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鲁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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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陆史 传略———鲁迅，原名为周树人，字为豫才。１８８１年出生于中国浙江省绍兴府，在南京考入矿务学校，产生对西学的兴趣，攻读自然科学。以后东流到东京，就读于弘文学院，毕业后曾就学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东京德语协会学校。 １９１７年归国①后，先后在浙江省内的师范学堂、绍兴中学等学校任理化学教师，其间作为作家的名声日高。五四文学运动之后，正当中国文学思潮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在北京同周作人、耿济之、沈雁冰等一起组织“文学研究会”，从事与郭沫若等浪漫主义文学相对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主编《语丝》杂志。与此同时，曾就任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长，以及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学校的讲师，后因参与学生运动被迫逃离北京。 １９２６年，南下任厦门大学教授。后任广东中山大学文科主任、教授等职。１９２７年辞去这一切职务，来到上海从事文学创作，同时主编名叫《萌芽月刊》的杂志。 从此，他的文学态度，日益转向左翼。１９３０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他参加并开展该联盟活动。正在这时，遭国民政府弹压，于１９３１年在上海被捕②。以后，不断受国民政府的干涉和蓝衣社的迫害，但他不顾这一切，不懈地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并开展反对国民政府的御用团体“中国作家协会”的斗争。１０月１９日上午５时２５分，在上海施高塔③自宅中逝世，亨年５６岁。 主要作品有《呐喊》、《彷徨》、《华盖集》、《中国小说史略》、等。 １９３３年６月初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和Ｍ走出饭馆，在一个十字路口的香烟铺里买了一张早报。我立刻被一排大号字体文字刺激得肌肉、神经发抖起来。我一口气读完了那则报道，那是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国民革命的元老之一杨杏佛被蓝衣社成员暗杀的消息。 我们俩走在满街森严地排列着法国工部局巡警的马路上，满背感触着巡警们的锐利的眼光，一路保持着沉默，来到了位于侣伴④路的书局。 一踏进书局的门，编辑Ｒ氏就给我们告诉了以下事实：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全世界的进步学者和作家准备汇集在上海，于当年８月召开一次支持中国文化的大会。对此国民党统治者感到恐惧，首先下手把进步作家阵营中的重要分子潘梓年（现在南京正被软禁之中）和现已故去⑤的女作家丁玲逮捕起来，把他们弄得下落不明。于是，以宋庆龄女士为中心的一批自由主义者和作家联盟，怀着同情心，发起了猛烈的营救运动。这一下可惹刺了国民党统治者的眼，他们就气急败坏地杀死了杨杏佛，另外还有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等，仅上海一地就有近３０名知名人士上了蓝衣社的黑名单。 此后过了三天，Ｒ氏和我乘坐汽车来到了万国殡仪社前。当我们行毕简单的烧香致哀之礼之后，刚一转身就发现了在两位年轻女子的陪同下正步入殡仪社的宋庆龄女士一行，以及和她们一起来的一位身着浅灰色长袍，外套黑色马褂的中年老人。他扶着安放在鲜花丛中的灵柩失声痛哭起来。我忽然认出他就是鲁迅，站在我身旁的Ｒ氏也说，他的确就是鲁迅。大约过１０分钟后，Ｒ氏把我引见给了鲁迅。 当时，Ｒ氏向鲁迅介绍说我是一个朝鲜青年，一向渴望有一个拜见先生的机会。在一位外国前辈面前，又是在那样一个场合我只能倍加谨慎和恭逊。这时，鲁迅先生再次握了握我的手。从此，他就成了我十分熟悉而亲近的朋友。 啊！当我接到他已以５６岁的生涯永逝于上海施高塔九号的讣告时，我就禁不住黯然流下了两行眼泪。然而，作为朝鲜的一个后辈，拿起这哀悼之笔的何止我一人呢。 