动着他的思绪。他对他们的印象,也许在他的剧作中还能找到,或可能听到他们灵魂的叹息声。 我陪着他,不愿打断他的思路,更不想向他提出问题,我也不愿意别人打断他。任他在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记忆中漫游驰骋,任他侃侃而谈。对于一个老人,对于一个他生活于此,并且用他激扬的想象再创造了的地方,他能这样尽情地回顾,是太难得了。当时,我就想,如果在这里,他能住上几天,任他去想想往事,他能在生活的回顾中,重新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心灵的隐秘,发现历史。 又回到马路上,看样子他不舍得离去。此时此刻,我好像更懂得了他,更理解他的心情。要不是日程安排得这么紧张,我宁愿在这里陪伴着他。那怕只是沉默着,守候在这里,让他多看看,多想想他的一生,想一想他的创作,该是怎样地珍贵啊! 我回顾着隐藏在胡同深处的这座普普通通的小楼,我也感到人生的奇妙了:就在这里曾经怎样铸造了一个被抑压的苦闷的灵魂,又怎样掀起他心中的雷雨!多么普通而奇怪的小楼,多么普通而又奇妙的人生!就是在这里诞生了我眼前这样一个蜚声世界的老人! 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胡同口,抑或在小楼前面,挂上一块普通的牌子:“曹禺旧居”。那怕把他曾经住过的卧室辟出来,变成一个小小的展览室,放上他的著作、手稿,他曾经读过的书,让人们记得,这里,曾经诞生了一个走向世界的剧作家,一个曾经激动着几代人心灵的剧作家。这可能给这个商业城市增添不少文化的气息。 汽车在鞍山路上缓缓地行驶着。我和他坐在后排,他望着车窗外的景物,记忆的闸门又打开了。他说:“在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有几个月,大约是春天,我坚持长跑。不知从哪里来了这么一股劲头,是不是沿着这条路,记不大清楚了。跑到法国桥,向塘沽方向跑,跑到一个俄国花园再折回来,有几十里路啊!开始,跑不到1B*车穆烦叹图岢植幌氯チ耍兔挥辛α苛恕这就是所说的运动极限吧!”我听他讲过几次了,他又这么讲。我也不想打断他,人生中影响最深的事,总是不断地被回味被咀嚼。“但是,慢慢咬牙坚持,越过那个极限,就跑得轻松起来,这是非常奇怪的。这是一种从来没有的体会,一种人生的体会。坚持这么一下就度过难关了。”我想,这段长跑的经历,对他的一生都是重要的,起着一种深远的影响。人在青年时代获得的一次珍贵的人生经验,在一定意义上就成为一种持久的人生动力的源泉。对他来说,每写一部剧作,都是一次长跑,也是要咬紧牙关,越过“极限”而完成的。而75年来,又多像是一次人生的马拉松啊!就这样,在他的生命的征途上,一次又一次超越着自己,超越着伙伴,超越着令人难熬的极限,树立起一座座丰碑。他在重新咀嚼着这人生的体会,使我感到他仍然有着一种内在的坚韧的生命力量。他还要在生命的征途上创造他的奇迹。 “噢,你看这是南市吧!”汽车正经过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剧场,我惊异于他的识辨力。“这一带就是三不管,侯家后,妓女院,落子馆,土药店都在这里。当初,我就是在这些地方调查的。”他沉默了片刻,突然对我说:“有一件事,奇怪极了,我还没有对你讲过。我正要写《日出》,忽然接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长,有18页,署名‘筠’。清秀的笔迹,是个女孩子写的。在信中表达她看过《雷雨》之后,对一个作家的敬爱之情,还谈了《雷雨》的观后感。但是,她不要回信,还说,‘你不要找我,我以后也不准备再写信给你’。后来,我就把‘筠’这个名字用到陈白露身上。”他轻轻叹息了一声,“人生有很多事是很奇妙的啊!如果这个女孩子还活着,大概也有70岁了!”随后,就是很长时间的沉默,大概他又陷入对人生奇妙的思索之中。 车子兜了许多弯子,才开进天纬路,去找他原来曾经任教过的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的旧址,现在是天津美术学院。 美术学院的人,早就在那里迎候了。他很想再看看他过去住过的那间房子。他对这里就不像对他的旧居那样熟悉了。但是,他对他曾经在那间写出《财狂》、《日出》的房子,却怀着深深的依恋和思念。 到了一座小楼,里边挺阔气的,他摇着头说:“这里不大像,我记得我住的房子很小,在楼上,一间一间的,住的都是教师。房间里的摆设简单极了,一个平板床,一把椅子,一个书桌。李霁野先生最熟悉了,他和我住在一起。”有人说,他住过的那座楼已经拆了一半了,“霁野的夫人,是我的学生。霁野是我的前辈啊:比我大十岁,他非常之用功,平时不大说话。”他转过头来特意叮嘱我:“霁野先生厚道极了,你见到他,务必代我问候!” “虽然,在这里教书,但要写东西,有时还去北京。