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创作的三大主题——土匪文学、商战文学、女性文学 |
||||
|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 杂文参考 → 教师随笔 手机版 | ||||
四川省教育学院中文系西。西昌学员 李万云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创作呈现出一个显著特点,即小说创作热点迭出和不断转移的波浪型发展。也许人们还记得,八十年代末,贾平凹陆续发表了<<白郎>>.、<<五魁>>和<<美穴地>>三个以土匪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姑且称之为土匪小说）一时引起寂寥文坛的注意。.进入九十年代后,土匪文学骤然成为小说创作上的一个热点。许多作家纷纷涉足这一领域，短短几年时间里，便涌现出一批土匪小说。 土匪文学成为十年代文坛的开山作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是人们生活感触最多，情感最复杂，却又表述最感困难的一段日子。商业浪潮再一次以迅猛之势席卷全国，社会意识形态处于剧烈震荡的状态，社会转型刚刚起步。人们普遍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精神困惑和迷惘，不知道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对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更不知道处在这样一个迷惘的时刻自已是否能够将心中的迷惘表述清楚。这一切，尤其明显地影响着作家的创作。一方面，市场经济急速转型把文学赖以生存的文学杂志业和出版业推到了狭弄堂里，严肃文学向何处去一时成了一个无奈的话题。尽管在这个话题里，说话者使用着相同的言语符号，似乎是在讨论着同一个问题;但事实上，说话者却混淆了九十年代文学，特别是世纪末文学与八十年代文学的差异，无视二者所处的社会和经济大背景的变化。所以很大程度上，作家受到这一话题的困惑。如何能不媚俗而又拥有读者成了世纪末的小说难题，这是艺术创作上的迷惘，其本质是对艺术表述缺乏自信.。同时这也是作家对生活中的变化感到迷惘他们不愿看到八十年代文学在经济上无忧无虑的现象就这样迅速消亡，但他们又欢迎九十年代文学在艺术上相对更加自由的状况越趋明朗.。于是，仅仅是为了满足作家个人的表述欲望，作家也必然的要在艺术手法上和题材选择上显示自己不同的偏爱和才情。.土匪小说因其具有极精彩的故事，极传奇的人物和极朦胧的感觉，而成为许多作家的首选之物。另一方面，迷惘虽说是人类的一种很有价值的精神现象，常常成为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的标志而出现；但是，处在这么一个迷惘时刻的作家却很难给予直接的写实性回答，这不仅是因为在时代发生重大变革之际，人们在原有秩序中形成的理想.、价值和道德被变化了的现实击碎这一事实该如何评价，尚需有历史的跨度来回答；而且也是因为在迷惘中寻觅这一精神现象真谛本身，不可能使作家逃脱生存荒谬的制约而去对现实生活中具体存在的迷惘现象进行艺术的表述。.于是，土匪文学作为一种情境假设.。同时满足了作家对话语禁忌和想象发指的要求。.作家可以在一个想象性的世界里，把自己在生活中感受到的种种迷惘的具体存在抽象成一种精神假设，即对迷惘的艺术化了的表述，从而在虚构人物之间的冲突和想象性世界里所发生的故事中，自然而然地以一种实在性姿态，展现出人的心灵一旦失去平衡后的迷惘。 由此，土匪小说虽在人物形象塑造和环境细部刻划上，呈现出作家创作个性的迥然各异和艺术风格的五彩缤纷，甚至在作品的表层主题上也各不相同；但在表述迷惘这一深层主题上却具有一致的底色。李晓是一位擅长表现悲剧美的作家。.他的<<民谣>>讲一个绰号“冲天炮”的土匪头子厌倦了江湖生涯。独自隐姓埋名在呼家圩当长工。然而，呼家圩不是世外桃源，可以容得下他以庄稼汉的身份马五藏身。周围的人们出于各自的利益，在他周围设置了种种阴谋和圈套。一个呼啸江湖的硬漢子被迫忍受东家的奸诈，小人刁难，老杨头的无赖和红姑娘的仇视，小心翼翼的在阴谋和圈套中生存下来。