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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小说创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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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自1978底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便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关于祖国发展的种种思考和设想。这就是风骚一时的“改革文学”，其开篇之作，是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从作品反映的地域上，我们可以将改革文学划分为“农村题材”和“城市题材” 两大部分。（一）农村题材：对于农民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土地”，因而1979年后，土地承包和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在农村掀起了一次经济和精神上的巨大变革。许多敏感的作家便抓住拥有土地支配权后农民的新状态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在这期间，农村改革小说的代表作如：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张一弓的短篇小说《黑娃照像》、张炜的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蒋子龙的中篇小说《燕赵悲歌》、贾平凹的中篇小说《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等。纵观农村题材的改革小说，可以发现初期作品往往是简单的“一片光明”，随后一些作家开始致力于揭示农村改革中所受阻力并剖析其产生的原因，一些优秀之作甚至触及到在改革中发生变异的中国农民的“传统文化心理”层面。这一过程，是不断深化的。如早期出现的短篇小说《乡场上》（1980，8 ）讲述不再靠借贷度日的农民冯幺爸，终于挺直了弯了多年的脊梁、《黑娃照像》（1981，7 ）表现有了一定经济能力的农民对精神地位的追求；其后出现的一些作品则开始展现改革的阻力，如《秋天的愤怒》塑造了俨然一方宗主的农村干部肖万昌的形象、《燕赵悲歌》在农民改革家武耕新头顶上设置了重重关卡；在贾平凹的小说中，改革的阻力则不仅来自于国家政体的一些弊端，农民在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下自身形成的顽固惰性也是阻碍改革的重要原因，如《腊月·正月》中描述了乡儒韩玄子对“致富”后的王才不可理喻的百般刁难——前者与后者从前并无任何矛盾，他之刁难后者表面上看来只是出于对“奸商”发财的不满与嫉妒，对自己地位受到侵犯的担忧而已，但实际上则反映出中国长期以来宗法制社会残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心理，在面对新的社会体制时因感受到强烈的冲击而产生的对抗力量。在这些作家中，高晓声因与农民阶级的广泛接触以及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层次思考，在塑造农民形象时显得极为清醒。他描写“小人物”命运的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系列小说”等作品被誉为“农民组曲”。其中《李顺大造屋》以反思的目光，通过一个普通农民造屋史，真实地描绘出解放三十年来我国普通农民的生活遭际和命运，深刻揭示出“左倾”错误和“四人帮”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巨大灾难，并挖掘出中国农民自身的性格弱点。作品中李顺大的形象，可谓新中国农村最普遍的“跟跟派”的典型。在高晓声眼里，建国后左倾错误造成的灾难中，李顺大式农民这这种民族劣根性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而“陈奂生系列”则沿续《李顺大造屋》的历史线索，通过主人公陈奂生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生活经历，反映出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及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在这套系列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高晓声虽然一再写陈奂生如何努力紧跟时代变革，但作品关注的重心仍在于揭示因袭历史重负的小生产者向现代农民转化时的窘况。在作品中，陈奂生一方面质朴、厚道、有韧性、重人情、讲信用、忍辱负重，另一方面又显示出愚拙、容易满足、小肚鸡肠及擅于达到“精神胜利”的传统心理弊端。如系列中最知名的《陈奂生上城》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典型情节：表面看来关心农民但实际上根本不理解农民的吴书记，使陈奂生一夜睡掉了五块钱。陈奂生懊恼不已，在对招待所实行了痛快淋漓的报复之后，仍然怏怏不快，生怕老婆因此喝责，最终，是“精神胜利法” 使他倾斜的心灵获得了平衡：“他终于高兴得拍起大腿来。