只记得有很多系,还有家政系,那时可能是孙家琇的姐姐担任系主任,我接触不多。我有时回家去看望母亲,但都住在这里。那时教英文,教点《圣经》文学,讲英国文学史,觉得应该讲它,也教莎士比亚,教西洋小说史。还教点法文,从字母讲起。什么都敢教,那时候年轻胆大,什么都敢讲。” 他对我说:“还有一件事,《日出》中的夯歌,是我把工人请来,就在师范学院里,我请陆以循来记录,工人唱着,他记录下来,加以整理谱写出来的。”谈起这些往事,可以看出他的兴奋的心情,那正是他创造力最活跃的时代。在从清华回到天津的两年的时间里,正是他和张彭春一起合作达到最火热的时候。改编《财狂》,演出《财狂》,改编《新村正》,演出《新村正》,创作《日出》,他全部精力都放在教学和艺术创作上。那是他的黄金时代。 这里,要补叙一下。就在这次重返天津之前的一个多月,我曾陪同他一起重访清华大学,他也是那么兴致勃勃。那天是阴天,闷热得很,气压很低,在屋里,得不停地摇着扇子。他在家里打着赤膊。但是,他还是要去,他的夫人李玉茹陪伴着他。 车子开到清华图书馆前停了下来,一下车看到黄色的墙壁上布满了翠绿的爬山虎,“想不到这么漂亮,这可是过去没有的。”他对这座图书馆充满了感情,他久久地望着,徘徊着。是啊!在他写出《雷雨》的这座楼里,曾经度过多少难忘的日子! 在图书馆负责人的陪同下,他径直走到楼上那间写作《雷雨》的阅览室去。不要别人引领,他熟悉得很。一进大厅,他就高兴地说:“就是这里,还是当年那个老样子。”他指一个阅览长桌说:“对,我就是在这个地方,那时不是这样的桌子。我一来这里,就坐到这个位上。” “不知道废了多少稿子,都塞在床铺下边,我写了不少的人物小传。写累了,我就跑到外边,躺在草地上,仰望着天空,看着悠悠的白云,湛蓝的天空。”他一边说着就坐下来,找来一张纸,对大家模仿着当年的写作情景,把人物、分幕的提纲,写了下来,仿佛说,过去就是这么写的。 他对图书馆的负责人说:“当年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原谅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待我太好了。他提供给我各种书籍资料,还允许我在闭馆之后还呆在这里写作。那些日子,真叫人难忘啊!我当时,就是想写出来,我从未想到过发表,也没有想到过演出。” 清华大礼堂也是他怀念的地方,他特地引着我去看看。礼堂前的草坪葱绿喜人,礼堂依然像过去那样巍峨壮丽,他说:“一到这里,就想起许多往事来了。”空荡荡的礼堂,一进来,就显得格外凉爽。他指着礼堂后面的楼上说:“你看这上边,我们就在那儿练习,我吹巴松管哟,乐队排练也在这上边。不知是个什么道理,那一阵那么迷恋音乐;可惜,我没有坚持下去。” 我们坐下来,一个大礼堂里就三五个人。我曾读过《清华大学校史》,就是曹禺在校期间,这里曾经有过许多次爱国的斗争。这礼堂,就是历史的见证。我好像听到当年在这里的集会所发出的正义和真理的声音。沉思了片刻,忽然,他又讲起来:“‘九·一八’之后,有一个美国牧师从东北来,他在这里讲演。噢,就在这个舞台上。他说,我从东北来,中国的军队是不行的,日本军队很厉害,中国人不能抵抗。他们一来,嘟,嘟嘟嘟……就把你们扫射了,消灭了。他鼓吹投降日本。这时,有一个中文系的学生,他叫王香毓,一个山东人,大个头,突然站起来质问他:‘是谁叫你来的,来这里放屁。你他妈的和日本人穿连裆裤,你给我滚下去!’曹禺说着也站起来了,好像那个激烈的斗争就在眼前。他把拳头伸出去,‘这时同学们都站起来,冲着这个牧师吼叫着,滚出去!滚出去!硬是把他轰跑了。当时,我也在场,和大家一样的吼叫。我至今都忘不了这个王香玉’。 “那时,我们的热情很高。到保定去宣传,到古北口慰问伤兵,我还是小队长呢?走到哪里都要讲演啊!讲起来可带劲喽! “我觉得清华大学挺自由的,我对南开印象也是美好的,但更觉得清华有一种自由的空气。我一进清华,就有一种十分新鲜的感受。这里的教授是很厉害的,常和学生一起。我记得是驱逐吴南轩,他是国民党派来的,全校都沸腾了。我还为此接见过记者,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也是在这个礼堂,我演出过《娜拉》。” 清华园里,有着他许多美好的回忆。在南开演戏,在清华写戏。从演戏到写戏是一次飞跃。真正使他下定决心从事剧作是在清华。清华的自由当然是有限度的,但是,在那时他能感受到自由的空气,渴望着自由,无疑,给他带来创作的自由心灵和自由意识,才使他的创作个性得以发挥和舒展。 他对我说:“我真正的接触到仪态万方的世界戏剧,还是在清华大学。写戏没有别的路子,除了生活,就是要反复读剧本,读各种各样的剧本。许许多多外国戏剧流派,我是到了清华之后才接触的。我记得,匈牙利的恰佩克写的《机器人》,讲这些机器人能代替人工作,还说这些机器人进一步发展就有了思想,还能谈恋爱。