但是，当土匪前来骚扰时，马五却为了保护这些一直在排挤、利用他的人们而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尽管他以此振救了户家圩，但是呼家圩人只是恐惧地记住了他的土匪历史，毫不留情地出卖了他。马五的死是一个悲剧。以他曾是声振四方的土匪头子冲天炮，在身份暴露之后应该有所防范，但他却轻易地喝醉了酒而让人出卖了。这肯定不是他的一时疏忽。这个血性男也许真正感到了生存的迷惘。他想以自己的不备来取信于呼家玗人，即使为此而死也不足惜。然而，他还是没料到，他的死并不能唤醒呼家玗人的良心，最终使他成了少东家阴谋的牺牲品。小说给人一种对有价值的生命无价值的死去感到惋惜的审美冲击。贾平凹的《晚雨》，与《民谣》的异曲同工之处在于把土匪世界与世俗社会的虚伪、奸诈和凶险衬托出想象性土匪世界的真诚、守信和仁义，从而由人物从土匪世界回归世俗世界的遭遇中表述了人类精神迷惘这一主题。土匪天鉴冒名当上了县仿，身上的野性和性欲时时冲撞着官声的束缚，偏就因了这个而治理好了竺阳县。在草莽中，天鉴的人性充满了自然的野性和活力。然而，当他刚一动做官的念头，他最好的同伙小匪便为此而自杀来口。由此，作家揭示了天鉴为官的历史是人性一步步扭曲以至畸变的过程，深深地流露了作空对人性在历史中的作用感到的由衷迷惘，杨争光的《赌徒》，尤凤伟的《石门夜话》中的人物都为一个“想头”而活着。但作品却让人感到这想头具有某种抽象意义。作家实际上通过人物的基本生命形态去写了人的某种精神状态，所谓在一个想象力构设的虚设世界里，人物的行为便具有象征和隐喻的色彩，例如《石门夜话》里的二爷活在这个世上其实已没有什么目的要追求了。他不过是按照土匪世界的规矩活着，既离不开这啸聚山林的生活方式，以十分厌倦没有目的的的土匪生涯。于是，他只能把自己的全部才智用在睡一个女人的游戏上，而且二爷选择土匪的生活方式原只是为了惩罚不愿认他的亲生父母，所以，父母一死，他便失去了为匪的目的。迷惘的主题正是在这样的暗示中深藏在作品之中。 这一时期土匪文学中比较重要的作品还有《米》、《月色狰狞》、《十九间房》、《金龟》、《妩媚归途》等。等到一个文学新手须兰发表她的处女作《仿佛》时，这一文学现象已渐趋冷寂。随着社会转型初见端倪和市场经济开始运作，作家们已经从改革开放加大力度中寻找到了新的创作热点，这就是盛行至今的所谓“商战文学”。 如果就商战文学最初与改革文学有着某联系的话，那么，商战文学可以就是转型期文学中最能体现“转型”特征的热点文学之一。钟道新的《股票市场的迷走神经》是较早反映炒股有一种先天的嗜好，从而在s市股市创建初期靠炒股暴富起来，最后却又因内部消息骤变而输光。与这一故事行的是，作家还描写了s市股市在方市长和董一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由初创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这里出现了一有趣的对比：常锐由起点出发，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起点，但股市却从无到有，不断发情向前。作家对此显然未能从价值评判上作出应有的反应，那句“股票市场凭空塑造出许多中产阶级，又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毁掉”也苍白无力；因而，常锐失败后所显示出来的勇气就有些贴上去的感觉。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作家在创作思路上仍受改革文学的影响，从而在理性上确认对金融改革的歌颂态度，以至于无法把握股市和炒股中出现的某些现象诸如以权谋股、内幕交易和黑市买卖等等。正如董一在股市变得颠狂而无法控制时曾对方市长说：“我多次试图解剖市场，可它的内部充满了类似迷走神经似的东西。”迷走神经是一根由主干伸出、在全身乱窜的脑神经，公元二世纪的古希腊医生因在解剖时无法把所它而命名这篇小说，足见他对炒股现象和股票市场所感到的迷惘。无独有偶，毕淑敏的《原始股》写了职工内部股的认购。金鸟公司在发行股票时将一部份原始股上貢给主管部门北京某部。于是，部机关的全体职员在买不买原始股前百态毕露。