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他所占有的位置：罗曼·罗兰曾说，“读完《阿Ｑ正传》之后，我依然禁不住替阿Ｑ的命运而担忧。”正像罗曼·罗兰所说的那样，为了理解现代中国文学之父鲁迅，我们不能不首先理解《阿Ｑ正传》。但是，如今中国的阿Ｑ们已不需要叫罗曼·罗兰为他们的命运担忧了。确有无数的阿Ｑ已从鲁迅那里学会了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开辟自己的前进道路。中国的所有劳动阶层都感觉到了南京路上的柏油路已在自己的脚底下震动着，哀悼这位属于他们自己的伟大文豪逝世的心灵，像黄浦滩上的红色波涛，一齐拥向施高塔路新村九号。 因此，考察一下阿Ｑ时代，随之了解了解鲁迅精神演变的三个阶段，以及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这从悼念鲁迅先生的意义上说，决不会是一种很无聊的事情。 在中国，要说小说，自古以来未能形成如今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完整的艺术形态。要说有，要不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也就是《红楼梦》这类，还有一些传记类而已。一般有教养的家庭的子弟是，因为受科举制度的祸害，只崇尚文言体的古文，至于白话小说之类的东西，他们认为是只有粗俗的人才干的，因而不从事写作的。同时，对所谓文坛而言，当时正统派的文学有，唐宋八家与八股文的混合体桐城派，追随思绮堂和袁随园派的四、六联体文，将黄山谷尊为始祖的江西派等等。这类文学只不过是以夸张、虚伪和阿谀模仿古典文学而已，它不具有创造新社会的任何力量，这是很容易推测而知的。在这样的氛围中，中国文学史上灿烂烽火的燃起，是从１９１５年创刊《新青年》杂志开始的。 该杂志创刊以后，当时还在美洲的胡适博士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在１９１７年的新年号上，提出了“文学革命论”的主张。陈独秀对此表示了赞成，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进步教授们又与之汇合在一起了。这时，为了阻止这一运动，那些守旧的古文家们曾使尽各种卑鄙的政治手段，但是自从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１９１８年的４月号以后，文学革命运动便迈开了实践的巨大步伐，古文家们则已不得不把那丑恶的尾巴隐藏起来了。过了若干年以后，鲁迅来到广东的时候，有一个青年在欢迎他的文章中兴奋地写到，当我奉读《狂人日记》的时候，历来不知道什么是文学的我，读着读着就激起了奇异的兴奋。因而，每当见到朋友时我就拿着笔问：你读过《狂人日记》没有？中国的文学现在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又曾想，我要走到马路上，拦住过往的人，向他们发表我的看法……（《鲁迅在广东》） 《狂人日记》是一部问题小说，它是以一个精神病人的日记形式写成的。其主人公是的确大胆而又明确地痛斥了旧中国封建社会的恶弊。他攻击自己周围的人当然是不在话下，尤其是更猛烈地攻击了自己的家庭。假如，家族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的话，那么它对大众造成的毒害有多大啊。以儒教流派的宗法及社会观念为统治思想的封建家族制度当然应该崩溃，但它依然没有被瓦解。狂人无情地痛斥了成为近代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障碍的那些旧道德、旧因习。下面转抄《狂人日记》中的一段话。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该小说在如此无情地揭露了社会的丑恶一面之后，最后用“救救孩子”这句话作了全篇的结尾，它暗示着建设未来时代的重任必须交给年轻一代手中。的确，“救救孩子”这句话，在思想上比“炸弹、宣言”更猛烈地震惊了当时还是“孩子”的中国青年。这样一部作品，又是用白话文写成的。从此，文学革命便真正可以高奏胜利凯歌了，这一功劳多半也应归于鲁迅。 继《狂人日记》之后，他又通过《新青年》杂志连续发表了《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等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在社会上曾引起争议，但此后自１９２１年北京《晨报》文学副刊连载那篇著名的《阿Ｑ正传》开始，鲁迅就一举成了大家公认的文坛上首屈一指的作家了。 