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块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老婆已不在他眼里。他有办法对付，只要一提到吴书记，说这五块钱还是吴书记看得起他，才让他用掉的，老婆保证服贴。……他仅仅花了五块钱就买到了精神上的满足，……他愉快地划着快步，像一阵清风荡到了家门口。”在这段心理描写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堪比“阿Ｑ”的当代农民形象。“陈奂生系列”的贡献就在于作品中提出了一个中国式的农民问题，塑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这一个”形象典型。还有一些作品，着力于揭示在农村经济关系发生变化之后，传统道德观念受到的沉重冲击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巨大变化。如贾平凹的《小月前本》、《黑氏》、《鸡窝洼的人家》，王润滋的中篇小说《鲁班的子孙》（1983，5 ）、周大新的《家族》等。在这其中，中篇小说《鸡窝洼的人家》是比较出色的一篇。《鸡窝洼的人家》讲述了一个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两对夫妻被戏剧性地打破并重组的故事。部队复原回家的禾禾心高眼大一心致富，但不断赔本，结果使本份贤良的妻子麦绒与自己离了婚。泼辣能干的烟峰因多年没有生育，在老实忠厚了丈夫回回面前总是矮上一头，禾禾借住到他们家后，烟峰支持禾禾发家致富，并不时为他出个点子，而回回则劝禾禾安心种地，与麦绒言归于好——因为不满烟峰帮着禾禾瞎折腾，夫妻俩有了矛盾，曾受过禾禾托付的回回在去照顾麦绒母子时禁不住与生活凄苦的麦绒互相同情。在小说结尾，不同的性格与观念使回回与麦绒、禾禾与烟峰走到了一起，禾禾终于发家致富，给村里拉上了电，并买回了磨面机。《鸡窝洼的人家》是一个悲喜交织的故事，在贾平凹平和自然的叙述中，并没有简单的道德谴责和是非论断，是时代的变革和观念的更新使这两个家庭重组，小说表明当新的经济结构出现的时候，人们原有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都将受到强大的冲击并随之发生变异，这是时代的必然。（二）城市题材：相对于农村来说，城市的改革更加繁杂艰难，因而作家们反映城市改革的小说作品也更为多样、深刻。城市题材的改革小说涉及的领域上至国家的要害行政部门，下至街道小厂、普通人的内心世界，反映出作家对社会、时代的广泛思索。在这类作品中，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等都较为优秀。其中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星》反响最大。这部小说以明朗的语言风格，描写三十二岁的李向南受命到古陵县担任县委书记后，采取的种种雷厉风行的改革手段及因此与反对派间产生的种种矛盾纠葛。小说主体上采用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但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带有明显的英雄主义色彩。在小说结尾，当李向南在副书记顾荣千方百计的阻挠中陷入困境时，作者安排他到北京寻求帮助，这个开放式的结局给读者留下许多联想的余地，也使李向南的改革避免直接陷入绝望，从而给小说增添了一点亮色。显然，这部作品延续着传统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而这种明朗的色调，的确给作品增添了极大的可读性，由该作改编同名的电视连续剧因此在1984年创下了全国最高的收视率。在关注城市改革题材的作家中，蒋子龙因其在独特的经历而创作出大量杰出的作品，从其作品的发展变化上看，他的创作可以说涵盖了整个改革文学思潮的过程。早在1976年初，蒋子龙就已经在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中，塑造了一个支持技术革新的领导形象，这篇作品因当时严峻的政治环境而受到了批判。1979年 7 月，蒋子龙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揭开了“改革文学”思潮的序幕。小说描写某电机厂内部改革中所遇到的种种矛盾与阻力，作品中那位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的电机厂厂长乔光朴激起了全国上下的改革热情，以至许多工厂挂出了“请乔厂长到我们这里来！”的长幅标语。《乔厂长上任记》虽然在艺术上还显得比较粗糙，但作者的激情无疑弥补了这一点，而且主人公乔光朴的形象以其“硬汉子”的性格力度和改革家的胆识与气魄也备受读者的喜爱。此后，蒋子龙又先后创作了《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人事厂长》、《开拓者》、《狼酒》、《拜年》、《收审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一系列反映工业领域的小说作品。不久又拓展题材范围，将目光延伸到商业、农业的改革上，创作了《锅碗瓢盆交响曲》、《燕赵悲歌》、《阴差阳错》等小说，其中长篇小说《蛇神》已经将作品重点由对事件的描划转向对个人性格的刻划。这以后创作的《寻父大流水》、《子午流注》、“《饥饿综合症》系列”等作品，蒋子龙的创作风格开始发生转变，作品中塑造的形象由“主动进攻型”的强者转向“被动承受型”的小人物，显示出作者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产生的命运无奈感。此时作者的创作已经不再有改革小说中的风发意气，但却明显增加了对社会问题思索的深刻性。