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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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彦俊    

   

   鲁迅———中国生产的一位“东洋大文豪!”虽久闻其大名,但从未得到一个会面的机会。从他的文章、他的小说中得到的对他的印象是一个“冷酷的人”,或是一个“古怪的人”。他好像是一位握着手术刀,给每个遇到的人(当然,这些人都是患者)连麻药都不施就直接解剖其患部的怪医生。我知道,他看起来是那样的无情、怪异,但他的解剖术却是锐利、大胆的,是具有清醒理智的。他施行的解剖虽冷酷无情,但他那尖锐的手术刀所刺破的患处是,既疼痛又使人感到痛快的。我对这位怪人一向怀有好奇心,早已渴望能见他一面。5月19日,笔者拜托朱兄,前往中央研究院拜见他。鲁迅是宋庆龄、蔡元培等氏组织的民权保障同盟(以救护政治犯为目的的团体)的委员,该同盟的本部事务局就设在中央研究院内。据说鲁迅不定期地来这里办事,因而我们来到这儿拜访他。我向蔡元培氏询问了鲁迅的住处。他告诉我说,国民政府已下达了对他的通缉令(逮捕令),所以他的住处是绝对保密的。但蔡元培氏相信笔者的为人,遂悄悄告诉了他的秘密住处。说是他正避居于北四川路×××号某日本友人的密室里,过着亡命的生活。我就当即给他写封信提出了面见的要求。鲁迅复信说,他“虽避居度日,却随时有遭横祸的危险”,但若先生有什么要说的或要求,可用书面提出来。笔者再次去信请求秘密会见。结果,好不容易被约于22日在他的秘密住处会面。这样,笔者得以见到了久已想见的文豪鲁迅的面。

  

青服敝履的老农装束

  

我一来到鲁迅隐居的房子,先是由房子的主人,某日本人夫妇出来引见。当我走上鲁迅先生居住的二楼时,便有一位像仆人模样的老人迎接了我。他穿的衣服是乡村穷农们通常穿用的蓝色棉布衣裤,穿的鞋是用旧布缝制的,乍看上去像一位纯粹的乡村老农民。其蓝色布衣是褪了色的,头发则不知是好久没理的缘故,还是他的习惯原来就如此,已长至把耳根都给盖住,好像还落有灰尘,且又散乱。胡子也没有刮。觉得他是一位全然不顾修饰身子的人。他的寝具也是质素的中国式,连床上的被褥、帐子同样都是棉制品。他所使用的器皿也与中国下层人的一模一样,值钱的贵重品则一件也看不到。他的生活,已完全是无产阶级式的。他不仅用口、用笔为无产阶级呐喊,而且他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活即已无产阶级化了。据说,仅从上海各书店领得的其著作的稿费,每月就有二千元,欧美各国翻译他的小说所得的酬金,每月也达三四千元。像他这样一个作为中国唯一最高收入的作家,要想使他自己过一个豪华的生活并不会是很难的。然而,他却过着乡村老农式的生活。听说,他把自己的收入全都捐献给了文化运动团体。看来他居住的房间既是卧室和客厅,又是研究室和编辑室,而且还兼用生火做饭的厨房。卧床前摆着一张饭桌,其周围放有七把椅子,除此之外满屋都是书,筑成了一个书城。背对着黑黑的书城,他与我面对面坐了下来。

他那满是皱纹的额头,深深凹进去的双颊,已是半白的花白头发,刻画着其波澜重重的前半生。他的身材是连五尺都不到的矮个,他的胡子是只看一眼就能记住的,在中国人当中是少有的浓重的美髯。他在肉体上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找不出任何特别的地方。只不过是五尺高的这位矮个,就是大文豪鲁迅。

  

     

   我不是什么文士

  

笔者按中国式的礼节,以赞扬其文才的语调,开始了谈话。结果,他第一句话就回答说:“我不是什么文士,只不过是偶尔拿起笔写写文章罢了,不是什么文士。”

问:先生,您是怎样写起小说来的?