同时，这些大作都是反映辛亥革命前后封建社会生活的，它们描写了封建社会具有怎样不可避免的必然要崩溃的特征，寓示了人们在新社会里应该怎样生活下去，而且最为真实地描写了当时的革命和革命思潮怎样表现在民众的心理和生活琐事之中。尤其是，他不仅拥有可以称得上是农民作家的，巧妙地描写农民的才能，而且在他的小说中没有一点叫主义流于概念或者显得生硬的地方。这不能不说明他是一位具有卓越技艺的作家。 另外，他的作品常常是把农民作为主人公的，虽然有时也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比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或者《阿Ｑ正传》中的阿Ｑ，但他们都具有一脉相通的性格。孔乙己是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因为落后于时代所以不能适合于任何工作，虽然具有高傲的神气，却没有营生的能力，结果沦落为讨饭人，欠酒店的酒债有１９个钱，一直记在粉板上，不知是何时下落不明地最终死去。做短工的破产农民阿Ｑ又是一个可笑的家伙，他曾高呼“革命、革命”，之后自己觉得那很有趣，在自我陶醉的兴头上想要加入一群“革命党”之中，但最后只是虚张声势一番，什么事也没有干成，恰在这时发生暴徒的打劫案件，他被误认为是其同党，“因他平时不检点的言行”而被枪毙。阿Ｑ的性格，当时在中国是无论是谁多少都带有的。也就是说，阿Ｑ或孔乙己的思想和行动都是即无知可笑又可怜怪异的。他们虽狡猾却没有一个确定的信念，虽愚弱却非常地傲慢。被人猛击一拳时，他连吭都不敢吭一声，但如果有人怜悯他，他的胆子就大起来，自以为人家不敢惹他，他便随心所欲地要加害人家了。鲁迅把这些，用他那现实主义的文章进行了揭露。这是鲁迅的创作特色。《阿Ｑ正传》刚一发表，当即就有一些不时与鲁迅关系不融洽的人出来嚷嚷，都以为是鲁迅故意以他为模特儿写的。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鲁迅的创作特色。 所以，当时的中国在时代上可以说是“阿Ｑ的时代”。鲁迅的《阿Ｑ正传》问世以后，以批评界为首的一般知识群，在平时的对话中经常使用“阿Ｑ相”、“阿Ｑ时代”一类的词语，这也是判断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位置的一个很好的材料。重新体味一下他作为作家的态度中一贯表现的鲁迅精神，这对我们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现在，我们朝鲜文坛的情形是，人人都在议论艺术与政治应该是混同在一起呢，还是相互分立的问题，这一问题看起来好像是已经有了结论，又好像是还没有解决似的。那么，像鲁迅那样有自己坚定信念的人，是究竟如何解决艺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呢？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得首先搞清楚他当作家的出发点。 鲁迅原来是想当医生的。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的缘故。当然，当时他的想法好像是，自己想做的事情是民族改良事业。因而，后来他在《呐喊》自序中写到： “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这当然是不愧为青年的鲁迅的浪漫的人道主义的激情，但这一美梦也最终被破裂了。“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 于是，他就不再为当时亡命于东京的中国人的机关刊物《浙江潮》、《河南》等撰写科学史，解释进化论了。他开始翻译起文学作品，先后翻译了曾援助希腊独立运动的拜伦，波兰的复仇诗人亚·密茨凯维奇，被西班牙政府处以死刑的菲律宾文人何塞·黎萨尔等人的作品。 在鲁迅的文学生涯中，这些翻译工作虽然仅仅属于最初时期的活动，但仍然可以窥见到它也是在他的一定的目的，即政治目的之下进行的。上面所说的《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这句话，也是他的理想的一个告白：要依靠纯朴的年轻一代建设新中国。这句话不仅在当时使普通青年觉悟到了自己肩负的沉重的责任，而且被广泛运用于把青年从有史以来几千年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的口号。而实际，从此以后在所有群众性的社会运动中，中国青年学生一直站在最前线，活泼大胆地进行了领导和组织工作。在那著名的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中，甚至在国民革命中，一直站在最前线领导大众的，正是那些青年学生。 