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二十一世纪中国不能淡忘的精神旗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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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23日03:14 中国青年报 张兴祥 他用生命的全部光芒，划亮了充塞天地之间的黑暗和寂静。 在他身后，有我们整个民族的血污、苦难、彷徨与觉醒…… 他走了，留下了锋芒毕露的匕首和投枪！ 他走了，留下了铁骨铮铮的思想和精神！ 无法忘却的鲁迅 1936年10月19日，中国现代文坛的一颗巨星陨落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界之战士倒下了！！“赶快收敛，埋掉，拉倒”，“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他最后的遗言如是说。 然而，我们真能忘记他吗？我们能忘记他的痛苦、悲悯、沉重和梦寐吗？我们能忘记这位终身与孤独为伴、挥戈深入“无物之阵”、为张扬理性而作“绝望抗争”的精神战士吗？ 当纷纷扰扰的尘世一次次掀动生活的虚华，当此起彼伏的喧嚣毫无遮拦地淹没现代人脆弱的记忆，当浮躁、迷茫、虚妄和日益膨胀的物欲源源不断地充斥失去自控的心灵和大脑，当越来越多的灵魂游离于精神家园之外……鲁迅究竟使我们想起什么呢？他仅仅作为一个独异的“过客”而存在吗？如果不是，我们能否找到接近他的心灵通道，从而更好地把握人生的大义？ 张梦阳先生称鲁迅是“深邃探索人类精神现象的伟大思想家”，其思想是“以改变人的精神为宗旨的精神哲学与精神诗学”。1937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演讲中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王富仁先生对此作了独到的分析，认为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视鲁迅为现代中国的圣人，是从鲁迅思想对于中华民族及其精神发展的实际意义进行评价的，而鲁迅之为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原因在于他的最根本的精神素质，这个精神素质便是他彻底摆脱了传统的奴隶性格、具有真正独立的思想个性！显然，这些富有启示性的评价，可作为我们解读鲁迅的“多棱镜”。 从1913年4月鲁迅在《小说月报》发表第一篇创作小说《怀旧》开始，中国的鲁迅研究，特别是对鲁迅思想的研究，就一直是非常敏感、尖锐的。鲁迅以其犀利、深邃的洞察力，对以儒道释为主体构建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整体性的批判。正因为他敢于向旧文化营垒猛烈开火，从一开始，鲁迅就以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异端”登上中国的思想舞台。他被当时包括新文化界在内的一些人士的误解甚至歪曲、攻击，也就不难理解了。即使到了今日，鲁迅也未被中国的整个社会所接受，但是，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鲁迅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他对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历程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也是无可置疑的。 是的，我们无法忘却鲁迅，回避鲁迅，因为我们无法忘却鲁迅在那“毫无边际的荒原”上投下的深思与凝重的背影，更无法回避我们这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国民性：一个沉重的话题 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反复思考和探索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改革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其中，改造国民性是首要课题。因为，在反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封建专制主义压迫屡遭失败后，许多有识之士开始从本民族的文化思想、心理素质方面去寻找原因，并且几乎都在思想、精神领域内提出救国济民的主张。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十分重视中国的思想革命，把中国国民性的改造当作自己的第一要务。据许寿裳回忆，早在日本留学初期，鲁迅就在思考以下三个相关的命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实际上，鲁迅的许多小说，都是针对这三个命题进行诠释的，它们“多来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中国封建传统思想有着漫长的历史，它与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造成中国社会的野蛮、黑暗、麻木、愚昧、落后。由于把自己的生命依附于“异己势力”，无论是仕途通达的知识分子，还是生活在底层的平民百姓，都在现实中扮演同样的角色。对此，鲁迅深感痛心，他曾说：“中国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的确，人一旦丧失独立地位和独立品性，剩下的也许只有奴性了。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下，中国人极易产生欺弱怕强、自轻自贱、卑怯贪婪一类的奴性思想和苟活心理。鲁迅塑造的阿Q形象，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的“精神胜利法”，可以说是“国民劣根性”的活写真。更可怕的是，“精神胜利法”把中国人培养成奴隶的同时，还使他们“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民麻木、怯弱的精神状态中，还潜藏着一种自私、冷漠的灵魂，其结果是人的生命被完全漠视，群众成了“戏剧的看客，只知道咀嚼、鉴赏别人痛苦———它不仅使人津津有味地欣赏人间的喜剧和悲剧，而且心安理得地欣赏丑恶与残忍———这是一种完全扭曲变态的审美心理反应！ 正是对国民灵魂有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鲁迅不遗余力，全方位地展开对我们民族存在的劣根性的批判，他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为此，他把根除奴性、扫荡封建文化视为改造国民精神之根本任务，提出“立人”思想，即把“沙聚之邦”改造为“人国”。在他看来，只有健全的人性，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愚弱的状况，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因此，“20世纪之新精神”在于维护人的尊严，光耀人的生活，明白人生的真谛。他的“理想人性”就是彻底摆脱奴性、具有原属于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精神。 王瑶先生以为，鲁迅“并不满足于对国民性弱点的一般描述，他总是努力把解剖刀深入到这些弱点所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从而提示了它与吃人的封建等级制度之间的深刻联系”。不仅如此，鲁迅的真正目的还在于促进一种和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的民族精神的诞生。1936年，他在致尤炳圻的一封信中说得非常明白：“我们生于大陆……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如今，一个世纪过去了，鲁迅所思考的命题，依然光鲜如昨，当我们回味这位先驱振聋发聩的话语时，我们的内心实在无法轻松！ 鲁迅与21世纪中国的精神取向 近年来有一种呼声频频出现，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经一个世纪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我们终于扬眉吐气，满怀自信地迈向国际大舞台。那么，中国要全面走向世界，扩大在国际社会的影响，靠的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应该是中国人的国民素质，或者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众所周知，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汹涌而至以及“入世”步伐的临近，我国将进入一个全面竞争的时代。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将与国际经济全面接轨，而在信息化、知识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形势下，国际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素质的竞争。 然而，对照现实，我们不能不深感忧虑。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原所长资中筠先生在一篇访谈文章中指出：“在21世纪的竞争中，我们在生产、经济方面碰到的困难还是能够克服的，也是可以赶上去的，但十几亿人的状况不能不令人担忧。一代一代人成长得很快，但国民素质不用说与发达国家比，就是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不容乐观的。而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对国际竞争中人的素质考虑得不太多。”国民素质问题，说到底，还是“国民性”问题。如果说“国民性”是根茎的话，那么国民素质就是枝叶。而国民精神就是花果。有什么样的“国民性”，就会有什么样的国民素质，也就有什么样的国民精神。反过来说，我们的国民素质有待提高，恰恰说明根除困扰、阻碍我们民族进步“劣根性”的任务依然艰巨。 面对逼人的形势，我们重提鲁迅直面现实的精神，学习他的民族忧患意识、自强意识，也许不是“无的放矢”。鲁迅曾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作为华夏子孙，谁不希望自己的民族强大起来，谁不希望自己的民族不断进步？然而，只要睁开眼睛，对现实生活有所省察，我们就不会盲目乐观。从某种意义上说，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积极倡导的启蒙教育工作仍没有完成，进入21世纪，这个历史任务又一次严峻地摆到我们面前。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是的，我们民族要全面实现现代化，鲁迅将是不可淡忘的一面精神旗帜，这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显得尤为重要。正如黄侯兴先生所说：“鲁迅精神必将进一步激发全民族的觉醒与崛起，使这个古老的民族从此更加振作起来，在强手如林的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尚可以有为’的民族。”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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