但是后来他们却受到真人的压迫,这些机器人都造反了。你看,那时许许多多新的流派,新的方法都已经出来了。我先是学易卜生,后来就在清华接触到各种流派,有了比较,有了鉴别,视野开阔多了。其实,我写《雷雨》时,也不都是易卜生的路子。但是写戏要根据生活,每个大作家都离不开生活的啊!可是,视野开阔也是顶重要的啊!” 天气是那么闷热,但是,他仍坚持同我们一道去再访三座们大街14号。他说:“我回到北京几十年了,再也没有去看过这个地方。”已经快到中午了,在清华园里转了三个小时,真是不忍心再劳累他,但他的兴致仍然是那么浓烈。我懂得他,因为在三座门的这个小小院落里,凝结着他和巴金的友谊,对这位老朋友,他始终是深怀尊敬的。 这里的街道,早就变了样。仍然是他带着我们找到的。他先是进了一个院子,似曾相识,但看看又不大像;然后,又走进隔壁的一个小院,很快,他就看出来了,“就是这三间房子’噢,原来门被堵住了。可能把房子卖给隔壁一家了,就划到刚才那个院里。”他指着一个窗户说,“这就是堂屋,我们来这里玩,就在这个堂屋里,两个耳房,巴金和靳以各住一间。”50年前,就这三间矮矮的房间,吸引着一批年轻的作家,成为他们聚会的地方。《水星》和《文学季刊》就是在这里诞生的。也就是在这里,巴金把曹禺送上了文坛。 为了纪念这个地方,我们特地跑到街上租了一台照像机,在那普通的三间瓦房前面,在漆着朱红色的大门口,曹禺和他的夫人李玉茹,同我们合影。曹禺说:“一定要把它寄给老巴。他会高兴的。” 1986年10月6日,在南开中学师生的盛情邀请下,又去了他度过中学生活的母校,这使他的心情更加不能平静。 整个学校都变了样。校园里一座座新起的教学楼,实验楼,昔日的平房、带着长廊的灰色楼房都不见了。只有瑞廷礼堂还保留着,但礼堂中的设备也全变得现代化了。 最使他感动的,是同学们对他的欢迎。当他看见这些生龙活虎的少年,簇拥着他,喊着他“曹爷爷”的时候,他的眼睛湿润了。好像他又回到他那青春的时代,耳朵响起上课的铃声,操场上的喧闹声。好像他又回到当年的瑞廷礼堂的舞台上,他正扮演着娜拉。他多么希望自己还是一个翩翩少年!当校长把一枚南开纪念章挂在他的胸前的时候,他真是万分激动。在同学代表讲话后,他即席发表了讲话:首先,感谢我的母校——南开中学的各位师长,各位同学,各位学友,给我这样热诚的欢迎。 刚才这位同学叫我爷爷,我确实惶恐。是啊,我的确是个爷爷,我有孙子,但是从我的思想看,我不是个爷爷,还是很幼稚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从我的愿望来说,我希望我是刚入学的那个样子。我很小,13岁就进了南开中学,15岁加入南开新剧团。所以我希望你们叫我一声同学,我就更高兴一点。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这是没有法子挽回的。我永远忘记不了南开中学,怎么这样讲呢?在我中学时代,它使我真正睁开了眼睛看世界,并且知道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坏人。这很难,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一个人能看清楚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哪件事情是是的,哪件事情是非的,很不容易。我的感觉,在小的时候就打了基础,而不是到了大学,到了研究院才打基础,就是说在中小学就打基础。而我是在南开中学打的基础。那时是六年制,我先上的是初二,病了一年,也是读了六年,我毫不后悔。在病中,许多很好的同学、老师来看我,来教育我,帮助我。南开中学的生活十分丰富,不只是在课堂上,还有许许多多的课余活动。我学的是理科,我喜欢化学,那时很想在化学上学点东西。甚至我也很喜欢数学,那时高中已经有了近代的几何教学了。恰恰有几位好老师,张彭春先生,他是张伯苓校长的弟弟,对我有很深很深的教育。每年都叫我演戏,他告诉我如何演戏,告诉我戏有如何的好处,告诉我从戏里你知道人究竟是怎么回事情。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人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啊,又是极应该把他搞清楚的。无论是做学问,做甚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老师们就是这样教的,告诉你如何懂得人,如何做一个好人。 还有,张伯苓老校长经常讲两个字,一个字是“公”啊!当然他不是讲马列主义,但是他的意思,无非是叫我们为人民服务。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像陶铸讲的“心底无私天自宽”!