所以，对鲁迅来说，艺术不仅不能是政治的奴隶，而且二者是即不能混同在一起，又不能相互分立的，艺术至少是政治的先驱者。正因为鲁迅创作了优秀的作品、进步的作品，所以文豪鲁迅的位子便不断高大起来，阿Ｑ也由此才得以诞生，不可一世的批评家们也不敢轻易地瞧不起他了。 这里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大概是１９２８年，从武汉逃到上海来组织“太阳社”的青年批评家钱杏村，因为当时恰巧是无产阶级文学论正高涨的时候，因而大胆地开始向鲁迅发动了进攻。据他所论，鲁迅的作品是非阶级性的，阿Ｑ身上哪有什么阶级性呢？ 的确，他的话是对的。在鲁迅的作品中，我们就是擦亮眼睛查看也找不出一点无产阶级的特性，这是事实。 但是，我们在评论一个人的作品时不能不考虑其时代背景。鲁迅在进行创作活动的当时，在中国是并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能下定义的那种无产阶级的，而且在当时是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治思潮也还处于分不清其界线的状态。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所谓国民革命，要说实话也是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对此，也是中国批评家之一的丙申说过这样一句有趣的话。 “不能因为他现在正支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把他‘五四’前后的作品也认定为是无产阶级文学。不过，把他称作优秀的农民作家是再恰当不过的……” 是的，这句话是比较正确的话。不能因为他是无产阶级作家，就把它当作玷污鲁迅的作家名誉的根据。问题是，他在创作上到底是抱着何等真实而明确的态度去进行写作的呢？让我引一下他所说的话。 “现存的左翼作家，能写出好的无产阶级文学来么？我想，也很难。这是因为现在的左翼作家还都是读书人———智识阶级，他们要写出现实的⑥实际来，是很不容易的缘故。有人⑦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说：‘作家之所描写，必得是自己经验过的么？’⑧他自答道，‘不必，因为他能够体察。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⑨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新社会⑩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无产阶级⑦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真实的现实⑦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现实⑦的脉搏的。” 他还接着说：“但是，虽是仅仅攻击旧社会的作品，倘若知不清缺点，看不透病根，也就有害，但可惜的是现在的作家，连革命的作家和批评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视现社会，知道它的底细，尤其是敌人的底细。随手举一个例罢，先前的某杂志⑦上，有一篇评论中国文学界的文章，将这分为三派，首先是创造社，作为无产阶级文学派，讲得很长，其次是语丝社，作为小资产阶级文学派，可就说得短了，第三是新月社，作为资产阶级文学派，却说得更短，到不了一页。这就在表明：这位青年批评家对于愈认为敌人的，就愈是无话可说，也就是愈没有细看。自然，我们看书，倘看反对的东西，总不如看同派的东西的舒服，爽快，有益，但倘是一个战斗者，我认为，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的。（中略—译者注）惟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的发展才有希望。我想，这是在现在环境下的作家，只要努力，还可以做得到的。只有这样才能创作真实的作品。⑦ 这简洁的几段话，就是文豪鲁迅对创作的看法。多么使我们足以刻骨铭心的寓示啊！可是，虽然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之父，是批评家在评论中一致地公认其地位的作家，但他作为作家的生涯实在是太短暂了。他于１９２６年３月⑦，最后写出叫《离婚》的作品之后，不得不告终焉作为教授，作为作家的辉煌生涯的时刻终于来临了。从此，他不是急于用手写作，而是急于用脚逃难了。 １９２６年，依附北洋军阀的安福派首领段祺瑞的政府下达了逮捕５０多名急进的左派教授和优秀知识分子的命令。