如果说，钟道新还通过小说中的日本证券专家小岛之口，用“没有法律就没有违反”来为其不加评判地描写以劝谋股、内部交易和黑市买卖等等注脚；那么，在毕淑敏笔下，干脆不置一词的整个故事放在了对生活现实予以默认或者存在即合理的背景前,从而巧妙地回避了对金鸟公司上贡原始股这一明显的商战中的贿赂行为作出应有的评判。自然，作家有权在作品以保持叙述上的纯客观地位，不必也无须对作品中描写的所有现象作出直白外露的评判。但是，客观叙述与失去主观评判原本不是一回事。作家一方面在小说里塑造了一个改革派领导的形象栾德司长,从而把发行股票与九十年代改革深入开展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却也借小说男主人公沈展平之口，把溢价发行原始脱与资本原始积累相提并论，由此不难体味到某种隐匿在作家心灵深处的对发行股票和炒股现的迷惘。 尽管迷惘有引人们遁入空虚，但它首先却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的标志，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走出迷惘成了九十年代文学必须面对的一个主题。商战文学几乎是走出迷惘主题的最先涉足者。当作家试图用投入现在来走出迷惘时，他们实际上采用了两种不同的策略。一种如俞天白的《大上海漂浮》,基本上沿用了改革文学的思路，以对现实改革的高亢热情回避开这一精神现象。在这一结构宏大、白描勾勒的反映当代金融证券业的全景式画卷里，尽管也有金融证券业崛起改革的大波大潮，沈笑澜和罗宁、石成金、徐景杰之间的冲突即使到了掩卷处也未平息；尽管也有商界大战的风风火火,常如睇和紫巴黎们依然经受着方方面面的考验和挑战；但是，这一切在作家那里是早已成竹在胸的,无论是对过去历史的解释，还是对论实风浪的叙述，甚至是对未来远景的倾诉。这当然是一种走出去的方法尽管它让人感到太潇洒了些。而作家对“当代英雄式”人物沈笑澜的塑造，则让人看到其与改革文学的渊源关系。另一种则以清醒和平静的心态看取生活，或用真诚和爱情来化解精神上的迷惘。 种道新稍后发表的《单身贵族》，描写一群“单身贵族”们合伙倒卖女内衣出口的故事。许前飞与关莉从情欲的需要而成为情人到个自为生存的需要而分手两散，一切都遵循着商业社会的原则，而作家也不对这种追求个人生活得更好的实用精神多置一词，一切都在清醒和平静的心态下逐一描摹，令人有作家就生活在其中的感觉。何顿的《生活无罪》和《我不想事》也同样表现出对现实的这种态度。如果说，《生活无罪》中的画家“我”还有一个理想破灭走向现实的过程，那么在《我不想事》里就没有一个不是对物迷恋的俗人。令人注目的不是这么一群在迅速物化的时代里活得有滋有味的年轻人，而是作家对他们“野兽般啃嚼着生活”的平静叙述，不需要理解，也不需要认同或批判，一切都在冷静的观照之中，即使是画家“我”的下海挣钱，也没有丝毫的理想与现实的痛苦万状的冲突。显然，作家已经不在生活之外选择一个审视的制高点，从而陷入对现在的种种现象的迷惑不解和惘然无措的境界。作家用移入生活之中，坦然与实用精神和物化世界相安无事的态度，似乎令人诧异地走出了世纪末的精神迷惘。 女作家仿佛有着自己独特的走出迷惘的方法。张欣的《绝非偶然》、《伴你到黎明》、《首席》、《永远的徘徊》等一系列小说，描写了转型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商业混战现象，从模特儿、选美、广告到追过主人公表达了面对最终用一个药方来化解：真诚。自然，用真诚、爱情等来排解精神上的迷惘，不失为一种艺术化了的走出，但是否令人感到过于轻巧了些？这种情况，同样也存在于王小鹰的《我们曾经相爱》、毕淑敏的《女人之约》、《原始股》等作品，因而有理由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走出迷惘的方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商战文学开始出现比批判的眼光来描写；转型期的社会中某些特殊的商战现象。林哲的《梦里梦外》较早地反映了外商投资大陆热中的某些弊症。小说写一个台湾主持人阿飞来大陆发展的故事，明白地表露出作家对某些台商在大陆文化投机、低薪盘剥职员和纳妾玩女人等丑行的厌恶和批判心情。同时，作家通过台商阿飞在大陆的活动，也描绘出当前文艺界、学术界在商风四起中的窘态和陋相。这是否意味着商战文学在未来的岁月里的一种走出迷惘的决断？