蒋子龙的改革小说，大多是自上而下正面描写改革中的各种举措及矛盾阻力，相比之下，邓刚的中篇小说《阵痛》则采用了一个比较新鲜的角度，侧面描写置身于改革潮流中的基层人员，尤其是那些看来遭到了“改革大潮”抛弃的社会成员的内心状态。小说展示了以郭大柱为代表一群曾经“以工代干”的旧日时代骄子，在车间实行承包后因不懂技术而被淘汰后的内心痛苦与彷徨。与那些懒惰倒蛋分子相比，这些人无疑是优秀的，他们曾经努力地去完成领导交给自己的任务，如画宣传画、进行讲演，他们曾经毫不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正因为如此他们遭受被时代淘汰的命运时才更显得可悲。他们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但承受这恶果的却只能是他们自己，小说用郭大柱选择给工人们送茶水后的表现来暗示他未来的命运将把握在自己手上，只要他努力，他将赶上这个时代的发展，成为改革大军中的一员。这也就是小说题目的寓意：“改革带来的阵痛是不可避免的，但却是暂时的”。这篇小说对人物心理发展的描写虽然不够细致深入，但作者表现改革问题的切入角度和对人物命运的展示却是比较独特的，因此这部作品也被视为是改革文学成熟过程中的一部代表作。在城市题材改革文学的深化过程中，陆文夫的《围墙》也是应当提到的一篇作品。某设计所旧围墙倒塌，新墙的高度、样式、质料成为所里上下的中心议题，人们分成了几大派别，甚至有人在发表意见时拉扯上了“大观园”，意见不能统一，结果大家不欢而散。不料星期一上班来时一堵新墙竟然已经树立起来，于是心有不甘的人们开始把矛头指向办事麻利的行政科马而立，一致抨击新围墙的样式、功能及其他。不料在建筑学年会上外地来的学者却众口夸赞围墙的独特风格，于是一时间这堵围墙又成了所有设计所成员的合作结晶，每个人都开始盘算如何在学术总结中加入自己的一份功劳。这是一部带有调侃性质的中篇小说，陆文夫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描写了一个近乎闹剧的故事，然而这个闹剧却又具有可悲的真实性：在现实生活中，“稳妥”确实“往往是缓慢的同义语”，而像马而立这样因工作中的干练与麻利被视为毛毛燥燥、办事不稳的人又何在少数？人们的精神被异化，人们心目中判断事物的价值尺度已经颠倒。陆文夫说过：“我造墙的目的在于拆墙；造一堵有形的墙，拆一堵无形的墙，即拆掉那些紧紧困住我们的陈规陋习和那奥秘无穷的推拉扯皮。若干年来，我觉得到处都会碰上这堵无形的墙，弄得人一筹莫展，啼笑皆非。” 在这篇小说中陆文夫就是试图以嘲讽的方式，揭示现实生活中已经被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弊端，如臃肿机构中的慢性综合症、夸夸其谈的恶习、以貌取人的世俗偏见、无功请赏的鄙俗心理，并力图根除它们。可以说陆文夫的改革矛头是指向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的，与仅仅描写保守阻力的改革作品相比，他的思索显然要深入得多。改革小说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真正全面铺开后，逐渐减掉了它的锐气，作家们开始比较平和地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生活状况，改革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由于社会变革并未从此停止，因而这类题材的创作仍然不时出现，如远山、纯辉合作的中篇小说《反水》就是是一部反映九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作品。小说通过原附属“海峡集团”的“卓越公司”董事长凌锐在接管整个集团，出任总经理职务后，为了考虑集团的全局利益而损及自己一手建立的“卓越公司”，并因此与原来配合默契、亲如兄弟的助手欧阳凯及其他伙伴之间开始出现裂痕，最后双方分崩离析的过程，反映出当前改革问题的尖锐性与复杂性。在小说最后，经过艰难的整合，原来机构臃肿的“海峡集团”终于上了轨道，凌锐也如愿以偿步入政界，升任团省委书记；欧阳凯则在“反水”（脱离集团）后，成为“二十一世纪电脑公司”的总经理，带领一班弟兄使事业蒸蒸日上。所有人似乎都万事如意，但凌锐与欧阳凯之间的友谊却就此终结，而且两个人似乎也并无遗憾。新的经济组合使他们各自有了新的“朋友”，但读者却不禁为这种友谊的变迁而感到失落。另外，结尾交待了一个新的消息：欧阳的公司也有人“反水”了！离开的人正是当年坚决拥护欧阳与他并肩作战的伙伴。这看似无意的一笔，却显然暗示出在新的经济关系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无法用“信誉”、“友谊”等传统道德约束，“利益” 的比重才是决定一切关系的法码。在这篇小说中，改革主要阻力已经不再来自传统的保守派，而是同样积极参加这场改革的新人物们，因从不同角度考虑利益问题而产生了种种矛盾。这里已经很难简单地判别善与恶、正义与卑下，而只能在纷繁的快节奏中，见出人们复杂多样的思考与心态。另外，陆天明发表于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苍天在上》也是一部反映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作品，小说因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而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这一方面说明“反腐倡廉”口号的深入民心，另一方面也证明高科技媒体在当下社会的强大魅力。 -------- 文学视界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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