我们的鲁迅是这５０名中的一人。那是１９２４年，国民党确定了联俄容共政策，翌年秋⑦鲍罗廷等人作为顾问来到了广东。在国民革命第一阶段的广东时期，形成了“全体国民的共同战线”，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包括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和国民的资产阶级。 所以，急进的教授们向教育部总长、军阀政府发起了冲锋。对这些新兴势力感到狼狈和恐惧的军阀政府，终于发布了逮捕这些教授和学生的命令，政府的卫兵竟开枪射击学生的游行队伍，制造了杀伤数百名男女学生的惨案。当时，鲁迅虽然避居于北京东交民巷公使馆区内的外国人医院或工厂里，时常得用凉水来充饥，但他依然给报刊杂志投稿，向军阀政府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尤其是其中据说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的那篇著名文章，叫段祺瑞瘫坐于椅子上了。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笔写的，有什么相干？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 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文坛上马克新·高尔基的鲁迅，从今以后不得不作为文化战士，开始了比昂利巴尔夫斯更为悲壮的生活。 如他所说，挨过最黑暗的５０天之后，他便逃离了北京。他应邀来到了厦门大学，但他知道那是大学经营者的阴险手段以后，便转赴广东中山大学去了。但是１９２６年⑦４月１５日，蒋介石发动军事政变，仅广东一省就有３千多名工人、农民和急进知识分子被拘捕。曾经被称为“革命战士”的鲁迅也不得不逃到上海去了。在这里，再一次使我们不是感到有趣，而是激起对他最大敬意的是下面的一段话。 ———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这是他写给嘲笑他的人的通信中的一节话。有人嘲笑他，他之所以保持沉默就是因为“恐怖”的缘故。这表明，至今依然是进化论者的他，从此扬弃自己的思想立场，进入了一个更加成熟的新阶段。我这么解释也不会是错的。 当他来到上海时，由于国民党发动了军事政变，这里已聚集了许多被革命军赶出来的年轻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随着日益高涨的“革命文学论”的呼声，离开实际政治行动路线的这些人就投枪而握笔了。他们血气方刚地在实际工作的经验中，虽取得了一些很坚实的成果，但有时由于自负的英雄主义招致了祸，因被杀戮而失败所激起的愤怒和那些极左的机会主义者向鲁迅发起了攻击。但是为了帮助那些人懂得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学，并懂得应该怎么去做，鲁迅以慈父般的爱抚，翻译介绍了普列汉诺夫、卢纳察尔斯基等人的文学理论和苏维埃的文艺政策，他想以此建设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在这过程中，曾叫嚷“如果不打倒鲁迅，在中国就不会产生无产阶级文学”的那些文学幼稚病患者自己却先倒下去了。现在，连鲁迅也最终离去了。 在这位伟大的中国文学家的灵位前，我默默地低头致哀。由于自己可恶的惰性，我不能清楚地描绘文豪鲁迅的形象，对此深感惭愧。本文只好至此结束。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朝鲜日报》（译自李陆史：《青葡萄》，汉城书林文化社１９７６年版） 注 释： ① 应为１９０９年归国。———译者注 ② 这是当年的一个谣传。———译者注 ③ 现名为山阴路。———译者注 ④ 疑为吕班路———译者注 ⑤ 这是当时的一个谣传。丁玲病逝于１９８６年。———译者注 ⑥ 应为“革命的”三个字。李南史在译文中对这类词多处进行了改动。———译者注 ⑦ 应为“日本的厨川白村”。———译者注 ⑧⑨ 引号为李陆史所加。———译者注 ⑩ 应为“无产阶级”。———译者注 ⑦⑦⑦ 应为“革命”。———译者注 ⑦ 应为“《列宁青年》”。———译者注 ⑦ 原译文如此。———译者注 ⑦ 应为１９２５年１１月。———译者注 ⑦ 应为１９２３年秋。———译者注 ⑦ 应为１９２７年。———译者注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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