但就这部站说所达到的批判程度而言，仍然是一种温和的态度，即使和七十年代台湾文学中以王祯和等作家为代表的批判外商在台湾经济起飞时期的丑行和台湾人中的某些媚外心态的小说相比，其差距就更是显而易见的。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一种最明白无误走出迷惘。 当小说创作热点向历史题材转移时，是否意味着九十年代文学开始回视历史？事实上，作家们并未在此时发怀古之幽思。社会的急剧变化，生活的压力，均使作家们无法回避走出迷惘的困惑。所以，对历史的玩味，出发点是现在，归宿也是现在，印证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性力量。回避历史，也许是最好的精神拼板游戏。作家们精心的将被“转型”所击碎的玻璃残片重新拾缀在一起，虽然貌似破镜重圆，“复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实际上却凸现出那纵横交错，密如织网的裂纹。迷惘作为人类精神现象的价值性，就在于它是人们重新审视历史的先兆，恰如这无处不在的裂纹，填补着心灵失衡后的精神空缺。陈忠实的《白鹿原》中有一个终身不为官的知识分子朱先生，除了教书，偶尔在两个敌对阵营间为民奔走之外，一生中最大的功绩便是修撰县志。县志修好了，却没钱印。好不容易印成书，也不见有大影响。倒是那块封墓室小孔的砖头，上面刻写的“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折腾到何时为止”,成了传世惊骇之言。作家似乎以此来重新拼接这段历史，当然也无奈地与朱先生一样弥漫着历史轮回的精神迷惘：这种以民本或曰民间的历史观，是否能将破碎的历史复原如初？恐怕作家也自知这只是重新思考历史的一个假设，一个布满裂纹的假设。回眸历史的迷惘，同样也充盈着李锐的《旧址》。大概是巧合，作家营够的李氏大家族的最后一带男孩，竟然也是撰写历史的。 然而，当李京生来到故乡银城，面对空地上一块木牌“古槐双坊旧址”时，他已经无法找到老宅一丝丝旧日的踪影。他的知识分子的敏感使他明白，当历史需要反复的解释和说明时，当历史成为妩媚的导游小姐的职业性讲解词时，任谁写多少本史书又有多少用处？撰写历史的李京生最后跑到美国去打工洗碗，似乎隐喻着作家以知识分子的历史观来重新拼接历史的失败。裂纹在加深，作家在迷惘之中寻觅着世纪末迷惘的真谛，恰似李京生瞪视着洗碗时不小心打碎的一只碗。 与此同时，有一类着重思考人类生存状态的终极价值的小说逐渐蔚为风气。这类小说一般都具有一个极为生活感性状态的故事，但稍作细究，则不难发现这个故事与生活实际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作家实际上并不注重故事的客观现实性或历史客观性。他们只是在小说里借历史与人类生存状态的终极思想考赋于一个感性的外在形象。由此，可以把这类小说概括为生存小说。 生存文学一般不满足于对精神迷惘进行抽象意义上的现象叙述，而是不断地追究造成精神迷惘现象的那些已经破碎的理想、价值和道德究竟对人类生存状态起着怎样的作用，从而挖掘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荒谬状态，那人们失去了生存的终极价值日的，而只为了那些虚幻的、无意义的、违背准则的理想、价值和道德而活着。于是旦这些东西被击碎，被抛弃，人们便处于精神迷惘状态而开始关注起什么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终极人生价值.简言之.人类生存的终极价值无非就是人的生命价值,是人存形状的两极—生与死的关系,是弥漫于,由生到死、由死而生的人生过程中的人类之爱.生存文学正是以一种极其感性的形式诉述着对上述问题的沉重思考和深刻反省。 苏童的《妻妾成群》因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拥有大量读者.一般认为它叙述了中国女性在旧家庭中的地位问题,其实不然.小说表现的妻妾间的窝里斗故事有一定的隐喻性政治衍身作用，但其深层内核则具有探讨人类生存窘境的可能性。颂莲作为一个知识女性，进入陈家大宅以后一直试图做个局外人，但最终还是被身不由己地拖进了妻妾之争。这里存在着一个生存法则，人一旦进入这个环境就无法挣脱法则的束缚。 