一个人没有私心,世界都变得更宽广了,人也勇敢了,有智慧了,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尽管我们批判了种种“左”的东西,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要永远放在心里。老校长讲的第二个字是“能”啊!“能”就是能力、知识啊。如何得到知识,如何获得能力,有了知识,有了能力,就能促进社会,就能使国家又富又强,使整个社会文明起来。在座的同学,责任是很重的,你们生活在一个最伟大最幸福的时代,前面是宽广的道路,我希望大家都沿着这条大道前进!最后,我想起两首诗,曹操的一首诗讲“山不厌高,水不厌深”。怎么讲?山越高越好,水越深越好。这个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无论是求学、做事、搞发明、搞研究,是越好越好!再有,就是还要看得远一点。唐朝的诗人有两句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南开中学是个非常好的学校,也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学校。刚才这位小的女学友对我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南开人”。南开人这三个字,我听了是很骄傲很自豪的。自豪倒不仅仅因为这里出了周总理,是因为你们这些年轻的小学友都将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英才。你们必然一个比一个更好地出现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我将因为你们使伟大的祖国立足世界强国之林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感谢小学友的讲话,非常感谢校长给我的这样一个勋章。我是不配的。但是我觉得是我的母校给的,母校给的东西是永远不能辞掉的。 大家相信我,相信我一颗赤诚的心。我75岁了,我还要活下去!不是糊糊涂涂活下去,而是要坚强地活下去!要做一些工作,要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永远做一个很好的南开人!谢谢! 我用这篇讲话,结束这部写得足够长了的传记,是因为他在这个戏剧的摇篮里,最初奠定了他毕生从事戏剧活动的基础。南开中学,是他把自己献身给中国新兴话剧事业的起点。 我用这篇讲话来结束这部传记,是他谈到他是从这里,从演戏中开始探索“人”,探索人的最复杂又最宝贵的东西。他一生都在探索着人,探索着人生,探索着人类,探索着人的灵魂。在他那些最杰出的剧作中,把人的灵魂,把中国人的灵魂铸造出来。蘩漪、陈白露、仇虎、愫方、瑞珏……这些或是屈辱的被损害的,或是被抑压的变态的,或是闪烁着圣洁美好的灵魂,仍然在激动着人们,仍然在启迪着人们去思索。我以为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能塑造人的灵魂的作家,最能揭示人的灵魂复杂性和丰富性的作家,一个善于刻画深刻的灵魂的戏剧大师。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曾中断了这种探索;可又令人欣喜的是,在他75周岁的时候,他又对孩子们发出这种呼喊;这里凝结着他毕生的经验和教训,他呼喊着别人,也是在召唤着自己。 我用这篇讲话,来结束这篇传记,是他在天真烂漫的孩子们面前,把他一颗赤诚的心,一种最真挚的期望,对祖国、对未来、对振兴中华的美好的愿望,都寄托在年轻一代的身上。难得的是,在一个75岁老人身上,他的心依然是那么年轻,那么火热,那么充满着活力。 我用这篇讲话来结束这部传记,是我感到一个生命的巨大价值;更感到一个顽强的生命,一个饱经沧桑、跋涉了漫长人生征途的生命,还要去创造,去奋斗的热能和活力。 生命呵!生命!人人都有的生命!有的如烟,如尘,如草芥,如粪土;有的如电,如火,如高山,如大海。人在创造着生命,生命在创造着自己,生命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创造。 不管将来的历史将怎样评价曹禺,我敢这样预测:谁都不会否认他是一个具有高度创造力的生命。 但是,我却说,却要这样真诚地说:请您把您的挚友巴金的话放在您的案头吧——“把你心灵中的宝贝交出来”! 1986年春节爆竹声中初稿1986年11月25日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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