答:我在18岁那年,抱着建设中国海军的愿望,考入了南京水师学堂。那时,英美各国都用海军侵略着中国。目睹这些,我的青春的热血就激起了海军热。可是半年后,我就退出水师学堂,转入了矿务学堂。当时我想,国家的当务之急,首先是开发矿业,而不是建设海军。毕业后我又想,要使中国变成强国,首先得改良人种,把中国人变为强种人。于是,我到日本开始学医了。那时我又想,日本的维新就是从发展医学开始的。但是两年后,我在一部幻灯片里看到了一个中国人因为当了侦探而被枪毙的情景。这时我又想,必须提倡新文学,只有从精神上使中国复活才行。我抱着这种想法,又放弃医学,转向一边研究文艺,一边开始试写小说了。

问:那么,先生您认为文学具有伟大的力量吗?

答:是的,我认为它对唤醒大众是最为必要的技术之一。

问:先生您的创作方法是?答:我是写实主义者。只是把所见到的和所听到的如实地记述下来罢了。

问:听别人说,先生您是人道主义者,是这样吗?

答:不过,我是绝对地反对像托尔斯泰、甘地那样的人道主义的。我是主张战斗的。

问:在中国文坛上,具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作家是谁?

答:丁玲女士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我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写不出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品。我只能算是左翼方面的一个人。

他与外貌不大一样,是一位健谈的人。他在谈话时的态度是,好像同孩子们娓娓动听地交谈一样,充满着天真味,没有一点邪气。我被他那天真无邪的话语所陶醉,竟忘了记录他讲的话。至今留在我记忆中的是,《阿Q正传》中有关阿Q这个人物的谈话。他说,阿Q这个人物是生活在我自己故乡鲁镇的一个人作为模特的。他又指出,其实,阿Q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普通相,他是不仅在中国人之中,而且在其他任何民族之中也可以常常见得到的普遍相。当《阿Q正传》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意五国语,在世界文坛上正受欢迎的时候,中国文人们指责它是侮辱中国的作品,甚至说鲁迅是一个国贼。作为写实主义者的鲁迅,只不过是用忠实的笔杆子、冷酷无私的风格,如实地暴露了中国人的真相而已。

好长一段时间,我只倾听了他的谈话。他在谈话中,痛快地说破了中国的政局、知识阶级、世界××①等。留在我的记忆中的他的谈话内容是,痛骂了中国知识阶级的无力,尤其是用长时间骂到了主张民族主义的政治家和文人等。然后他说,“就像蒋介石已经不能领导中国革命一样,资产阶级文人的意识已经变成了虚无的梦幻”。就这样,他说破了资产阶级文人的没落,力陈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勃兴,表现了左翼文豪的本色。

笔者又提问了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我认为,人生就像人走路一样,一步又一步,一边前进一边架桥筑路,这就是人生应该做的事情。”

  

弱小民族的解放呢?

  

当笔者问到“弱小民族的解放呢?”这一问题时,他回答说:

“我认为,只有完成世界××②之时,各弱小民族也才能获得解放。”

我们的谈话还涉及到了法西斯主义、苏维埃俄国等。

他向笔者提问了朝鲜的情形。我回答说,用朝鲜文出版的书籍越来越少了,朝鲜的文艺,乃至整个文化,正在被××化③。听到这儿他就说,决不要为此而悲观。不管是日本文字也好,俄国文字也好,毫无关系。我倒干脆希望,在中国,中文被取消,不管它是英文还是法文,比中文更好的文字得到普及。他就这样驳斥了国粹主义。

至此,我们结束了谈话。我就与他告别,回到了家。

他特意嘱托我说,朝鲜文坛上哪一位都可以,请为我现在正筹办的叫《中国文坛》的刊物撰写文章,介绍介绍朝鲜文艺的历史和现状。我希望,文坛上的有志之士特意撰写一稿,介绍一下朝鲜文坛的情况。用朝鲜文也好,或者用外国文也行,用什么文字写都可以。只要寄给笔者,就可以转交给他。他还答应写些短篇文章投稿给《新东亚》。但是,自从蒋介石的法西斯暗杀团策划的左翼文士暗杀阴谋被揭露出来后,他正被亡命于某处。

笔者对文艺是门外汉。不懂文艺的笔者无法评论文豪的文艺,我只能用访问记介绍介绍他而已,恳望读者宽恕。

(译自朝鲜《新东亚》杂志1934年4月号)

  

注 释:

① 原文如此。从上下文判断“××”似为“革命”二字。———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似为“革命”二字。———译者注 

③ 原文如此。“××”似为“日本”二字。———译者注

  

     

   选自《鲁迅研究月刊》一九九八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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