池莉的《凝眸》通过本世纪初青年学生二男二女的人生故事，追问了人生的终极意义。柳真清因避祸离家而参加红军，不期经历了红军内部的残酷斗争，亲眼目睹啸秋假借革命的名义雇佣土匪闷死严壮父。在大病一场之后，她回到了母亲身边，继续她曾经不满意的母亲办萃女校的人生道路。柳真清的一生可以说是走了一个圆圈。李晓的《叔叔阿姨大舅和我》在一定程度上与《凝眸》有异曲同工之妙。小说以皖南事变作为故事展开的玄机，从而在叙述故事时，不断地从现在这一叙述时间出发去探究发生在上述两个历史时间的事实以及对人类生存终极价值的思考。人生完全是一连串的“偶然”所构成。当年三个青年学生因抗日而一起参加新四军，但叶阿姨同样是为了抗日却“偶然”的投到国民党军队。大就因“偶然”而没有赢得叶阿姨的爱，杜叔叔因“偶然”而做了皖南事变的战俘，叶阿姨因“偶然”而参加审讯杜叔叔却又最终随战俘们一起逃出集中营而参加新四军。只有夏叔叔因“偶然”而一生坦途，在皖难事变前一个月调回苏北，娶叶阿姨为妻，最终当上大城市的副市长。所有这一切，都因政治对“偶然”持绝对判断而导致个人命运不同。因此，当杜叔叔几十年后相遇叶阿姨时，叶阿姨只能选择自杀。然而，叶阿姨和夏叔叔的死，却会在文革期间被批斗的大舅和杜叔叔羡慕。由此，作家否定了政治有可能成为人类生存终极价值。也许政治是人类获得终极价值的一种手段，却绝对不是生存终极价值本身，而每个人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对生与死的共同看法，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人类之忧，才可能成为人类生存的终极价值，才值得人们用生命为代价去追求 。余华的《活着》写一个叫福贵的败家子，再长长的人生道路上守着一份沉甸甸的亲情而活着，而那个赢了他家一百亩田的龙二,却为实现了发家目的而在土时被枪毙。那个和福贵一起被解放军俘虏的福生，虽然后来参加了解放军立了功而当上县长，似乎比福贵活得有价值得多，但文革一来却挨不过批斗而投井自杀。只有福贵，仅仅为了那份苦涩得令人心酸的亲情，顽强地生活着。即使在最后一个亲人死去，他仍然把那份无所寄托的伤心亲情给予了与他为伴的老牛。至此，作家实际上点明了人类生存的终极价值并不是生命之外的任何“身外之物”，而只在生命过程之中，在生命的延续所产生的那份亲情。 生存文学中最值得注意的还是那些取材于现实却又与现实保持相当距离的小说。铁凝的《对面》讲了一个窥视者和被窥视者的故事。小说中的“我”不断地处于被女人追求和追求女人而不可得的怪圈里，直到一个偶然的机缘窥视到对面宿舍楼里的一个体态很棒的女人才从怪圈里跳出。对面女人因面对一幢很久都没人居住的仓库而自由自在的生活着 ，象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袒露出女人的身体和私情。显然，作家有意识的将“我”和“对面女人”的生存状态作了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对比。在“我”的怪圈里，男人和女人始终是一场两性之战，只有胜者和败者，没有“我”渴求的爱情。而“对面女人”虽然丈夫在国外读博士，去不想出国当陪读夫人。她与高个子男人的恋情，在“我”的窥视中深化为灵肉的完美结合。矮个子男人的出现，“我”眼中的理想化爱情，以至恶作剧地将对面的私情暴光。对面女人因而选择了死 ，但死后却被报纸冠以安心国内甘当无名英雄等等。由此，作家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一个人的真实生存状态是最具有生命价值的，因而也是通向人类生存终极价值的唯一途径但它无法裸露地面对所有窥视者 ，只能躲藏在假象背后。人内生存的沉重感由此而凸现在每一个读者面前。 四川省教育学院中文系西。西昌学员 李万云 2001．8．20．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
·语文课件下载
| |||
|
『  点此察看与本文相关的其它文章』『 相关课件』『 相关教学视频|音像素材』
| ||||
| 【上一篇】【下一篇】【教师投稿】 | ||||
本站管理员：尹瑞文 微信：13958889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